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千年的习俗——都江堰放水节，抗战时期放水节背后的历史意义

清明放水节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地都江堰市的民间习俗。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气——清明这一天，为庆祝一年一度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竣工和开始春耕等农业生产，当地百姓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放水节便是都江堰地区百姓为庆祝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竣工而举行的庆典仪式，放水节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又被称为祀水、放水礼、开水大典等。

公元前256年，秦国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决定“除水害，兴水利”。因此在岷江上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彻底根治了岷江水患，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都江堰水利工程自蜀郡太守李冰建成以来一直延用至今、历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当地官民恪守岁修制度。北宋时期正式形成了岁修制度和清明放水节的风俗，清明放水节真实再现了成都平原农耕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民俗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先贤、崇德报恩的优秀品质，具有弘扬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

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地区作为我们国家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成都平原的丰收与否也直接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粮食物质供应。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清明节，四川省主席张群亲自主持开水大典并参加一系列民俗活动，担任主祭祭祀李冰父子，表面上是四川最高当局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尊重。实际上，国民政府更是以都江堰放水节祭祀为契机，一方面检查评估上年度水利修缮的效果，同时促进和加强川中百姓的凝聚力和抗战积极性，因此都江堰放水节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都江堰岁修制度和清明放水节

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所以能够使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防洪灌溉功效，一方面是因为李冰父子设计之初能够做到因地制宜、选址科学、设计合理、施工缜密；另外一方面则是依靠当地官民坚持岁修制度（宋朝时期正式确立下来），在冬春季节等枯水期对都江堰水利工程堰体和河床进行维护和疏浚工作。才使得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润泽成都平原两千年而不衰。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悍大患则祀之”（《礼记.祭法》）。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那些曾经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很容易成为当地百姓崇拜祭祀的对象。久而久之，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便逐渐演变为某个区域乃至全国民众的保护神，这便是“生而有功于民，死后尊之为神”。成都平原地区百姓所产生的“二王”崇拜就是这个原因。

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封李冰父子各种称号。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统治者册封李冰为“大安王”，后又封为“广圣灵应王”。宋太祖时期，巴蜀地区曾经出现过一次大洪水，但是洪水被都江堰很好的排泄掉。宋太祖赵匡胤感念于李冰修建都江堰对于防洪灌溉的历史功绩，下诏加封李冰为“广济王”，并将都江堰旁的二王庙和伏龙观修缮一新。元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文宗进一步加封李冰为“圣德英惠王”。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皇帝册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并且要求当地官员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祀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从秦汉时期就逐步形成的官方祭祀活动，经过宋代时期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日趋成熟。

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李冰父子的贡献，每年在岁修完成之后，清明节前后都会举行一系列相关活动，包括官方祭祀和群众祭祀活动。官祭活动首先由主祭官宣读祭文，并献帛，献爵，献花，然后瞻仰二王庙。群众祭祀活动主要是拜谒二王庙，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放水节最为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在都江堰渠首鱼嘴分水工程处举行砍断连接杩槎的竹索、外江水流入经岁修完善后的内江的放水仪式。

抗战时期的清明放水节

民国时期，当时的清明放水节被称为开水大典。从民国时期每年参加都江堰开水大典的名单我们可以发现，都江堰清明开水大典在当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时任建设厅长卢作孚、专员嵇祖佑参加都江堰开水大典；1937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亲自参加都江堰开水典礼；1940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四川省一把手贺国光参与开水大典祭祀活动；1945年，四川省主席张群担任主祭官祭祀李冰父子并参加一系列活动；由此可见当时对于都江堰开水大典的重视程度。

在清明开水大典前，动员各相关部门筹备开水大典活动以及组织周边百姓观看开水典礼盛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每年冬春时节，省政府即下令要求都江堰灌区相关水利设施负责人疏浚维修，务必在清明开水前按期完成岁修工程，同时要求运输部门协调开水节期间的车辆调度，提前安排好“离堆公园临时站址及停车地点”，要求运输部门员工“办理该项运输事宜乃应尽之职责”，紧接着便是积极组织民众参加开水大典。

清明开水大典前几天，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先行率领专家团队抵达灌县（今都江堰市）会同都江堰工程处处长以及都江堰灌区涉及到的各县县长，开会商讨并拟定本年度都江堰岁修计划和配套设施修缮工作安排，同时对上年度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工作进行验收，确保开水大典时能够正常完成开堰放水，更是为了避免耽误新一年的春耕播种工作。

