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迎来第2次改变？大学扩招堪比1999年，农民工平均年龄达40岁

有个消息被很多人忽视了，2月25日召开的高层会议，为了稳就业，提出了3条决策。

1，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

2，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和档案托管。

3，加大农民工稳岗和就业补助，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2019年4月末，也是同规格的会议，讨论通过了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实施方案。

这两个动向，有专家称力度可以媲美1999年的大学扩招。

显然，一提及就业，我们就想到了2个群体：大学生和农民工。

大学不断扩招带来的后果，是全国新增高校毕业生呈现逐年增加，按天风证券的测算，在2019年毕业生达到了860万，而这一数字在2001年仅仅只有100万。

统计局去年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8亿人，新增184万人，增幅仅0.6%，创出新低。

大学生变多，农民工变少的背后，是一场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大变局。

01 中年阴影下的大学生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清亮，在去年11月份写过一篇文章：《过度教育如何变为就业的缓兵之计》。

其中提到3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1，接受过同等水平教育的人，其经济地位或收入比以前下降了；

2，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目标；

3，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

说白了就是：学历没以前值钱了，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变高了，学校里教的知识工作根本用不上。

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大学生的供给，出现了“供需错配”。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过度教育”，扩招、学历提升、考各类证书、培训班、全社会对教育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信仰。

解决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对科举、考试、学历的推崇氛围下，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继续实行过度教育，从辅导班开始，到大学扩招、研究生遍地走，成王败寇。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所苗国对此总结道：模仿发达国家采取加大教育投入，延长在校时间，让青年人口就业推后。

这种“治标不治本”手段，使得就业市场与教育市场日益脱节，企业越来越缺乏有真正市场价值的人才，个人也容易在漫长的教育时光消磨中，错过就业与婚配的最佳生理年龄，形成双输局面。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已经迈入中年。

02 年岁渐长的农民工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正在逐步增大，2015年时，平均年龄为38.6岁，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40.2岁。

海通宏观发布的数据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由2008年的11.4%升至2017年的21.3%，9年时间，提高近10个百分点。

年龄大了，在城市里就业，必然会遭遇隐形“歧视”。

送快递，至少需要对城市里的道路熟悉。送外卖，至少要会摆弄智能手机。去工厂流水线，至少需要支撑熬夜的充沛精力。

即便这些技能都不是问题，年过不惑之年的农民工，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依然难以获得高薪。

怎么办？回家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下降1.2%，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长三角稍好一些，增长了65万人。

随着时间推移，回家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国常会所说的“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的重要性了。

03 低生育率下的“未富先老”困境

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是就业市场的两大支柱，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躲在象牙塔里，返乡的农民工又无法弥补就业需求的缺口，最终的结局就是“未富先老”。

低生育率的环境下，这样的现象会加剧。

截止目前，我们共经历了两波“婴儿潮”，第一波在1962-1973年，平均每年新出生2700万婴儿；第二波在1982-1992年。

进入90年代以后，第3波“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性别比的失衡日益明显。正常情况下，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2-1.07之间。但是，1997年之后，10多年时间里，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2附近的高位，男多女少。

直到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新出生人口性别比才迅速回落至合理区间，最近几年，女孩甚至还有增多的迹象。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生育政策已经开始纠偏，1997-2016年这个阶段出生的人，“打光棍”的概率必然会增高，高校大扩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选择继续“修炼”，提升自身竞争力，但是，对就业市场来说，“供需错配”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农民工也在“用脚投票”。

光大宏观曾发过一篇报告，其中提到：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不断下降，不断向建筑业、服务业转移。与制造业之间替代性较高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送外卖至少是跟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总比在工厂面对冷冰冰的机器要好，去建筑工地至少能凭体力拿到高工资，总比在厂里两点一线要好。

目前，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7%，提升到2018年的12%，有专家预计，这个比例到2030年会达到18%，2050年会达到33%。

也就是说，10年之后，出门下楼，碰到的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的高龄老人，30年后，我们周围每3个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

时间很公平，大家都在变老。

04 需求被透支后的存量房地产市场

这样的趋势，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1）一二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会越来越高。

我们常在说逃离北上广，究竟是什么人在逃离？

大学生在高校里深造，毕业生在大城市打拼，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他们是不会逃离的。

海通宏观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外出农民工居住成本约占生活消费支出的45%左右，2018年，农民工收入增速仅在6.8%左右，而一线城市房租水平的平均涨幅超过20%，二线城市房租涨幅也超过了两位数。

2014年以来，城市与农村CPI增速之差每年平均接近0.2个百分点，今年1月份的CPI已经突破5%，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上升，外出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增速之差几乎被抹平。

最终的后果，是家政、水电、装修、维修、保洁、保安、服务员的价值越来越贵。

有人说，过去是工人看老板脸色，现在是老板看工人脸色。

以后，是全社会都看工人的脸色。

2）形成低欲望社会氛围，消费品日趋饱和，包括房子。

低欲望社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

这种现象，我们从邻国日本就能看出来：

1，不消费，即便是利率极低，人们也不买车不买房；不投资，即便全日本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700万亿日元，分红收益率远高于存款，却无人投资；

2，缺乏事业野心，得过且过，升职欲望远比前几代人低，在便利店对付一日三餐；

3，年轻人不恋、不婚、不生子，生育率低迷。

别以为这样的生活离我们很遥远，不妨来看一组我国主力消费品的数据。

2019年1至9月份，家电国内市场销售额5748亿元，同比下滑4.3%。占比最大的空调、彩电和冰箱，销售额分别下降11.4%、4%和1.2%。

2019年，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69亿，同比2018年下跌了7%。这也是自2013年后，首次跌破4亿部大关。

汽车方面，在2017年销量到达顶峰的2392万之后，2018年、2019年开始销量下滑，同比增速分别为-7.7%和-3.4%，今年情况可能更不乐观，因为湖北汽车产量达224.75万辆，约占国内汽车总产量的比重9%。

家电、手机、汽车销量都在回落，房子会一枝独秀吗？

一边是每年17亿平米商品房供给的的扩大，另一边是主力购房群体需求的下滑。

一切商品价格的波动，都与供给有关，房地产也是一样，宏观来看，绝大部分城市的绝大部分房子，都是无用的。

从这个角度看，17亿平米的楼市规模，或将迎来自1998年房改以来的第2次改变，第1次是住房商品化释放了井喷式的需求，第2次房子供过于求，压制了未来增长的空间。

3）过度教育依然是趋势。

在独苗家庭，子女成才预期会显得异常“非理性”，而我国特有的“教育资源稀缺性”，又会加剧每个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竞争。

低生育水平与教育资源投入过度重视“相互促进”、恶性循环，从而固化低生育行为。

李迅雷曾发过一篇报告，其中提到一个观点：房子越高，孩子越少。

100座摩天大楼分布在10个国家或地区，这10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的人口粗出生率（1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房子和孩子，犹如硬币的一体两面，往往难以兼顾。

想让孩子出人头地，就要去大城市买房，想在大城市生存，孩子要少，教育质量要高，学区房要争取，父母必须加倍努力996，恍然间垂垂老矣。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摆脱的怪圈，也是个有点哭笑不得的结论，未来只有辅导班、培训班、医药、医疗、学区房会越来越红火，正如这些年我们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