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刀王五密谋劫法场，为何没成功救下谭嗣同？

文丨舞雩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烈日高照下的刑场上人山人海。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日子之一，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等维新变法志士即将在这里被处斩，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等人可能绝不会想到，他们死后将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他们的家人不敢当天去收尸。

六人作为乱党被处死，他们的家人、亲戚等亲属，包括朋友、同僚都恐被株连被杀，不是划清界限、就是逃匿而走。

跑还来不及，哪还敢当天去收尸。即使要收尸，也要等数天以后。

特别重情义的当然也有，比如林旭的妻子沈鹊，她是沈葆桢的孙女，也是林则徐的重外孙女，面对丈夫的牺牲，年仅24岁的沈鹊难掩悲痛，毅然要去刑场为丈夫收尸。

她的举动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而没能成行。

最后，还是福建的叔父进京收尸，将林旭的遗体运回福州老家安葬。如果是从福州进京，无论走水路还是陆路，最快也要半个月。

由此可以推断，林旭很可能是六人中曝尸时间最长的。

收尸时，遗体估计已经严重腐烂，全身遍生蛆虫。

而有史料称，康有为曾委托英国人李提摩太帮助收尸，但那时李提摩太并不在北京。

所以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曝尸两天后，才由广仁善堂的人员收尸、装殓，并葬于郊外。

广仁善堂，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公益事业机构。由他们出面收尸，或许麻烦小很多。

给杨深秀收尸的则是一位山西老乡，杨锐、刘光第两位也是被老乡收尸的。

这些史料都有记载，并无太多疑问，真正有问题的便是谭嗣同。

有说法是，大刀王五为朋友两肋插刀，深夜独自一人为谭嗣同收尸。但此说法并不准确。

谭嗣同生前与大刀王五就是好友，二人相识于1875年，彼时大刀王五已是源顺镖局的老板，他不仅教授谭嗣同刀剑之法，还安排武师免费给谭嗣同当保镖。

事实上，在北京期间，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全靠大刀王五接济。

在得知谭嗣同要被处斩时，大刀王五与弟兄们曾埋伏在宣武门，试图劫囚车，解救谭嗣同。

但因囚车路线临时更改，大刀王五的营救计划落空。

至于参与人员，首先，与大刀王五劫囚车的有一个武林高手，此人名叫胡七，擅长通臂拳，号称通臂猿。

此人曾写有《胡七回忆录》，不仅记载了他与大刀王五密谋劫囚车的计划，还以现场目击者的身份回忆了谭嗣同的就义经过。

根据《胡七回忆录》记载，他们站是在王麻子屋顶上目睹了“戊戌六君子”处斩的全过程。

这说明，大刀王五与胡七虽然劫囚车没有成功，但还是看到了谭嗣同被杀。

而晚间为谭嗣同收尸的也不止是大刀王五与胡七。

在谭嗣同被杀后，大刀王五与胡七等人又回到曾经劝说谭嗣同逃跑的浏阳会馆，将刑场见闻告知谭嗣同的老乡与好友。

待到深夜，应该是在浏阳会馆老长班刘凤池的带领下，与大刀王五、胡七，谭嗣同生前的两位随从罗升、胡理臣等人一起，用草席将谭嗣同的遗体裹好，运回浏阳会馆，装棺入殓。

所以纵观为谭嗣同处理后事的全过程，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应是起到了决策作用，因为他身为会馆负责人，德高望重，有定海神针的效果。

而大刀王五很可能是具体执行者，出力又出钱，因为他还是镖局的老板，出钱应该是最多的。

其他人员，包括大刀王五的朋友、镖局武师、谭嗣同生前随从，基本就是帮忙打下手的。

后世有人抨击谭嗣同坚决主张变法维新是一种错误的方向，继而指出谭嗣同等人的死毫无价值。

这种见解显然荒谬。

在谭嗣同的思想里，变法和革命是兼而有之的，从留下来的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

早在参与湖南新政时，他就说过：“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

他要“废君统，倡民主。”指出“数千年来统治者皆大盗也，实为民贼！”

他借朝鲜人之口指出“地球上无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仪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

他还借法国人之口要“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由此可见，变法与革命这两种思想在谭嗣同的心中是并存的。

后来他之所以选择了变法，是从坚决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那里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便决定通过改良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怀着满腔热血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

1897年，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这是谭嗣同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在维新派著作中，《仁学》是最激进的，谭嗣同写作《仁学》的用心，是有鉴于中日战争后国家民族陷于危亡的境地、想找出一条挽救国家民族的道路来。

《仁学》是谭嗣同在“作狮子吼，作大海潮音”，它对当时思想界的震憾是巨大的，被时人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维新派们的良好意愿而发展，由于变法运动触及了顽固派的切身利益，所以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加之维新派荒唐的“围园劫后”计划触怒了慈禧太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

当谭嗣同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悲愤地说道：“看来，我只有以死殉道了！”

彼时，慈禧太后下令逮捕维新志士之时，日本公使馆开始营救维新变法人士，康有为已经离开京城，梁启超也已躲进日本公使馆。

日本友人亲自到谭嗣同所住的浏阳会馆劝说谭嗣同去日本，但被谭嗣同婉言谢绝了。

梁启超又亲自劝说谭嗣同，让他一同前往日本避难，但谭嗣同仍坚持要留下来以求一死。

他神情庄重地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段记载见于1927年的一天，梁启超流着泪与学生吴其昌讲谭嗣同的这段往事，从黄昏一直讲到天亮，二人的眼泪也一直流到天亮。

不过，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不仅仅是朝廷腐败等外在因素，其本身的一些主张就存在问题。

谭嗣同曾上书朝廷，认为认为新疆、西藏等地对于大清来说，根本就是累赘，不如将其卖掉，以偿还列强赔款。

此事发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谭嗣同痛惜清廷的惨败，于是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件中写道。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不仅如此，谭嗣同还表示，如果赔款费用依然不够，可以多卖一些地。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

如果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刻意抹黑，可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而在当时，不只是谭嗣同有这样的想法，康有为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

虽然不知道为何变法的两位中坚骨干会冒出这般荒唐的想法，但历史告诉我们，靠卖地来实现变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退一步来说，如果新疆、西藏被卖了，以晚清当时的国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所以，如今中国无比敬仰收复新疆的左宗棠，也就见怪不怪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