1945年4月5日，开水大典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当地的百姓也已经早早地等在都江堰渠首附近的伏龙观外。这是因为开水大典的首要事项就是在伏龙观祭祀李冰。上午10:00整，四川省主席张群作为主祭官出现在伏龙观大殿前，其他随行官员及当地官员则作为陪祭，案台之上摆着三牲太宰，祭祀官焚烛拈香，祭祀仪式十分隆重。到场群众和在场官员抬头注视着前方，张群站在正中间的最前方，面对李冰的神像，宣读祭文，其祭文全文如下：

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主祭官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恭率僚属，谨以少宰醴粢之仪，致祭于敷泽兴济通佑显惠襄护王之位前，告以文日:

惟王绩懋岷江，恩垂锦里。施排决之力，远绍禹功；开耕縟之源，丕承稷业。威灵曾闻誓水，食富遍在悉民。群等仰体先绪，思宏堰工；殚心力以图准，守准绳而勿替，兹逢开堰之际，虔申上祷之忱。伏愿俯鉴舆情，默施灵祐；务使川流顺轨，水不扬波;利溥平畴,年征大有。

尚享！

在伏龙观祭祀完李冰之后，张群率领随行官员和当地百姓走出伏龙观，经过人字堤，到达二王庙，祭祀李冰之子与历代治水有功之人。依然由张群担任祭典的主持，祭祀仪式与伏龙观祭祀李冰基本相同。个别细节此处不再赘言。

在完成隆重的祭祀仪式以后，开水大典即进入高潮部分——放水活动。到了正午时分，所有人都站在岸边等待，张群从二王庙走到都江堰江畔，站在江边下令开堰放水。听到指示后，早已准备好的工作人员随即鸣放三响礼炮，鼓乐吹响，燃放鞭炮，工人们一同砍断面前用于固定杩槎的绳索，同时嘴里大声喊着：“不要打坏良田，不要冲毁桥堰，安流顺轨，为民造福……”等吉祥祝福语，河滩上的人用力拉绳，一排排杩槎（都江堰岁修常用的传统工具，作为围堰起阻水作用）不一会儿便解体倒在江中。江水一涌而下流向成都平原，两岸的欢呼声震彻长空。

抗战时期重视放水节的历史意义

一、尊重民间习俗，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放水节在四川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祭祀李冰的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历经历朝历代的人们不断对李冰治水的神化，到唐宋元明清时期官方的不断加封李冰父子，清明放水节及祭祀活动早已成为成都平原地区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习俗。1945年的清明开水大典，四川省主席张群亲赴祭祀，祭奠了李冰父子以及历代治水功臣，并宣读祭文，这一过程本身便能体现出官方对蜀地民间习俗的关注与尊重。

而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如此重视清明开水大典，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通过开水祭祀活动传承历经千年的民俗文化。李冰负债在四川地区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因势利导，尊重民间习俗，给民众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时，都江堰开水大典是四川地区本土的历史文化，国民政府能保留旧俗并且沿用自古以来的祭祀章程，可以很好地保护蜀地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全力支援抗日战争

在二十世纪初期，“水利兴则国富强，水利坏则国贫弱”的观念便已经深入人心。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废直接影响着成都平原的经济命脉，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补给和稳定问题。因此，当时许多人都对都江堰的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议。有人认为应扩大都江堰灌溉面积，采用新式堰闸，在都江堰流域建设发电厂以提高经济效益；进而提高成都平原的农业水平和作物产量。有人则认为应遵循古法治水，不宜采用新式技术，更不能建设水电工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都江堰建设的极大关注。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在考察过都江堰后，留下的《视察都江堰水利后之意见》中提出：在尊重原有设计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材料以减少每年的岁修成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四川成为了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川事为一切问题之根本”，因此只有尽全力建设好四川地区，才能更好地支持抗日战争。但是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战，势力交错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国民政府的到来更是使得川蜀地区的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国民政府才如此重视都江堰开水大典这一在四川地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习俗。实际上是体现了当局对于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并以开水节为契机，借机检查四川各地的水利建设，从而更好地团结四川地区的百姓，坚定四川支援全国抗日战争的决心。

总结：

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是伴随着岁修制度而形成的重大民俗节日，历史悠久，意义重大，而且极具当地传统特色文化和历史传承价值，同时都江堰清明放水节还具有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文化内涵，因而在当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抗战时期，当时的四川成为我们国家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加强检查和促进四川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维护建设十分重要，同时可以通过兴修水利和保障农业生产起到稳定和团结四川地区的百姓和坚定抗日救国的决心，而都江堰开水大典这一当地特色传统文化风俗成为了民国政府与四川地区的百姓拉近距离的重要媒介。对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史记·河渠书》、《礼记.祭法》、《水经注》、《华阳国志》、《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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