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怀柔还是自身信仰，蒙古大汗为何选择藏传佛教来维护统治？

自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晤开始，藏传佛教就依靠政治的力量正式传入蒙古族地区，历经几代蒙古大汗的大力推崇，凭借着其自身的优越性，逐渐成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并影响着蒙古人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弘传时期，后期在俺答汗的扶持下，在蒙古民众中逐渐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一支对蒙古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宗教力量。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使其在蒙古族地区的政治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其对汗权的影响上。它或巩固汗权，维护汗权正统性，或因王神分开，导致各地宗教力量各自为政，威胁汗权。从本质上来讲，藏传佛教与蒙古上层之间处于相互利用的关系。

怀柔西藏、统治本族以巩固汗权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蒙古族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了中原大地上割据一方的金、西夏等封建政权。蒙古族在统一过程中，通过用兵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方式初步了解到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1229 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即位，先破金后攻南宋。

窝阔台汗之子阔瑞王在授命率西路军南下进攻四川的途中同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藏族开始有了接触，并派遣军队前往西藏，运用军事威慑西藏的同时希望西藏派使者来蒙古商谈西藏和平归顺蒙古之事。1239 年阔端王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当多达纳波了解西藏的政治、宗教之后，建议阔端用武力和招抚的办法将西藏纳入统治之下。

最终阔端王决定邀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商谈归附事宜，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想要利用萨迦班智达的学识和威严统治西藏地区，以及想让萨迦班智达作为精神领袖在凉州一带大力发展藏传佛教，以恢复其对西夏故地的统治。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的推崇显然主要是一种政治策略，《元史释老传》云: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因其俗而柔其人”正是因为元统治阶级意识到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的重要地位和功能，因而利用其领袖以达到有效统一和管理西藏之目的，进而实现巩固蒙古统治之目的。

蒙古族利用宗教的这种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抵制汉文化的特殊作用，藏、蒙、汉三族文化相互抗衡，蒙古族地区既没有被相对先进发达的汉地文化所“汉化”，也没有全盘接受藏传佛教文化，而是在藏传佛教蒙古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蒙古族“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模式，大体上保留了蒙古特色的传统文化。借此，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加强了统治者对本民族的统治。

强化黄金家族汗统观

蒙古汗权作为古代蒙古族地区最高统治权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定型并延续下来的。《蒙古秘史》在记述成吉思汗的出生时写道：“右手握着碑石般一块血”，蒙古统治者将成吉思汗的权利解释为来自于长生天，以期推崇“汗权天授”，强调成吉思汗乃“天子”，则其后人也具“天子”才能和权力，从而抬高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的整体地位，以实现黄金家族汗统思想的正统性。

在蒙古族的早期传说中，成吉思汗无一例外是“天子”，代表腾格里行使权力，维护俗世政权安稳，以及代表天惩治反抗者。“汗权天授”思想在传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成吉思汗家族具有神圣起源的思想长期弥漫在蒙古族中，使成吉思汗家族被尊称为“黄金家族”，在蒙古政治历史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这一结果也正是建构“汗权天授”思想的目的。

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家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蒙古人思想和宗教历史观开始改变，在蒙文的史书中，成吉思汗“右手握着碑石般一块血”的记载已不多见。此时，统治者开始通过藏传佛教来神化自己的祖先。圣转轮王成吉思汗在整个南赡部洲远近闻名，成吉思汗的佛教出生说被提出来，成吉思汗被塑造成转轮圣王、金刚手的诞生。

达延汗即位后，“将萨满教的‘天命思想’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紧密联系，以宗教理论阐明黄金家族的正统性，从而在理论上把古老的萨满教的“天命思想”运用到封建世袭制上来，以此作为思想武器，确保黄金家族永久的汗位继承权利。达延汗去世，他的长孙博迪阿拉克汗即位。自此以后，形成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的嫡长子继承汗权的体制。

确定和维护汗权的合法性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此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钵盂传给了八思巴，年轻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1253 年，八思巴应召觐见忽必烈，此后他就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他以渊博的佛学知识、谦虚诚朴的品德，赢得了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皇室的信赖和崇敬，成功地使蒙古皇室接受了藏传佛教。

八思巴将忽必烈和藏传佛教巧妙地联系起来，上制造了一个把印度、西藏和蒙古一脉相承的法统，汉地、西夏、吐蕃和蒙古的王统并列起来，从而打破了儒家千年来宣扬的中原正统论，为蒙古统治者的合法统治构建出一套新的历史理论，为元朝的兴盛勾勒出神学依据。

按照达延汗时代确立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嫡长子后裔达延汗的嫡长子继承汗权的体制来看，东蒙古漠南西部的俺答汗只能被视作“潘屏”，此时蒙古各部汗权衰落，部族混战激烈。公元1578 年，俺答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察卜恰勒会面，南嘉措出于借助蒙古人势力的需要，根据蒙古当时的社会局面，宣扬佛教的“转世论”，在有蒙、藏、维、汉等各族人众多达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上，将“佛授转轮王权”授予俺答汗，以宗教的形式使俺答汗非嫡长子的身份合法化。

藏传佛教格鲁派把俺答汗同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联系在一起，既顺应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出了“天赋汗权”、“嫡长继承”的传统观念，以“佛授汗权”等宗教理论为俺答汗夺取汗权开道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