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红妆更爱男装，唐朝女子为何如此“不守妇道”

2019年，一部《长安十二时辰》燃爆网络，该剧以精美的服化道和紧凑的剧情成为2019年影视圈的一匹黑马，该剧服装精美、妆容精致、贴近“史实”，正是在一群有多年研究经历的中国妆束复原团队的参与下，让我们目睹了一场近乎还原的大唐盛世。

在剧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位主要女子檀棋、闻染、王韫秀都曾身着男装。

檀棋、王韫秀、闻染

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唐代精美大剧《妖猫传》，在极乐之宴上，同样有许多着男装的女子。

由此可见，在唐代，女着男装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如果你认为这两部制作考究，贴近“史实”的影视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再拿出一点“硬货”！

1952年，西安东郊经五路附近发现一座墓穴，经专家考证，墓主人是玄宗时期大太监苏思勗（xu），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陶俑和保存完整的壁画，对于这些壁画，专家还闹出了笑话，北侧壁画中着男装的侍从，看上去貌似男性，经过仔细辨认却柳眉细眼、缕缕青丝、足登女鞋、婀娜多姿，竟然全是身穿男装的窈窕淑女。唐高祖李渊孙妇金乡公主墓中，也出土了两枚女性骑马狩猎陶俑，同样身穿男性装束，唐朝永泰公主棺椁上同样刻着女着男装的形象，洛阳还出土了女子着男装的陶骑俑，虽然身着男装，但面容、神态、动作仍透露出女性的妩媚。唐画家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九个骑马随行的女子中，有五人穿圆领袍衫、长裤、长靴，头裹幞头，这是典型的唐代男子服装。

《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刘肃《大唐新语·厘革 》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女着男装风气盛行“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最起码在初唐和盛唐时期，女子着男装已经非常流行了，而这种流行首先是从上流社会形成，并逐渐流传到民间。

女着男装现象，鲜见于封建社会

中国的礼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男女之别，提倡女性贞节，例如“男女授受不亲”、“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自西汉以来，儒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服饰作为儒学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的是等级和身份，体现的是男女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服侍上的僭越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把这种违反服饰制度的行为和灾异学说联系起来，预示着祸乱，称之为“服妖”，女子着男装，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

《礼记·内则》中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在礼法上严格规定了男女服饰的界限，尽管历史上也有女着男装的现象，但都是偶尔为之，大多是处于隐藏女性身份的目的，属于特例。据传，在中国历史上，开创女着男装先河的是夏桀的妃子妹喜，是为了讨夏桀的欢心，并没有流行起来，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礼教所不允许的，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举，是不能宽容的。在古装影视剧中，古代女子动辄女扮男装，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来一场妙不可言的爱情，这就有点瞎编乱造的嫌疑了，花木兰的故事没有在史书中得到证实，女扮男装12年，从士卒擢升到将军，竟然没有被人发现，其真实性严重值得怀疑。

唐朝怎么就成了另类？

女着男装在唐朝成为风尚，在中国封建历史的漫漫长河里，是极为少见的，这绝对是一个另类。

有人将唐朝比喻成“让中国女性的美像牡丹花一样肆意绽放的朝代！”，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外交流的发展，让唐朝百姓的生活多姿多彩起来，唐朝的服装也呈现出了艳美华丽、大胆新颖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是中国服装历史中最精彩的篇章，体现了唐代女子服装浓烈的名族风情和开创性意识，打破了传统思想，追求新奇之物，更是讲究以漏为美，多穿袒胸装，很好的将女子的丰腴之美展现出来。

如果说唐代妇女袒露的裙装充分展示了女性的人体美，是对传统文化一种反叛的话，那么唐代妇女身着男装，则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了。

要探讨唐代女着男装的现象，必须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相关的史料进行客观分析，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一，鲜卑遗风

鲜卑化的汉人贵族杨氏家族建立了隋王朝，李氏家族则紧随其后建立唐王朝，唐朝三代皇后均为鲜卑贵族，所以，唐王朝皇族之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鲜卑血统，而最初的鲜卑人自古具有推崇妇女的风俗。虽然迁入中原，接受汉化，但无论是文化还是生活方式依然保持着胡风，所以女性的地位依旧比较高，最终出现了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一大群极有权势的女性也涌现出来，像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这些女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较大的特权，甚至影响了政治走向，在婚姻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太平公主嫁过三次、安乐公主嫁过两次，连天子都可以接受寡妇，唐太宗的高阳公主和辩机和尚的故事传的也是风风雨雨，这些自由和特权都说明当时的中国是女权高涨的时期。

