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灭亡既亡于战略也亡于执行

北宋仁宗的时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老百姓过的最好的时期。仁宗在位42年，但却是一位不怎么作为的皇帝，大事小事都让专业的官员去办理，而他悠闲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与大臣们浅唱低吟。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搞经济。老百姓也不担心官府的骚扰，不担心受穷。大臣提意见也不怕冲撞皇帝。所以社会的氛围比较开放。文化昌盛。更关键的是，他与辽国修睦，执行岁币政策。也就是拿钱买来了和平。虽然在传统的观点看来感觉很屈辱，但这笔账算起来，还是划算的。仁宗自己说：给钱虽然骚扰到百姓，但却是长期的事情，而一旦打仗，就会顿时引起凋敝，两害相权当然取其轻。

因为边境安定，内部祥和，日后有人回忆仁宗这个时期，写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边将没有战功，而官吏也没有什么作为。但社会却为之安宁，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最推崇的所谓无为而治的境界。仁宗不是没有打仗，他在位期间，西夏立国，照例必须要去打，可是打不赢，不但打不赢，因为西北的战事，也一度使辽国趁机骚扰边关。后来，解决方案还是给钱。

北宋社会稳定而且富裕，这点岁币支出，确实没有伤筋动骨。而对于辽国而言，他处于相对荒凉的地区，经济远不及宋朝发达。如果没有北宋这点岁币，确实只能靠打仗维持生计。既然拿了钱，那也乐得轻松。受北宋强大的文化感染，辽国其实也迅速的中国化，他们也没有当年那个马上民族的彪悍勇武的精神。既然坐着有钱拿，当然愿意相安无事。

仁宗同期的辽国道宗做太子的时候，其实混在使者的团队中来过宋朝，当时就被仁宗看出来了，但却不动声色，领着他参观内廷，见过皇后。最后等他离开的时候，仁宗才抓着道宗的手道破，他说我们宋辽是一家人，要记住我们之间的情谊，善待国人。仁宗死后，道宗大哭，道“四十二年不知兵矣”

说是这么说，但两国其实还是有心结的，心结就是之前丢失的所谓“燕云十八州”。宋之前五代十国中国大乱，当时被视为中国天然屏障的华北地区燕山山脉防线，陆续掉入契丹民族之手。这对于日后宋的防务而言，始终就是大患。宋开国之初，太宗皇帝想凭着当时新兴国家锐不可当的士气一举拿下这块国土。两次攻辽，结果大战最终不敌。太宗本人也遭受箭伤，也因此最终不治。宋对辽的攻势也至此结束，宋辽就此攻守异位。

历史上汉民族建国，始终不能摆脱北方民族的骚扰，所以一般建国之初，最盛之时都是对北方用兵为己任，也由此建立武功，有时候到了不惜穷兵默武的地步，比如汉武帝。唯独宋时期，最好的时候，却是放弃北方的。一方面，用钱赎买到和平，边患不足为害是一方面。而更关键的是，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一改之前中国重视武功的传统。

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恶果对于宋朝的统治者印象太深，加之宋朝开国皇帝也是通过黄袍加身的军事政变的方式获得政权，所以宋朝统治者对于将领的防范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北方民族顶多骚扰边境，而内部一个军事政变就能颠覆国家。所以从起初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决了军头们的威胁，而日后宋朝也刻意不重视武将。改唐朝的府兵制为募兵制，将军事力量抓在中央手上，尽量消除将领个人的权威。最终使将领没有造反的力量，但反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缺乏上下团结一致的训练和磨合，北宋的部队，虽然养兵花了国家不少财政，但也就剩下徒有其表，这从北宋灭亡前一些列的军事行动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国家承平已久，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官僚习气。使制度上弊病百出，而得不到修正。也逐渐导致财政上的问题，经济上发生困难。但北宋恰恰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讨论的国家，有范仲俺王安石一系列或温和或激进的官员进行制度改革，调整方针。还有一大批保守势力对改革的结果进行导正。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渐而就忘掉政策讨论的初衷，而进入党争意气用事的地步。之前，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虽然政见不同但还是朋友。后来，就搞的有点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意思。所以北宋很多制度上的努力没有使之更加进步，反而一步步的进入衰弱。

党争之祸，在于官员更加堕落。这时候，一个艺术品位极高的皇帝徽宗继位。徽宗皇帝趣味高雅，但很需要花钱。于是徽宗的用人标准也就剩下了，谁能帮他赚钱，以及谁能帮他把钱优雅的花掉。很不幸，这两种人物，都成了北宋王朝最坏事的官员。他们从根子上动摇了宋朝的基础。花样百出的敛财使财政凋敝，而所谓花石纲采买更是祸乱江南导致民怨。

