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运送病人的日子：其实我也害怕，但义不容辞

“从医学角度来说，它并不是特别安全。但是这个时候，既然已经报名，就没有说考虑太多其他的，绝不可能打退堂鼓”。
接收面包车后，徐金陆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找来几把小椅子放到了车厢里，这样乘车人可以坐的稳当些。 疫情! 疫情!
在武汉的行政版图内，江岸区永清街道并不大，4个社区总面积0.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左右，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的疫情比较复杂。周边新建的高楼大厦与老式小区交错，熟人社区与现代商业并存，对于生活来说是难得的存在，对于疫情来说，也是极易传播的场所。 武汉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2日24时，武汉全市累计确诊病例46201例，其中（大疫情网按行政区统计）江岸区4117例。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除湖北之外各省区市确诊病例总和的80%。
永清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主任胡喜元介绍，徐金陆和志愿者们转运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重症病人转运，第二、疑似病例和新增病例的转运，第三、将密切接触者转运到集中隔离点。 工作是大量和繁琐的，设施是简陋而缺乏的。胡喜元经常会感到歉意：“志愿者们4号来的时候，各种物资保障都很差，包括防护服都比较薄，社区的设备也不是很周全，只能去尽最大努力保障志愿者的安全。”
最多的一次，徐金陆拉了1家5个密切接触者去隔离点，车厢几乎被挤满，在疫情期间这不是坏消息——如果是去金银潭，那意味着是重症患者，只能是单独运送。
刚开始的时候，徐金陆会条件反射的想去为病人拉开车门，而这是不可以的——要尽可能减少接触，避免感染。
其实我也害怕
运送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徐金陆发现自己害怕了。
2月4号晚上十点多钟，徐金陆接到通知，要将一名病人送到方舱医院。徐金陆记得，这是个30岁上下的小伙子，没有精神头儿，也没有力气，背有点弯。上车之后，他一直咳嗽，很厉害的那种咳。“当时，我和他的距离不超过2米，他就坐在我后面。咳嗽一声一声传过来，我浑身就一阵一阵发紧。那时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心提到嗓子眼’。”
徐金陆将病人准时送到目的地时是凌晨3点多。回到家做完消毒、洗澡，已经是清晨5点钟。 作为司机志愿者，徐金陆的主要任务就是转运病人。每次接到任务时，街道只是告知送到哪里，不会说明病人的病情和其他情况。不过，跑多了之后，从目的地就能判断出病情是否严重。“去金银潭医院，就说明是确诊患者了，也比较严重；如果去方舱医院，就会好一些，属于轻症。”
现在说起这些，徐金陆的表情非常平静。但是，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转运病人去金银潭医院的时候，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武汉金银潭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在疫情爆发初期承担了大量患者收治工作，且主要收治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
“那是一位女患者，大概50岁左右。转运她的时候，街道工作人员跟着，单独又开了一辆车。”一路上，两人没有任何交流，由于车厢里没有扶手，徐金陆把车开得很慢，“特别是在拐弯的时候，也就是自行车的速度，生怕开得太快或者刹车踩得太猛，病人会磕到碰到。”
那天武汉下起了大雨，车玻璃形成了一层“水幕”。因为穿着防护服不透气，徐金陆的护目镜上也罩着一层雾气。“护目镜越来越模糊，很难看清路况。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护目镜摘下来。”
金银潭医院位于东西湖区，属于武汉的远城区。路程远、车速慢，10点出发，开了两个半小时，才将患者转运到医院。一路无话，但是到达后，他看着后视镜里的患者，隔着口罩冲她喊了一声“祝你好远！”
“我们护送病人，听着他们的咳嗽、喘息甚至是呻吟，我们心里很难受。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宽慰人家。只能说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衷心希望这些患者能早点得到救治。”
返程路上，徐金陆瞥到身边的护目镜，突然让他紧张起来。“病毒飞沫会通过眼部传染，刚才和患者这么近的距离，眼睛暴露在外，会不会被感染。如果病毒附着在衣服或者口罩上，它会不会‘爬’到我的眼部？”对病毒的恐惧让他开始胡思乱想，这种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
当时太紧张了，徐金陆感觉心理上的那根弦都快要绷断了。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博士同学傅涛。
傅涛过去是医生，硕士时期在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学研究所学习微生物免疫专业。她从得知徐金陆在武汉当志愿者那天起，经常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这次听到徐金陆的担忧，她赶紧从病毒原理和心理疏导两方面减轻他的压力。
