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为何憎恨特权阶层？

导读

大革命前，法国贵族的权力远小于英国贵族，他们在王权的重压下被剥夺了权力，他们宛若国王豢养的金丝雀，靠在凡尔赛宫搔首弄姿维持生活，除了部分残留的经济特权，他们与平民别无二致，当时国王委任的平民总督，将贵族们称为第一公民，而不再视他们为高高在上的老爷。虽然法国贵族早已没了政治实权，但平民对他们的憎恨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忍受税赋的平民们看来，贵族们是一群不用干活还能享受俸禄的寄生虫，人们厌恶的不是权力，而是权责不对等，正因为旧制度消失了一部分，剩下那部分才会如此的让人厌恶。

一、国王豢养的金丝雀

与英国德国一样，法国曾经也是个封建国家，地方贵族掌握政治大权，国王的权力十分薄弱，国王能够直接控制的领土，只有巴黎及其近郊。因此，国王不得不仰仗贵族的支持维持统治，通过不断的联姻小心维护自己的权柄。

但是从17世纪开始，国王与新兴的城市结盟，开始不断加强王权，将地方管理权从贵族手中收归王室，贵族逐渐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下风，最终彻底失败。从菲利普到路易十一，贵族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斗争，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贵族们为了能够成为王国政府的大臣而斗争。路易十四最终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宣告了王权的胜利。

（路易十四完成了中央集权和专制化）

路易十四开始，王权达到顶峰，国王可以用密札的方式任意监禁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随意处置财产，并用税捐的名义征收任何收入，就连曾经独立的法院，也被王权所侵蚀，国王常常无视法院的阻挠，任意使用权力，这时的贵族，和平民一样，都对王权毫无抵抗能力，对于国王来说，处置一个贵族和处置一个平民在难度上并无不同。

那之后的法国贵族，彻底失去了管理地方的实权，但他们依然拥有免税等经济特权和优先成为国王官员的权力。路易十四之后的贵族分为四类，一是宫廷权贵，他们依靠国王的宠幸，担任军区长官和高级军职，在美国独立战争立下功勋且参与大革命的拉法耶特侯爵就是宫廷权贵。二是暴发户新贵族，他们多是新晋受封的贵族，可以担任文官。三是穿袍贵族，他们往往执掌司法。四是地主贵族，他们是失去政治权力又没被国王任命官职的贵族，依靠残留的封建特权过着奢靡的生活。人民最憎恨的往往是这一类贵族。

（拉法耶特侯爵是贵族中少有的实干家）

四类贵族，没有一类可以成为封疆大吏和行省长官，国王任用大量平民出身的总督，代替了贵族们曾经的职责。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前法国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国王和参谋机构枢密院以及国王任命的22个总督手里，但即使是法国人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那些旧有的贵族，已经被赶出了行政领域，他们要么去军队中担任军官，要么就只能做白吃俸禄的寄生虫。

二、贵族们不尽义务，却依然享有经济特权

虽然贵族们已经失去了政治实权，但不代表他们就与平民平起平坐，托克维尔记述到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贵族却越来越享有主子的第一仆人的特权。国王通过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好处来收买他们的忠诚。除了免税特权外，贵族们还保有很多旧制度残余的权力，这让他们虽然失去了实权，但依然高人一等。

一是农民依然要向领地内的贵族交税，即使贵族们已经不参与当地的管理。当时，领主辖区内的农民每次出售或购买土地都要向领主纳税，农民的土地被征收诸如什一税，地租，永久性租税，土地分块出售税和变卖税等种类繁多的税赋。在中世纪，佃农们向领主缴纳收成，作为回报，领主保护佃农，维持秩序，并进行司法裁判，修建惠农设施。但如今，贵族们早已不参与地方管理，农民依然要向他们缴纳重税，这种寄生虫式的做派让农民们憎恨不已。

二是贵族依然享有担任军官并优先成为文官的特权。贵族们虽然丧失了成为封疆大吏、地方长官的权力，但他们在军队中的特权并未丧失，军官依然只能由贵族担任，平民在军队中的升迁完全被卡死。此外，贵族们由于和国王更为亲近，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被国王任命为普通文官。这种特权让那些不是贵族的知识分子、律师以及新兴的资产阶层，感到莫大的不公。

因为这种种特权，贵族们得以享受优厚的生活，在凡尔赛宫骄奢淫欲，肆意在巴黎的街头炫耀自己的财富。这些，平民们都看在眼里。

贵族们的特权，在国泰民安之时，平民尚可忍受，但当财政枯竭，国家开始大举征税之时，这些特权就宛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适当的时候引发了大革命。

三、人民最憎恨的是特权远大于义务

人们在平时尚可忍受社会的不公平，但一旦国家陷入危难，曾经隐藏的矛盾将如洪水一般喷薄而出。路易十四的骄奢淫欲和路易十六的北美独立战争，终于让法国财政彻底崩溃，在向教士贵族征税无果后，国王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问题。

（三级会议会场）

当国王再次准备加税之时，平民对于贵族特权的长期不满彻底爆发。从取消贵族的免税特权，到取消贵族的所有特权，再到没收教士贵族的财产，一发不可收拾。

中世纪时，农民们虽然给贵族缴纳重税，但贵族们同样用利剑保护他们免受外敌入侵，在他们遇到纠纷时，也是贵族们出面调停，一些水利设施，没有贵族的组织更是不能完成。

可是如今，贵族们什么也不管，国家需要钱时，他们可以免税，不贡献分毫，国家需要士兵时，可以搪塞而过，他们既不用损失钱财也不用献出生命，国家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平民身上，他们要向国王交一份钱，还要向贵族交一份钱，给国王交钱尚可理解为给国家交钱，可是给贵族交钱又是为了什么？他们身为最有钱，最受国王恩惠的阶层，何以对国家的义务如此之少？贵族中固然有拉法耶特，米拉波这样的豪杰，但更多的还是金丝雀式的地主贵族。

托克维尔谈到，英国的贵族之所以保有权力，是因为他们尽的义务远大于法国贵族，英国贵族依然负责地方的管理，他们可以邀请领民进入家中一起畅谈而不嫌弃其身份低下，而丧失特权的法国贵族却大都不愿和平民为伍。

与法国贵族相反，英国是贵族承担了大部分税赋，在法国，二十分之一税、军役税和各种捐税是平民缴纳，而在英国，则是贵族缴纳，正如阿瑟杨所说：“在英国，富人要交车马税、仆人税，甚至要为打山鸡交税，小地主们则什么税也不用交，同时，国家还规定富人必须为赈济穷人而交税。”

（英国贵族和平民的关系远好于法国贵族）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英国贵族把最繁重的公共捐税留给了自己以获得统治权，法国贵族则把免税权保留到最后以便不再为失去统治权而痛苦。”英国人固然看到贵族们把持了高级职位，但国家有难时，贵族们也是第一个冲锋陷阵，承担义务，而平民们则乐于过个太平日子。而法国，则正好相反。

人民厌恶的其实不是特权本身，而是只有特权没有义务，人们不反感享有特权却又冲锋陷阵的贵族，他们反感的，永远是既有特权却又逃避责任的寄生虫，纵使寄生虫的特权远小于他们英勇善战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