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于李唐王朝：是抹黑者还是增光者？

杜甫之于李唐王朝：是抹黑者还是增光者？

丁启阵

杜甫像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文学要为政事为黎民服务的治国方略，按照作家要做自己所处时代的吹鼓手与欢呼者的文学家处世理论，按照作家必须传递“正能量”、稍微描写反映一下官府社会的负面情况便要受到限制、禁言以及更加严厉的制裁的律例，唐朝诗人杜甫，他的诗歌才华不是被扼杀在萌芽时期无人知晓，便是终身饱受来自民间、同行和官府朝廷的种种非议、钳禁乃至牢狱之苦。相比之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即：唐朝根本就不会有一个姓杜名甫字子美、被后世尊为“诗圣”的诗人。

杜甫实在是一个太爱吐槽的人，太爱宣扬“负能量”的人。自己两次考试失败，没能成为荣耀的进士，在长安奔波十多年没有找到工作，便把自己的生活描述得非常凄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自恃有才，牢骚满腹；因为献赋，参加特别安排的考试，得了个恩科进士，派他去云南做一个副县长（县尉），他居然嫌路远给拒绝了；改派担任在京城管理兵器仪仗之类物品仓库的胄曹参军，也是心怀不满，说什么自己勉强上任不过是为了挣点儿酒钱，是因为工作轻松自由，“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没有丁点感恩的意思。冒死逃出被安史乱军占领的长安，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投奔新皇帝的临时驻地，新皇帝念他忠心封了个左拾遗的职位，留在自己身边，可以说皇恩相当浩荡了。但是，他竟然忤逆皇上的旨意给豢养的门客卖官鬻爵、因为指挥不当折损了数十万朝廷军队的发小房琯说情。打入天牢立案审讯后，因为宰相张镐等人替他说情，皇上放他一马，让他继续做左拾遗。

只是有点冷落而已，杜甫在请假省亲的路上，不思悔改，反而写出了“三吏”“三别”的系列诗篇，对朝廷的征兵、复员军人待遇等各项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朝廷官员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探亲结束回到长安，调任华州（今天渭南华州区）司功参军，又不安心工作，抱怨公文太多工作辛苦、嫌天气炎热蚊子厉害，都写进诗歌里；当年关中地区因为战乱加天灾物价上涨，他便弃官不做，带着妻子儿女寻找能安居乐业的地方去了。在华州前后只待了一年，全然没有跟朝廷共克时艰的精神。辞官之后，漂泊西南，最后流落湖北湖南，一路之上，个人生活的各种困难，世态炎凉，所见所闻各种朝廷腐败、官员无能、社会黑暗、百姓疾苦，他都不厌其烦地写进诗歌。

而实际上，作为官宦世家子弟、自己也做过朝廷官员、享受豁免赋税劳役、长安洛阳两地都有土地房产的杜甫，即使是因为战乱漂泊西南、流落荆湘，一路上都是有在当地做官的亲戚朋友可以照顾他、接济他，甚至给他土地供他耕种，衣食无忧是常态，饥寒困顿都是暂时的。其中在成都、夔州（重庆奉节）过的是富裕地主阶级生活。但是，他的诗歌却给读者一个总是挣扎在苦难中的印象，就连宋代王安石都被他骗了，以为他“饿走半九州”。

普通读者记忆里最清楚、永不磨灭的印象无非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述的苦况，以为成都时期，杜甫一家住的是透风漏雨的茅草屋，过的是饥寒交迫的日子。殊不知，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居住的四五年，当地最高军政长官是他的金主，拨给他造屋栽种的土地，让他在幕府兼职挣钱。

有在当地做县级官员的亲戚给他送去造屋资金，有一批州县长官朋友给他提供生活用品。土地有多大面积，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栽种的果木有桃树、绵竹、桤木、松树、榉木、杨梅、李子、黄梅等，其中不乏树身高大、占地宽阔的乔木，单是桃树就多达一百棵，少说也得有二三十亩吧。要知道，那可是天府之国大都会近郊区，水土肥沃，出产丰富。正如杜甫自己在诗歌里所描述的，“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这是多么幽静舒适的住处！有时跟妻子在浣花溪中划划小船，有时跟妻子下下棋，有时看儿子们在清澈的溪水中游泳沐浴，有时找邻居隐士饮酒，有时沿江散步顺便观赏他人庭院里的花卉；所谓草堂，墙壁上有当时著名画家画的松树、骏马。

