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伯颜清廉自守，一个伯颜丧心病狂

忽必烈爱将伯颜元世祖忽必烈影视剧中的元顺帝影视剧中的权臣伯颜

元朝一前一后有两个伯颜，都是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前面这个伯颜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大臣，对元朝的建立和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面这个伯颜是元顺帝时期的权臣，擅权专政，倒行逆施，推行极端的民族压迫政策，加剧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根基。将两个人相比较，所以才有“成也伯颜，败也伯颜”之说。

元朝初年的伯颜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爱将，担任过中书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主管军事的部门二把手）等职务，是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他谋略深远，善于带兵用兵，号称“统二十万大军，如统一人”。1274年，伯颜率军30万进攻南宋，在丁家洲与南宋奸相贾似道率领的宋军展开决战，大败宋军，乘胜直逼南宋都城临安，迫使宋恭帝、谢太后归降，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元军占领临安后，伯颜下令封存国有府库账簿，指派专门机构管理。并严禁军士入城掳掠，胆敢违令者军法从事！

伯颜律己治军都极为严格，率军北归时，随身物品只有衣被，别无他物。回到朝廷，一字不说自己的功绩，深得朝廷上下敬重。后来伯颜又数次平定元朝内部叛乱，并受忽必烈遗命，扶立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对元朝初年政局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仁宗当政时，应儒学大师王约的请求，为伯颜在杭州建立了祠堂（忠武王庙，即元丞相伯颜祠也），姚靖在《西湖志》里写了建祠理由，就是伯颜进军临安城下，等着宋朝君主投降，没有妄动刀兵，屠戮百姓，杭州百姓为此建祠。

元顺帝时期的伯颜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在权臣燕铁木儿死后独揽大权，铲除燕铁木儿之子唐其势、塔剌海，毒杀皇后伯牙吾氏（燕铁木儿之女），震慑皇帝和百官，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朝堂威势，他的封号、官衔加在一起长达246个字，在元朝历代宰相中前所未有。他是蒙古贵族守旧派代表，曾对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汉人读书，实在太欺负人了。”

有一个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正中伯颜下怀，他逼迫皇帝下诏停止科举取士，把各地儒生的宿舍改为军营，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中央、地方部门的长官全部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堵塞汉族士人的晋升通道。后来因为广东、河南等地爆发起义，伯颜趁机下令汉族人不得拥有兵器、马匹，甚至连农用铁禾叉都被禁止使用，以防造反。

更过分的是，伯颜还提出过一个疯狂至极的想法，即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此来消除汉人“造反”的隐患。多亏元顺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他的这一罪恶想法才没有得以实施。伯颜的倒行逆施，最终引得天怒人怨，他的侄子脱脱与元顺帝联手，乘伯颜外出游猎之机发动政变，将其贬黜到外地。伯颜最终在流放途中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从伯颜身上，可以看出元朝民族压迫政策的深刻烙印。元朝建立伊始，就将治下的百姓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与契丹、女真等民族）与南人（即新征服的南方汉族），汉人、南人地位低下，受到的歧视、压迫较重。这种压迫是制度性的、长期性的，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但民间流传的一些极端说法，可能有杜撰演绎的成分，有以偏概全的现象。

比如流传的“汉人结婚，新娘的初夜权必须给蒙古人，导致汉人都会把第一个孩子摔死”这类说法，在元朝颁布的法令中没有此等条款，在正史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如果真有此等恶事，明朝编写的《元史》一定会有所记述，这更体现了推翻旧政权的合理性。而且真有此等政策，极其看重女子贞操的汉族百姓如何能够忍受，元朝可能早早就灭亡了。所以制度法令层面，元朝不可能有这种混账透顶的规定。但看了伯颜的行径，也不能排除在个别地方、个别蒙古贵族身上，会出现此等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