在古代，社会上的一切潮流上几乎都是皇宫贵族来引领的，而这些贵妇、嫔妃、宫女则成为各种时尚的风向标，说到女着男装的代表人物，首先想到的是政坛上两个厉害角色，武则天和女儿太平公主这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喜好男装，她们二人是唐朝女着男装的潮流引领者，或者说是全国妇女的偶像，当上皇帝后的武则天，穿的是男式龙袍，而不是特制的凤袍，想想看，每天和众多男性官员交流，武则天穿千娇百媚的女装显然是不合时宜，也无法显现皇家威严，所以武则天选择男装来淡化自己的性别，对于树立权威有很大帮助。

《新唐书·五行志》就详细描述了高宗家宴之上，太平公主身着紫衫、腰缠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佩戴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高宗、武后非但不生气，还打趣说“女儿家又不能当武官，你穿着这样干什么？”。这种着装方式逐渐走向民间，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天宝年间，有很多妇人穿着丈夫的衣衫、鞋袜和帽子，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见，当时的女着男装已经蔚然成风了。

出土的胡服女子马球陶俑

二、社会包容

隋唐之前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多个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唐朝奉行开放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据史书记载，被俘的少数民族、仰慕或避难的酋长、逐利的商人、传教的僧侣、买卖的奴隶，数量多的惊人，仅唐初从突厥等地就流入120万胡人，流入中原的突厥部众就达数十万人，而唐初中原人口才不足千万人，陈寅恪曾言“唐朝大有胡气”，随着外族的涌入，各种文化纷涌而入，各类艺术形式空前发展，甚至出现了儒、释、道三种思想共生共存的盛况，很多胡人的东西以其独特魅力，迎合了当时社会上的时髦心理，而胡服新奇漂亮，比宽大的汉服更适合劳作运动，这也为女性服饰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随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休闲娱乐活动也成了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一部分，这些娱乐活动有荡秋千、射粉团、踏青、郊游、拔河、击球、蹴鞠、骑射等，而唐代妇女行动自由、礼节宽松、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力，尤其是盛唐时期，女性抛头露面，像男人一样参与各种活动，武则天君临天下，公主们野心勃勃，后宫女官们参预朝政，比如杨国忠和虢国夫人并辔走马入朝，安禄山和杨贵妃共同用膳、通宵嬉戏，韦皇后和武三思同坐御床下棋，中宗在一旁点筹，皇室贵族无所顾忌，寻常百姓家也就没什么约束了，这都为女性获得更多自由权带来了便利，后世出土的唐女骑马俑、游春图都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在各种娱乐活动上，女性成为一支积极的参与者，她们能和男人一样打马球、踢蹴鞠，此时，宽大、飘逸的女装自然不能上阵，那么，束腰的男装或者小袖袍、系腰带的胡服就非常适合参加娱乐活动了，马球场上，女子们纵马驰骋、飒爽英姿，宛若天马流星，从容不迫的为你展现出独一无二的大唐盛世。

三、标新立异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自古以来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则是追求美的更高一个层次，唐朝女子在服饰的改变上是有目共睹的。

唐代女子着男装，不是简单的将男装一成不变的拿来而已，她们往往保留部分的女性元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混搭风”，唐代壁画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她们往往在常见的男式袍服下面穿一条条纹裤或者是女式便鞋，例如新城公主墓室壁画中的侍女，黄色袍服下就露出条纹的裤脚，足上穿了一双浅色线鞋，而条纹裤则是唐代宫廷女子常穿的下衣。

除了服装，男装女子在化妆和装饰方面也是费尽心思，唐初，男装侍女多是淡妆、衣着朴素，而到了盛唐时期，男装侍女开始浓妆艳抹，花团锦簇，和这个时代的发展亦步亦趋，发型上也开始多变起来，角状发髻、丫髻、圆髻、双髻、高髻，这些与众不同的装扮更加吸引眼球。

梳不同髻的男装侍女

服饰是任何一个朝代最为形象、直观的“活化石”，唐朝的灿烂文明同样离不开服饰的衬托，求新求异的精神伴随着盛唐的强大也日益明显，而女着男装的现象正好满足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子的需要，有强势女性做表率，有佛教思想当支撑，再加上民族融合形成的开放风气，以及对外交往的频繁，对内态度的宽松，让女着男装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女子身着男装、露髻驰骋的活泼俏丽形象正是大唐盛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随着后唐时代的衰弱，这种开放的风气逐渐被扼杀，当封建礼教思想再次“一统江湖”之后，女着男装的情况就消失不见了，她犹如昙花一现，点缀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最闪耀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