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学平：《假的假的，武汉的经验为何难以复制》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句话现在又多了新的内涵。武汉人民的勇敢不仅在于能够勇敢的面对疫情病毒，而且在于面对弄虚作假，能够勇敢的把真实情况大声喊出来。那句“假的假的”，朴实无华，却充满力量。它如同利剑划破长空，割开了弄虚作假者编制的彩虹。用正义网的话说，“那一声‘假的’，打肿了官僚主义的脸”。

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看似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正如痛了就喊，不平则鸣，原本是人最基本的生理反应，也是人最原始的条件反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多的场合，真话实话被屏蔽，只留下了假话大话空话四处横行。说真话轻则可能被视为不识时务、不配合大局，重则可能面临各种不测的风险。于是，很多人谨小慎微的把真话憋进了肚子里面。

武汉的那几句“假的假的”，之所以能很快引起共鸣，是因为它给了人们酣畅淋漓的释放感。憋了有多久，释放的快感就会有多强烈。更何况，这是在对着中央指导组的高级别领导喊话。普通的吃瓜群众，平生哪有机会接近这等级别的领导，又哪有机会对着这等级别的领导大声喊屈？

幸运的是，武汉市中建开元公馆小区的居民们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打开窗帘，拿着高音喇叭，大声的道出了实情。更加幸运的是，这个声音不仅没有被屏蔽，相反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很快，有关方面派人对这个社区的3000多户居民逐一上门调查，问题诉求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大声表达，不仅能带来生理的快感，而且还能解决现实问题。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借机掀起了一股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评浪潮。如此圆满结局，让这个事件的居民们充满了英雄版的色彩，也因此鼓舞了很多人。不过，马上就有人撰文提醒民众切勿盲目效仿。

其实，这不是该不该盲目效仿的事，而是能不能重复效仿的事。原因是，武汉这件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是一系列因素的耦合，充满了偶然性和特殊性。一旦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类似的事情就不可能再重复出现。

先说天时。如果不是因为病毒将大家都禁锢在了家里，领导视察社区，是否还能有那么多居民在家见证真不好说。如果不是长时间隔离导致的普遍压抑，这样的声音会否被主旋律的声浪淹没更不好说。

再说地利。如果不是近距离的接触，这样的声音是否能够传播到领导耳中真不好说。如果不是武汉的特殊疫情和巨大牺牲，主流媒体和有关方面对武汉是否还会如此宽容、如此待见更不好说。

最后说人和。如果不是领导及时中止视察，要求调查实情，这个事情会否逆转真不好说。如果所涉及的事情不是配送蔬菜猪肉之类的琐碎小事，问题能否快速解决也不好说。如果不是由翠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物业公司的志愿者出面背锅接盘，这个事情能否会有如此圆满的结局更不好说。

这么多的不好说，充分揭示了这个事件极其难得的特殊语境。在正常情况下，领导视察小区，都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吃瓜群众即便“偶遇”也只会“感恩”，不可能大声抗议，更不可能拿着高音喇叭喊话。如果做了类似行为，更大的可能是被警方带走，以寻衅滋事之名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不是占据社交媒体的头条，甚至登上央视的新闻联播。

站在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武汉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具备了三个最根本的条件：在场、接触和接纳。对这三个条件的满足情况，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观察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尺。

民众只有在场，才能知晓经过，才能了解实情。为了创造民众在场的便利条件，现代政治采取的最重要手段是透明和公开。议员开会你可以不在议院，但你可以看电视直播；法院开庭你可以不在法院，但你可以看网络庭审直播。更多的透明，更少的隔阂，才可以让民众更多的在场。

最原始的接触方式当然是面对面，但现在逐步发展为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武汉的居民用高音喇叭克服距离对声音的阻隔，但我们更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去进行表达，这些现代媒介是更为有效、更为强大的高音喇叭，它们可以让我们的声音穿越物理的阻隔让领导听到。

领导要想倾听真话实话，就必须要善于走进最基层的群众，了解最真实的社情民意。接纳，主要是指接纳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有的领导不唯实，只唯上，那是因为他的官位和晋升是由上面决定的。《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学者鲍鹏山说，生气的人多了，社会就有救了。他不是告诫人们莫生气，而是提醒大家要生气。莫生气是滋补鸡汤，要生气才是救世良药。一个国家有人生气，这个国家才有生气。武汉事件把板子打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身上是对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需要继续追问，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又是什么？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武汉之声才不会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