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还是反对？晚清的知识分子如何评价义和团

庚子年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总是充满困难与危险。1900年，正是农历庚子年，人们并没有感受到新千禧年到来的新奇感，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却在商量共同出兵，向北京政府“兴师问罪”，中国人民和当时的清政府面临着极大地危险。

引起八国联军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国内的义和团运动。这场兴起于山东等地的民间排外运动，最后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直隶一带烽烟四起，清政府也昏招频出，利用义和团排外，最后招致外辱。当然，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向来虎视眈眈，不能因为义和团而否认其侵略行为。

正是基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质，古今中外，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向来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中国学界，一般在反帝爱国和封建迷信之间徘徊，所以中庸的角度讲要一分为二地看。现实中，因为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强调其爱国的一面多一些。但是在外国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则是极端恐慌，美国学者柯文在其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提到：“义和团，多年来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有关中国最可怕和最可恶的象征。”甚至一般人认为其是一个“恐怖团体”。后来随着西方学界“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再这么偏激，但是也不认可其“反帝爱国”的价值评判。

众说纷纭，但是可以说都是“后来之见”，至于亲历的人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需要认真的考察。

蔑视、担心以至于憎恨

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时，南方也不安定，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维新人士正在南方联系会党，准备“武力保皇”，试图再一次进行维新变法。 康有为、麦孟华、黄遵宪等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听说了北方的变动，显示出担忧害怕和愤怒。

当时的维新干将之一赵振，说义和团是一群“眩于端王之权力，惑于拳师之奇术，垂涎于人民之财帛”的乱民。赵振的评价非常不客气，在他看来，这些作乱的人，只不过是被端王载漪所迷惑，充满迷信的盗匪。麦孟华同样认为义和团是一群“愚民”，贸然排外非常野蛮，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的衰弱是“国政之腐败”，而只是一味憎恨外人。而“智者”不仅不以外人为仇，而反以外人为师。

这里，明显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义和团只不过是一帮迷信顽固的愚民 ，没有头脑，只知道暴力蛮干。岂不知中国的问题是在清政府，而不是外国人，而“智者”所要做的，应该是以广阔的胸怀，向西方学习，若是自己內政清明，怎么会有外辱来犯呢？这显然是有点书生意气了，甚至有为列强开脱之嫌。

除此之外，一部分人认为义和团的行为会招致外人的干涉，从而对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

浏览当时人留下的一些文字，能看到很多对义和团批评谩骂的记载。“毁人租界、杀人人民、戕人公使”，这是在说义和团对外国人的伤害，从而开始担忧列强“绞我国民之膏血，荡我国民之室家”，也就是说因为外人的损失从而招致外国的侵略，进而又赔款割地，尽受耻辱。所以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彼实即为国民之公敌。”

到目前为止，历史学界关于义和团招致外辱的说法始终没有定论，但是肯定的一点是义和团运动的确由于盲目的排外，导致了多个帝国侵略。但是此处当时的文人将其归为“国民之公敌”，或许有失公允，他们不仅仅是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去考虑，更是传统的旧知识分子的守旧保皇思想作祟，因为外人入侵，势必会打扰到他们的悠闲生活。之所以如此说，当时保皇派的领袖康有为的话说的非常清楚。

义和团运动有了苗头之后，康有为一再以“金田再起（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劝说当局尽力弹压。后来义和团活动范围扩大，康有为的评价是“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从而整个社会“危机遍伏，已可忧危”。康有为的想法再清楚不过了，他将义和团不仅看成太平天国第二，而且还拿历史上，造成秦亡的陈胜和起兵造反西晋的石勒做例子，说明义和团的性质在他看来和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朝廷的角度）没有什么区别，所谓其“国民公敌”之说更可能是情感的宣泄。

除了批评的声音之外，当时以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采取一种“看戏”的态度，所做评价没有很强的感情色彩，静看事态发展。

梁启超强调的是义和团所代表的民众运动对于列强侵略的阻挡作用。以前列强对于清政府非常傲慢轻蔑，动不动就恫吓威胁，甚至扬言将其废除。但是在义和团之后，由于清政府最初是支持义和团排外的（更多是利用，借义和团之手为自己出气），所以列请发现他们需要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从而借清政府完成对中国的掠夺。态度也较为温和，行事也不再太过于肆无忌惮。章太炎是一个民族主义很强的人，早期一直致力于革命事业，义和团的力量是他很高兴认为义和团推动了革命事业二等发展，即“自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梁启超和章太炎基本上认可义和团的一些正面意义，但是也没有表现出一定的支持或者反对情感，更是一种从事后冷静观察的状态。

当然还有支持同情的声音，这更多是一些青年留学生和比较激进二等报纸。他们往往处于青壮年时期，更为热血，具有很强的爱国民族感情，当时由于长时间的外辱，所以他们对于义和团杀死洋人的新闻格外兴奋。后来有的人听到清政府联手义和团对付外人，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指出义和团被慈禧利用，将来会遭到失败，非常惋惜。

其实，就当时人们的看法，总体上批评担心的声音居多，一部人旧文人，更多是传统的心理，从王朝的治乱兴衰出发，把其当做历史上的“流民作乱”加以抨击。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对列强的害怕，从而担心义和团盲目排外招致外辱，对其暴力行为非常不满，充满蔑视和知识人的清高。

撰稿/素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