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为汉族士人办了件大好事

元仁宗元大都元仁宗雕像

元武宗病逝后，按照“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他的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于1311年4月7日登基称帝，史称元仁宗。元仁宗是一位推行仁政、有所作为的皇帝，大力推崇儒教，积极恢复科举制度，对中原文明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铲除皇后一党，避免了中原地区的文明转向。1307年2月2日，元成宗病逝，元朝政体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变化。皇后卜鲁罕出于掌控政权的私欲，与左丞相阿忽台秘密勾结，准备拥立元成宗的堂弟、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让他先进京辅政，皇后卜鲁罕临朝摄政，适当时机再让阿难答登基称帝。

阿难答是忽必烈的孙子，被封为安西王，他手下的军队及领地上的平民信奉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支15万人的伊斯兰大军。他还在封地设立宗教法庭，与元朝律例相对抗，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元成宗笃信佛教，对阿难答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碍于他实力强悍，也只能听之任之。可以预见，如果皇后卜鲁罕的计划成功，阿难答当了皇帝，元朝很可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原文明的发展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影响不可估量。

此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作为元成宗的侄子，和母亲答己一起来到了大都，他们是被皇后卜鲁罕不怀好意邀请来的，目的是想将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一网打尽，为阿难答登基铺好路。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老师李孟、右相哈剌哈孙的帮助下，提前动手，发动政变，一举拿下了卜鲁罕、阿难答、阿忽台等人，挫败了阿难答调动兵力、武力夺权的计划，为后来哥哥海山即位扫清了障碍，维护了元朝政体的稳定，为中原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恢复科举制度，赢取汉族士人之心。蒙古灭亡金、宋后，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元朝的官吏大多是由承袭制和封荫而来，大量汉族士人失去了“学成文武艺，献于帝王家”的机会，学问再多也没用了，这种环境影响了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科举考试毕竟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而且没有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元朝的官员队伍素质也日益低下，影响了行政效率。

元仁宗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执政后积极筹划恢复科举制度。针对考试内容的争论，他多方听取意见，最后确定科考重经学而轻文学，把朱熹集注的《四书》指定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把朱熹和其他人注释的《五经》作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样就确定了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也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

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1313年12月6日，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先在全国举行了乡试，一共录取了300人，然后在京城大都举行会试，从300人中选出100人，再参加在皇宫举行的殿试（廷试），最终录取了护都答儿、张起岩等56人为进士。这次科考效仿唐宋旧制，尊崇朱熹之学，史称“延祐复科”。“延祐复科”距离宋朝灭亡36年，距离金朝灭亡81年，汉族士人至此终于重新获得了正常的晋身途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

但是，为了不损害贵族阶层的承袭特权，维系现存的官僚体制，元朝始终把进士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元朝先后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1139人。元仁宗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有着文化、社会、政治的多重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社会精英的标准，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传承发展，激励汉族士人求学上进，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

编撰法典，翻译儒学经典，汲取治国经验。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非常大的困难，从忽必烈一直到元仁宗执政之前，元朝始终没能制定出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判案好多时候是依循旧例，法律体系非常不成熟。元仁宗执政后，汇编前朝律令条规，不断加以完善和系统化，初步完成了《大元通制》的初始编纂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复审，终于得以在元英宗朝发布。后人评价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

元仁宗喜欢汉文化，推崇历代中原贤明帝王的治国经验，他下令用蒙古文翻译出版了不少汉文著作，包括《尚书》《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也赞助出版了一些汉文著作，像《孝经》《烈女传》《春秋》《农桑辑要》等。有选择地刊印这些书籍，充分反映了元仁宗的实用主义目标，学习治国经验，倡导社会道德，发展农业生产，真的是煞费苦心！

元仁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可惜他遇上了一位很难缠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她与情人、权臣铁木迭儿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屡屡干涉朝政，弄得朝堂乌烟瘴气，推崇孝道的元仁宗虽然生气，但也拿母亲没办法。按照母亲和一些大臣的提议，元仁宗打破了叔侄相传的誓约，把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确立为皇太子，把哥哥的儿子和世放逐外地，从而导致了后来元朝长达二十年的政治混乱及宫廷斗争。1320正月，元仁宗在大都病逝，终年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