“举世重交游”：宋代学子外出游学，会遇到什么风险？

游学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到了东汉士人游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游学成为结交手段，重在游不在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游学成为士人逃避现实、对抗黑暗和遥寄情感最好的活动。到了宋代，科举制兴盛，游学迎来了转折期。士人们为实现政治抱负，矢志不渝的读书、行路、漫游天下，并将建功立业与享受山水有机结合起来，获取入仕的捷径。

游学是古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透视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新视角。游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官学的选址、建筑以及空间布局都是在政府权力的主导下进行的。官学利用士人对儒家理想的追寻或对利禄功名的诉求，引导他们主动参与进来。

游学路途中的风险

古人认为出行是不寻常的事情，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到陌生的地方，遇到不可预料的危险便无法应对。宋人曾巩《读书》篇所谓“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摇。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形象地写出了游学生活的艰辛。士人游学在外，随时可能遭遇到来自疾病、“鬼神”、盗匪等各方面的威胁。

人在旅途，不免感染疾病，在宋代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记录，医书特别注重出游时可能出现的疾病情况。居家期间，一般病症或许很容易治疗，但游学在外，“医难寻”，即使极小的突发疾病也可能是致命的。由于交通工具落后，旅途时间漫长，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三五月，长途跋涉，在旅途中要是中毒，性命难保。

北宋士人已自觉的介入医学，专研医典，编纂医书，辑录成册，以备游学、宦游之需。部分士人甚至转入医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医”，但他们仍关注行旅中疾病相关的情况。除了养生之外，注意日常生活有可能遭受到的危险，内外双修，是北宋时期“儒者通医”广泛出现的原因之一。

同时，药品也是士人出外游学所必备的，《旅舍备要方》收录有各种丸散医方，这些专门的丸散药完全可以在当时散布各城镇的药铺中买到。一般情况下，士人游学途中突患疾病，寻医问药仍是他们或随行人员最普遍的选择。对于独自在旅舍或户外突遭疾病的游学士人，地方官也会让旅馆积极收治，花费钱财地方会报销。

官府以及社会的保护

北宋政府十分注重各地道路治安，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管理，并制定严格的法律条文，以期防患未然。尽管如此，旅途却并不平静。行旅之人的生命、财产依然可能受到来自盗贼、黑店、骗子甚至仆从的威胁。游学士人作为当时特殊的一类行旅群体，更是首当其冲。于是一些游学士人不得不主动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为了保证道路交通的治安，宋政府制定有相应的治安措施管理。但盗贼大多出没于山路或水路，易于隐蔽、逃脱，所以官府或军队很难将其彻底消灭。宋代旅舍业发达，遍布城乡，其中不免有心存歹念的店家，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宋代文学中最著名的黑店是孟州道母夜叉经营的十字坡酒店，表面上是经营酒食和歇宿业务，但却劫掠行旅之人，卖人肉馒头。

官府为强化地方治安，积极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所以，士人游学在外，在遭遇类似事件时，一般会主动报官，寻求官府的庇护。除此之外，游学士人们还主动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积极自救或救人。

士人游学的直接目的，即在于访求名师先贤，尊师重道是北宋士人之道德规范，范仲淹对晏殊即已首开其渐，遂成风尚。北宋时期，统治者崇信道教，真宗与徽宗更是众所周知的信仰道教。如此情势下，游学士人将与道士、隐士的交游视作一种时尚。儒释合流正成为一种潮流，宋代名儒均有出入佛老，博极群书，精研儒释道三教经典的学术经历，他们的示范无疑也刺激着游士与释道、隐士交游的热情。

游学的最终目的：结交人脉以及入仕

《学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于士人来说，他们在游学过程中必定与其他向学士人群体发生交集，展开交游，四方士人长期游学其间，共同读书、生活和娱乐，建立起深厚的同窗情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侣之谊一般并不牢靠，尤其在日后遭遇政治利益冲突时，他们完全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攻击或出卖“情契笃密”的学侣。

北宋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变革和动荡的年代，“举世重交游”是宋人在这样一个时代赖以立身进取的必然选择，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人游学是典型的社交行为，对于追求仕进的游士们来说，权势群体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大都在北宋政府中担任着重要官职，并通过“延誉”来为游士争取获取权势的机会。游士与权势群体的交游，主要表现在干谒、行卷、投贽等行为方式上。

行卷又称温卷，即士人以自认为得意之作送呈给对考核有影响力的权要的行为。延誉就是权势群体在同僚或朝廷中广泛赞誉行卷士人的才华如何出众，为他们科举合格大造舆论的行为。对默默无闻的游学士人来说，想要在人才济济的京师扬名立万十分困难，因此还有不少士人抱着“侥幸获解或及第”的心理，希望引起当权者的注意。

京师之地“文宗儒师”云集，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对士人学问上的熏陶弥足珍贵，人游学京师，若得名师指点自然是天赐良机，权势群体的另一重身份属性再次凸显出来。当然，其中不乏游士看重政治身份投机取巧，如王安石拜相期间，“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一朝罢相，顿时“人人讳道是门生”。

当交游遭遇政治，终究还是利益至上。事实上，该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唐代不同，北宋时期门阀制度衰落，寒庶士人阶层兴起，他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改变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家族的社会地位；一旦他们遭遇政治不测，那么伴随而来的，不只是个人的悲惨命运，可能还会面临家庭破裂，家族衰落的惨况。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对于他们而言，唯有明哲保身，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