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既不中产，也不普通，却是19世纪英国中产家庭象征

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女王是讨论度最高的君主之一。

她的身上似乎总有一种矛盾性：她外形娇小，身高只有1.55米，但统治大英帝国长达63年；她子女众多，成为“欧洲祖母”，无意中却把血友病基因扩散到欧洲各王室；她是高高在上的女王，然而后半生始终身着丧服，以“伤心孀妇”的形象示人。

在英国历史学家露西·沃斯利看来，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矛盾性：她既不中产，也不普通，但却成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从表面上看，维多利亚对外展示出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堪称当时英国中产家庭的范本。而身为一国君主的身份，又让她和真正的中产家庭之间有着鸿沟般的距离。

在新书《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主和女性的一生》中，露西·沃斯利从女王生平的角度出发，分析她的政治身份——女王，与家庭身份——女儿、母亲、妻子等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所在。

她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核心家庭的确呈现出诸多19世纪中产家庭的特征，这一点从她与阿尔伯特亲王的婚姻、抚育子女的方式、以及严谨的金钱观念上即可略见一斑。

但是，女王一家的“中产形象”中，既有真实的成分，也不乏“表演”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君主立宪制政体、19世纪的时代背景、维多利亚的个人成长经历等，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体”。

01 包办婚姻下的幸运儿：女王夫妇的“友爱婚姻”成为样板

在众多以维多利亚女王为主角的小说、传记、影视作品中，她和阿尔伯特的爱情故事都是最吸引眼球的主题。两人的结合被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一个是汉诺威王朝的小小五月花，一个是科堡家族玉树临风的王子。

少年时代的第一次见面，有钢琴曲、可爱小狗的陪伴，双方互有微妙的好感。第二次见面时，维多利亚迅速坠入爱河，她在花园里向阿尔伯特求婚，他激动地说了“Yes”，之后便是盛大的王室婚礼。

这一系列故事听下来，简直就是言情小说的标准情节。但是，他们的婚姻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传统的“包办婚姻”。

一方面，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维多利亚的结婚对象受到诸多限制，对方的门第、爵位、财富、家庭等都要接受重重考验，导致可选择范围十分狭窄。

另一方面，汉诺威王朝一直有与科堡联姻的传统，维多利亚幼时就懵懂地知道，她未来要和科堡的一位王子结婚，这位王子大概率就是阿尔伯特。

幸运的是，这桩包办婚姻没有落入同床异梦的窠臼，彼此的爱意让它变成了“友爱婚姻”。

所谓友爱婚姻，是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在《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提出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婚姻中除了名利、野心、金钱之外，夫妻还应该是对方的知心伴侣，“一方的快乐必因另一方的钟爱自己而加倍”。

到了19世纪时期，随着“骑士精神”的再度流行，以约翰·司各特为代表的英国小说家们，开始着力塑造“忠于家庭和妻子”的完美丈夫形象，婚姻中的忠诚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作为司各特小说的忠实拥趸，他们的婚姻也呈现出中产阶级友爱婚姻的许多特点。

在21年的婚姻期间，两人都鲜有绯闻传出，一改此前乔治王朝“私生子扎堆”“道德涣散”的糟糕风气。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描绘过这样的场景：“我们独自用餐、阅读、弹琴。”完全是一副琴瑟和谐、岁月静好的模样。

在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上，阿尔伯特是一个强调“参与感”的父亲。9位子女出生时，他都全程在场陪伴辛苦的妻子。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会陪伴孩子玩耍，给他们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这是相当少见的现象，却在不经意间迎合了中产阶级更加重视家庭生活的趋势。

每年到了圣诞节，是温莎城堡中最热闹的一段时期，女王夫妇和他们的一大堆孩子、家庭教师、男仆侍从等，在装饰一新的大厅中用餐、互赠礼物。充满欢乐气氛的圣诞场景是阿尔伯特用心营造的，也带动了英国民众的“效仿”。在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进一步拉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一张王室家庭油画上，女王夫妇的手指轻轻触碰在一起，围着他们的是年龄不同的几个孩子，洋溢着幸福的味道。这是当时体面、稳定中产家庭的标准画面，也是女王夫妇致力于展示的对外形象之一。

02 女性作为婚姻附属品：连女王也难以摆脱的性别桎梏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婚姻中有美满的一面，但是就像光明总是与暗影相伴，他们的家庭中也有一些不那么悦耳的音符，其中最显著的是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

从社会背景来看，19世纪时期，爱情虽然在中产家庭中占据一定位置，但夫妻的地位依然是不对等的：人们通常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而女性应当“顺从”。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风气，主要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

农业时代的家庭关系中，“男耕女织”的经济生产模式使得夫妻双方都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工业革命把大量男性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用来支持整个家庭，女性被要求退回家庭内部。

经济上的差异，影响了不同性别的话语权，女性在婚姻中更多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

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在《关于女王的花园》一文中就提出：

家应该是一个宁静的所在，女性的主要职责在于安排家事，丈夫则要为家庭提供庇护，并使妻子免受外部的危险和诱惑。

即便是贵为女王的维多利亚，也深受这一时代趋势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父亲早逝缺席、母亲管教严苛，使得她一直在寻找可以依赖的男性。阿尔伯特就是一个完美满足她期待的人：他博学、理智，善于打理财务，而且身材高大、相貌英俊。

