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警方会白忙一场？——也谈“南医大奸杀案”中的追诉时效问题

“南医大奸杀案”侦破后，我第一时间写了一篇题为《28年前的南京杀人案告破，寻找正义需要什么样的力量》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了该案的追诉时效问题。原文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案件二十年后就超过了追诉时效。这是一种错误理解。超过追诉时效的前提是犯罪事实没有被发现，但类似这起南京杀人案，警方当年就已经立案侦查，是不存在追诉时效的……”。不料这段话，引发了不少同行关于该案追诉时效的争论。

有争论是好事。这些年侦破了不少陈年旧案，每次都会引发关于追诉时效的争议。借助这个案件，如果能在追诉时效问题上形成一致认识，对于司法办案和律师辩护都无疑是一件好事。

根据现行刑法第八十七条和第八十八条，可以得出：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经过二十年不再追诉。但是，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此外，即便超过了追诉时效，但在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可追诉。如果适用现行刑法，那么在公安机关28年前已经立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麻某有无“逃避侦查”就成了判断该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的关键。

有人主张，认定“逃避侦查”必须要有具体的行为。比如只有实施了诸如易名改姓、易容外逃、毁尸灭迹、伪造现场、销毁证据、串通人证、转移侦查视线等行为的，才可以认定为“逃避侦查”。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逃避侦查”不等于“妨碍侦查”。前者只要是消极的不主动到案即可构成，后者则需要有积极主动的实行行为。如果将“逃避侦查”解释为“妨碍侦查”，非但悖离法条文本的字面含义，而且还会衍生出案中案，即：必须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妨碍侦查”。

事实上，杀人行为应当要受到法律追究对于每个人都是常识，因此故意隐藏、不主动投案本身必然包含有逃避法律制裁的意图。拿“南医大奸杀案”来说，嫌疑人为何会选择在夜晚作案？作案时是否会刻意避开可能的目击者？作案后是否会对外刻意隐瞒真相？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麻某“大隐隐于市”的背后，是其隐瞒作案事实，逃避侦查长达28年的历史。

还有人主张，要区分“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对于“以人立案”，没有主动投案的就可以视为“逃避侦查”。但对于“以事立案”，没有明确嫌疑对象的，没有主动投案就不应该视为“逃避侦查”。这种观点我也不能同意。以什么理由立案是公安机关的内部决策，对外发生影响的只有立案或者未立案。只要立案了，就意味着公安机关认为存在犯罪事实，也即犯罪事实已经被发现。假如这种区别不同立案事由予以不同对待的主张成立，那就意味着只要案件二十年内无法侦破，犯罪嫌疑人就会自动脱责。这实际上是在鼓励逃避侦查。在侦查和反侦查的斗争中，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对“逃避侦查”做过分窄化解释并不符合刑法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关于“追诉时效”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逃避侦查”的界定，而在于应当适用97刑法还是79刑法。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而79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很多人据此认为，本案发生在1992年，应当适用79刑法，即在公安机关未对犯罪嫌疑人麻某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本案已过追诉时效。

这种主张除了有明确的法条依据，还有“从旧兼从轻”的法理依据。但问题是，“从旧兼从轻”主要适用于实体法。虽然追诉时效问题规定在《刑法》之中，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对于程序问题，应当适用的不是“从旧兼从轻”，而是“从新”。实体法溯及既往会影响法律的稳定性及其所保护的信赖利益，但是程序法溯及既往不会产生这种后果。程序法的变革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法治进步密切关联，适用最新的程序法更能契合当下的法律意旨和进步价值。

很多人在援引最高法1997年司法解释的时候，忽略了另外两个重要文件。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的《对刑事追诉期限制度有关规定如何理解适用的答复意见》（法工办发[2014]277号）明确规定，“对1997年前发生的行为，被害人及其家属在1997年后刑法规定的时效内提出控告，应当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1997年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关问题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9]52号）也明确，对追诉期限跨越到1997年刑法施行之后的行为，在追诉时效方面适用“从新”原则。根据上述《答复意见》和《复函》，我前文中关于追诉时效的那段话并无问题。只是这两份文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不为人知罢了。

其实，细看最高法1997年的司法解释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该解释的原文表述为：“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那么这里的前提条件“超过追诉期限”，毫无疑问应当是根据97刑法的规定做判断。也即，必须首先适用97刑法的规定，如果根据97刑法“超过追诉期限”的，才要去适用79刑法的规定。问题是，本案中，根据97刑法根本就没有“超过追诉期限”，意味着根本就用不着再去适用79刑法的规定了。

关于刑法溯及力，现行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也值得仔细研读。原文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这条规定很明确，只有“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才能“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到本案，也即是否应当追诉应当适用97刑法，但具体定罪量刑应当适用79刑法。众所周知，刑法条文的效力要高于司法解释，对最高法1997年司法解释的解读不能违背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追诉时效制度设立的依据有很多，比如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降低侦查和司法的成本等。但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价值。类似“南医大奸杀案”这样的恶性犯罪案件，被害人家属持续督促跟进侦查进展，公安机关接力追凶数十年，犯罪行为造成的创伤并未自动修复，导致的危害后果也并未完全消除。即便按照有些人的主张，该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也还要看麻某在该案之后有无实施其他的犯罪。更重要的是，追诉时效问题还有兜底条款。就算这个案件过了追诉时效，仍可以通过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方式进行追诉。所以真的不用担心追诉时效问题，南京警方不会白忙活一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或早或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