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盗贼？确定不是一强盗名字？恰恰相反，却是一名高官重臣

李义府,唐朝濠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他经李大亮、刘泊、马周等人的荐举进入朝廷后,官职不断升迁。又利用各种手段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不满。

中书令杜正伦尤其讨厌李义府,便暗地里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商量,设法查清李义府的罪恶活动,然后除掉他。可消息走漏,李义府秘密派人向高宗奏明此事,来个恶人先告状。高宗找来杜正伦与李义府,当面问询原委,二人争辩不休,互相攻击。唐高宗十分生气,各打他们五十大板,接着,杜正伦被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南)刺史,李义府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李友益被流放到峰州(今越南河内西北)。当时,高宗本想褊袒李义府,但朝中大臣多支持杜正伦,才不得不作了“两责之”的处罚。李义府虽被贬,仍受到武后的祖护,不到一年,便回到京城担任吏部尚书,而杜正伦则扔在一旁无人管。

一日,闲来无事,李义府偶翻贞观时修的《氏族志》,觉得自己的家族未列入志总甚是遗憾。于是,他将此事告诉武后,武后也感到《氏族志》有问题,应该重订。于是,由许敬宗、李义府主持重订工作,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李义府曾多次为其子向魏齐旧姓求婚,但是均未成功。出于个人恩怨,李义府请求武后下诏规定,旧有七姓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不得互为婚姻,并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

新修氏族志,对李义府来说,是济身于名门望族的关键一步。他曾自言本出于赵郡李氏,还常与诸李氏论亲疏远近,一些李姓子弟,也趋炎附势、附和苟合,称他叔祖的不在少数。当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时,本族给事中李崇德将李义府一支从赵郡李氏族谱中抹去。等李义府官复原职、重为宰相后,李义府毫不客气地加以报复,叫人罗织罪名,将李崇德下狱,迫其自杀。

李义府出身于寒微之家,深知民间疾苦,一旦当上官便翻脸不认人,干起盘剥百姓的罪恶勾当。李义府的母亲去世,他在乡丁忧一年后,又复起为司列太常伯、同东酉台三品。不久,李义府要改葬他的祖父,墓地选在永康陵的旁边。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光宗耀祖,装潢门面;二是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他示意附近各县调派丁夫、牛车为他祖父修建陵墓。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李孝节为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大批丁夫,昼夜不停地劳作。别的县令见了,谁也不敢得罪李义府,均起而效之。有些劳工苦于压力，很多竟累死在工地上。

这次声势浩大的迁葬活动,有出力的自然也有出物的。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为他送礼,赠送迁葬所需物品,一时间,赶来迁葬的车马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的道路上,人欢马叫,络绎不绝。高宗还下诏让“御史哭节”,以致“蠕媚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伦比者”,成了唐王朝以来王公大臣们从未有过的豪华葬礼。

在李义府居母丧期间,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风水先生,说李义府宅第有狱气”,需要花掉积钱两千万,才可以“厌胜”,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更加急切地收敛钱财,中饱私囊。

那时,高宗准许李义府初一、十五休假在家哭丧。但他并未把哀事放在心上,却利用这个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与杜元纪悄悄溜到东城,于凌晨登上左塚瞭望风水。此事被人发现,议论纷纷,推测他出来窥视星象,意欲图谋不轨。可李义府置人们议论于不顾,暗里继续敛财赎罪。他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他说:“我为你可求一官,数日后诏书便可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并向他索钱七十万。

李义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朝臣的义愤和高宗的恼怒。在他大修祖墓而糜费钱财时,武后也委婉地劝他:“你这样不体恤民力,实为自掘坟墓之举，一旦事发,我也无力保你了。”聚敛成性的李义府,却当作耳旁风,仍然一意孤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向高宗上表,揭发了李义府的种种罪恶。高宗命司空李勣和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共同督办此事,经过核查和对李义府本人反复拷问,所犯之罪属实。高宗这样做,是下了一定决心的,因为他的胆大妄为已危及到高宗的统治。高宗下诏将其官爵尽除,并长期流放。他的长子李津,专门倚仗其父权威为非作歹,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也被长期流放振州(今海南崖县西)。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等人,均被除名,长期流放廷州(今广西天峨东北)。李义府及全家受到应有的惩处,人们弹冠相庆，拍手称快。有人以民间说唱形式写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于大街小巷。所谓“铜山大贼”,是指李义府劫掠铜铁钱财,堆积如山。后遇朝廷大赦,但长期流放的人不在此列。李义府只好呆在寓所,忧愤成疾,死时才五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