两人相处过程中，阿尔伯特是“控制”的一方。维多利亚在日记中曾有这样的句子：

“女王已为人妻，和任何其他女性一样，她发誓服从她的老爷和主人。”

阿尔伯特也一直给妻子灌输诸如“我不行”“离开丈夫我什么都做不了”的理念，对维多利亚的服装、配饰、花销等都加以干涉。

作为妻子，维多利亚有自己的不得已之处，她承担着要生下继承人的重任。在结婚的前17年间，她都在重复“怀孕-生产-怀孕”的循环，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生育和抚养9个孩子上。政务在很长时间内都由摄政王，即阿尔伯特协助处理。

不过，考虑到维多利亚的成长环境十分孤单，她的性格中有蛮横、暴躁的部分，加之女王这一身份养成的发号施令习惯，这些与“顺从的妻子”这一要求是天然相冲的。因此，她和阿尔伯特的婚姻中也不乏争吵，有一位王室仆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女王夫妇也会吵架，也有过生气到大力摔门的时刻。

有争执、有控制、有快乐，是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婚姻的真实写照。

在阿尔伯特亲王42岁突然生病去世时，维多利亚的情绪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在日记里、和周围人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这样的信息：没有了他，我该怎样生活，该如何统治这个国家呢？阿尔伯特的爱和“控制”，已经渗入了她的骨髓。

03 “表演”混搭“真实”：中产外衣下的巧妙宣传手段

从爱情萌生、走入婚姻，再到孤独半生，我们从维多利亚的家庭生活中，可以窥见同时代中产阶级的影子。

他们追求充满爱意、彼此忠诚的家庭氛围，父母要亲力亲为照顾自己的子女，而不是丢给保姆、奶妈们了事，子女与父母间的情感羁绊进一步加深。

阿尔伯特亲王善于打理财务，在宫殿、土地的管理上很有一套，两人结婚几年后，不仅还清了维多利亚父亲去世时留下的一大笔债务，还有了30万英镑的积蓄。这种严谨的财务风格和中产阶层的金钱价值观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女王和家人们的许多举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一批体面中产人士的生活方式。

维多利亚女王在结婚仪式上，身穿奶油色的长裙，搭配头饰上的仿真橙花，这种略显“寒酸”的简洁朴素，引起了民众的纷纷效仿，“白色婚礼”一时蔚然成风。

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维多利亚女王几乎每年都会到意大利、法国等阳光充足的地区旅游，女王所到之处，英国民众就蜂拥而至。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维多利亚女王一家才被视为19世纪英国中产家庭的样板。然而，正如露西·沃斯利着重指出的，女王一家的生活虽然有中产阶的诸多特征，但他们仍然属于上流社会，他们的生活是普通人家，乃至多数体面中产家庭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在和丈夫单独相处时，他们的“单独”往往意味着周围还有更衣女仆、贴身侍从等的陪伴。女王的结婚礼服看似简朴，实则做工、材质都无可挑剔，价格非一般人所能承担。

女王每年的着装费一度高达6000英镑，当时一个家庭女教师的薪水才只有微薄的20磅左右。即使到了晚年，她一身黑色的丧服依然是精工细作的，搭配的钻饰等更是价值不菲。

因此，众人眼中的“低调简朴”，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较于女王这一特殊的身份，是相较于人们印象中“应当”华丽奢侈的王室风范。换句话说，女王一家“既不中产，也不普通”。

事实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所塑造出的“中产”形象，也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手段，掺杂着一定的“表演”成分。女王通过公开照片、画像、出版自己的日记集、公开露面等多种形式，让民众看到自己及家人的亲民一面，对于巩固君主立宪制度大有裨益。

人们看到身穿丧服、带着黑色寡妇软貌的老年维多利亚，会不由自主地把她和慈爱的祖母形象联系起来。维多利亚公开的日记集里，描绘了大量琐碎的生活场景，一杯热茶、一块暖暖的厚毯子，展示出女王也有如此简单的愉悦时刻。

这些都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女王与民众之间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

04 结语：时代塑造的“中产”女王，“普通”成就一段传奇

身处上流阶层，却成为“中产”女王，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矛盾所在，也是她的不平凡之处。

她所生活的19世纪之英国，处于经济结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巨变的时代，中产阶级在数量和财富上日渐崛起，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1832年，英国通过的《大改革法案》中，中产阶级在下议院中所占的席位比例进一步提升。

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系列举措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在她盛大的加冕典礼上，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仪式的除了贵族以外，还有500名来自下议院的议员。原本只对少数上流精英开放的“谒见女王”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富有的制造业大亨、金融家、医生、专业人士等的妻女。

作为一名19世纪的女性，维多利亚女王显然缺乏伊丽莎白一世的雷厉风行、强势独立。这部分是她的成长经历所致，也有当时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值普遍更低的缘故。从这一点来看，女王可以说是“普通”的。

但是，从善如流的维多利亚女王用自己的感性与睿智，打造出一个贴近中产阶层的“普通女性”形象，取得了良好的收效。她的低调、脆弱、伤感、偶尔的小欢喜，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也让有数百年历史的君主立宪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

正是她的这种“普通”，重新定义了一段英国历史，更把自己活成了真正的传奇。

参考资料：

1、露西·沃斯利，《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主和女性的一生》

2、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3、村上理子，《图说英国管家》

4、纪录片，《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子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