“我能理解他，这是对于未知病毒的应激反应，所有人都会紧张。”傅涛说，“但是这种应激反应会对自身免疫力产生影响，如果因为过分紧张导致免疫力降低，那反而会成为易感人群。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最大可能降低他的紧张情绪，要给他力量，让他知道很多人都和他站在一起，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朋友的关心让徐金陆感到安心。但有时，来自病人的急躁和不理解，又让他很委屈。
“那天我们接到一个密切接触者，他当时就不愿意用我们的面包车，他觉得你这车是用来运送病人的不安全，一定要用负压救护车才行。最终，在志愿者和警察的陪同下，他最后走路大概5公里多，走到了集中隔离点。”
灾难和困境面前，人的心态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平时宁静安稳，在要紧时刻难免会变得情绪激烈。
有病人会对志愿者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也有病人会对面包车的状况、对司机的驾驶表示怀疑。“为什么不是救护车，安全能保证吗？”“你认路吗，怎么开得这么慢？”“就不能开快点吗？怎么回事？”“怎么开得这么快，我都坐不稳！”这样的诘问，经常会出现。
甚至有时病人会直接将内心对病情的恐惧发泄到志愿者身上。
一天晚上10点多，徐金陆刚刚转运一位病人到武汉展览中心方舱医院。回来的路上，他接到新的任务，送一位社区居民去做核酸检测。返程途中，徐金陆的电话响了，是这位社区居民打来的。
徐金陆不知道居民如何拿到他的电话，他刚要说话，对面一阵劈头盖脸的骂声：“你究竟在哪里！怎么现在还不到！我这等了半个小时！”
徐金陆一下子被骂蒙了，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等回过神儿来，只觉得一阵阵委屈：“心里特别不舒服，我不是坐在办公室等，也没有在路上偷懒，只是我还在回去的路上，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喊呢？”
但很快，他做了几个深呼吸，这让他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忍耐，我不是对方，无法体会到得病的感受。他们害怕，希望能早点去医院，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灾难和困境面前，人的心态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平时温文尔雅，在要紧时刻难免会变成气急败坏。我就强迫自己理解他们的心情，这样一想，我的心情也就好一些了。”
也有很多温馨时刻，虽然交流很少，透过眼神，徐金陆经常会感受到患者的谢意。
我看到了温暖和希望
害怕吗？怕！身在武汉核心区，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公里，疫情其实一直就在身边，伤感也会随时袭来，徐金陆的大学系主任感染疫情离开、乒乓球友感染病毒离开……
后悔吗？不！共产党员、大学老师、武汉长大，从理性到情感，每一个身份都在提醒着徐金陆去担负起这份职责。
徐金陆和妻子、女儿、岳母住在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后，他曾想过下班后不回家，找个酒店休息，防止真有意外的话传染给家人。自己的单位、天津体育学院了解到他的善举后，也建议他在外面找旅馆，一切住宿费用由学校报销。
可是哪里还找得到宾馆，随着疫情发展，各省医疗队纷纷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绝大多数宾馆已被征用为医疗队驻地，不再接待普通市民入住。
没有办法，徐金陆只能在结束转运志愿工作回到家里。每次到家，他都会上上下下做足消杀工作，并且和妻子分房睡，甚至说话都保持在两米以上的距离。
“从我决定做志愿者的时候开始，就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每次我出发的时候，他们都会为我加油，也会嘱咐我小心一些。”徐金陆说，“在转运病人的间隙，我也会和女儿打个微信视频电话，问问学习情况、家里的情况，给老婆和家里老人报个平安。”
徐金陆的女儿今年上高二，平时就很黏父亲。这些日子，轮到徐金陆休息的时候，女儿就过来和他说话，有时靠近了，徐金陆会推开她，假装生气地说：“你离我远一些。”但是女儿总说没事：“爸爸你做的是好事，你是个善良的人，我们相信你不会被感染的，因为有个词儿叫‘邪不压正’。”
时间滑过，出车记录表上，志愿者们出动的次数也开始变少，2月5日开始的一周左右，每天都要出车10-20次，到了15号之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天2、3次的样子。 随着出院病人的增多，一些出院病人的转运也将由志愿者们负责。这，成了徐金陆最开心的时候，他更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越多越好。
街道的三辆车，有两辆停在街道办门口的山海关路，另一辆停在旁边的一条街上。采访时，徐金陆指了指那条街的路牌，顺着他指的方向，能看到路牌上写着三个字“胜利街”。
徐金陆说，经过前段时间政策升级加力之后，目前他感觉疫情已经在改善了。而且随着天气转暖，也对疫情防控有积极作用。
“春天的脚步近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武汉一定能春暖花开，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原题为《在武汉运送病人的日子：其实我也害怕，但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