在夔州的两年更是阔气，当地长官一下子给他拨了四十亩宅基地、一百顷公田，给他居住，由他负责，同时有五六个土著奴仆归他差遣。杜甫一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不难想象。

就是这样终身沐浴李唐王朝皇恩的人，写诗的时候，却以黑李唐王朝为能事，缔造开元天宝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他敢批评他“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任命他为左拾遗的本朝皇帝唐肃宗李亨，他敢抖落他怕老婆的家丑，“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于权臣宠妃，他更是直接斥责，“关中小儿坏纪纲”；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发生沉船事故，他幸灾乐祸，加以嘲笑，却对船工没有溺水身亡表示欣喜。邻居寡妇，到自己院子里打点枣子吃，他表示同情之余都要联系到朝廷开疆拓土、搜刮百姓的政策制度上，加以批判。

一个国家，朝廷挥霍百姓穷饿、有人富裕有人贫寒，本是寻常情况，不足为奇。杜甫却恨之入骨，语出惊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妄议”一词，不足以形容杜甫诗歌议论朝政时事之夸张、激烈。受到后代文人交口称赞的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其实也是后人的曲解。取槐树嫩叶捣汁蒸制过水凉面，显然是一种廉价易得的民间小吃，杜甫煞有介事地做诗向皇帝推荐，我觉得不像是真的关心爱护皇帝，而相当于骗皇帝吃忆苦饭。其用心大概如同民间把菠菜说成红嘴绿鹦哥骗得皇帝爱吃差不多。菠菜是便宜货，“……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鲁迅《谈皇帝》）。

我有个观点：李白喜欢装阔，杜甫偏爱哭穷。

匪夷所思的是，李唐王朝始终就没有对杜甫的诗歌创作加以丝毫的干涉，由着他恣意“妄议”。

如此由着杜甫露才扬己，黑化王朝，不加以管束，是李唐统治者智商普遍偏低，还是神经特别大条呢？显然，两种皆非也，那是他们懂得计算利弊得失。《贞观政要》里记载过一件事情：有个御史大夫认为前朝的兴亡都跟乐曲有关，比如齐亡于《伴侣曲》，陈亡于《玉树后庭花》。意思是希望唐太宗李世民对音乐创作加以干预、对乐曲演奏进行筛选。但是遭到了李世民的否决。李世民的理由是：政治善恶跟礼乐无关，人的悲痛喜悦取决于心情，不取决于乐曲之悲欢。言外之意，国之存亡，不取决于音乐悲欢，而取决于民心好恶。

诗人不可能唱衰王朝，制度缺陷、帝王将相昏庸腐败才是瓦解王朝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唐太宗引用过荀子的民水君舟比喻并加以发挥。可见他深知获得民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人民“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心服”，水终将覆舟。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没有杜甫，李唐王朝及其元首会是怎样的一种境况：是更加光彩夺目，无可无不可，还是黯淡减色？

很显然，李唐王朝统治者选择的是最后一项。真是明智的选择。一点点情绪上的容忍，一点点面子上的退让，赢得的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王朝的美名。

一个时代是否伟大，不在于有多少人写过多少首赞美它的诗篇，不在于赞美之词有多么热烈多么肉麻——这类诗篇注定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而在于其当时是否有充分的包容能力，是否有充沛的生命活力，以及在后世是否有持久的魅力，令人向往，令人羡慕，令人思念；不在于文学家艺术家鼓吹欢呼时有多么卖力，声音有多么响亮，而在于他们有多少作品能够流传后世，不在于是否成立了多少隶属于朝廷官府的协会有多少编制，而在于有多少人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大放异彩。毫无疑问，杜甫是证明唐王朝心胸广大的有力论据之一，是李唐王朝之所以成就伟大之名的重要原因之一。古人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我认为，唐若无杜甫，唐诗将失去一半光泽。其实不光是杜甫，倘若李唐王朝只要对言论稍加管束，提点儿鼓与呼“正能量”的要求，删删帖，封封号，李白、王维、白居易等人也是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无法问世的。作为一代文学之盛、中国诗歌巅峰的唐诗，也就无从说起，李唐也就泯然众朝了。

2020-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