所以北宋当时的问题是，他有统一的问题，他的经济发达，他的官员腐败，他的军事徒有其表，而皇帝好高骛远，大臣则揣摩上意，不惜欺上瞒下。日后看北宋末年已经是问题重重。有些地区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但对于京城而言，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遥远，皇帝建设他的艺术品味集大成的艮岳。一派祥和景象，谁会在乎千百里外被花石纲搞的不胜困扰的江南人方腊预备他的起义。

而就这样的此时此刻，却有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战略奇谋被酝酿出来了。以致皇帝在现实中除了建设他规模浩大的人间胜景知己，也想象到自己超越祖宗的不世奇功将会留下何等不得了的历史定位。

公元1111年，童贯代表徽宗皇帝出使辽国，童贯是太监，就有人批评阉人出使他国不祥。皇帝替他解释，说童贯立有军功，是辽国的皇帝指名想见他。童贯权倾一时，到底还是被人瞧不起。所以童想立功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辽国时候，一天有一位辽国人马植来拜访他。马是辽国的大户子弟，但宋史书上对这人毫无好感，认为他在辽国一定是闯了什么纰漏想从辽国脱身。马植拜访童贯，他问宋想不想要燕云十八州，想要的话他献了一个奇谋，他说宋不如与远在东北新起的金国联手，一起合击辽国。这个事情，童贯一听就很喜欢。建立功业，有的人就是想走捷径。童贯领马植一起回国。马植改名李良嗣。回国后，徽宗皇帝很喜欢这个想法，赐姓赵。于是可以说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人物赵良嗣就此登场。金与宋陆路隔绝。于是赵献策从海上过去。几经周折，宋还真与金联系上了。

关于联金攻辽的计策，宋朝内部其实是很多反对意见的。主要觉得辽和宋百年修好，基本无害。联合金去攻打辽是背叛之举。道义的问题还在其次，问题是，金比辽更像野蛮人，把一个相对和平的辽国去掉，然后直接面对一个野蛮勇猛的金才是真正的大患。而另一派的意见则是，燕云十八州是中国故土，夙愿已久。其次，即便不联合金，辽被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到时候还是要直接面对金。不如现在就合作起来，还能即可获得利益。后来赞成派大于反对派，联盟开始。

问题是，即便是宋开始与金联系。但之间，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导致宋在谈判过程要么是自顾不暇，要么就是意兴阑珊。再然后就是在很多枝节与文本上纠缠。两国商议合击辽国，这边金国一路所向披靡。而宋这边却迟迟没有动静，不是宋不想动，而是问题不断。比如内部发生方腊起义是意外的插曲。等到宋真准备出击的时候。结果还是被已经奄奄一息的辽国击溃。宋的战力自此在金面前暴露无遗。

当然，宋最终还是收复了燕京。这从谋划合作开始，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也与最初计划相之甚远。再接着，一年不到的时间。金国起兵攻打汴京，期间曲饶，也是经过一年时间，北宋被金灭亡，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掠走。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朝代，竟以这种方式灭亡，叫人唏嘘不已。

是的，我最近读的书是郭建龙先生的《汴京之围》，恰好我也在读明代陈邦瞻所撰的《宋史纪事本末》。郭先生的文笔浅显易懂，事无巨细娓娓道来。两者相互辅助，算是不错的阅读体验。

事

后看，李良嗣作为辽人，其实是不懂得大宋朝的体制与社会风气。他计谋的基础，应该是依据一个果断勇武的国家力量，既要积极进取，也要有合理的机能效率。李良嗣虽然历史评价不好，但总体而言，却是宋朝谈判代表中相对难得的尽职官员，他虽然不受金国人待见，但也算坚持岗位，据理力争。等到大功告成，李甚至想就此退隐，却被徽宗皇帝硬生生留任，这也导致一年后，作为大宋朝大祸临头的导火索，被处死。

毕竟没有马植之谋，金恐怕不会那么快识破宋的虚弱，灭辽之后，几乎马不停蹄灭宋。而宋，本就没有执行之力，就不该定出出乎能力的战略，问题是，这个能动员举国之力为皇帝建设艮岳的时代，繁花似锦，纸醉金迷。处于空前绝后的自信当中，

他怎么会觉得还有什么事情自己不能执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