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状病毒的命名之争，争的是什么？为何HIV药物会是治疗方向？

这场突然爆发于武汉的新冠状病毒，如今已席卷了二十多个国家。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先将此病毒感染造成的疾病命名为COVID-19，意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第一例该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病例发生在中国武汉，时间是2019年12月）。

随后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将新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号（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根据最近的基因组测序，这种新病毒与引起2002-2003年SARS疫情的病毒属于同一个种（same species），叫做“SARS相关冠状病毒”种（SARS-related coronavirus）。

一时之间这场引发全球关注的病毒感染有了两个名字：COVID-19（病症命）和SARS-CoV-2（病毒命）。虽然疾病与病毒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也不是没有先例——例如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和天花（smallpox），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AIDS），但这次命名还是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新冠状病毒命名的意义

在很多神话故事中，命名意味着赋予生命，现实世界虽不像神话故事那般玄幻，但命名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因为人类的认知永远脱离不了每个名字背后带来的想象。

人为万物赋名，虚幻亦可拾，实体更添灵性。每一个人名的背后绝不仅仅只是一堆无差别的原子，我们永远无法纯粹物理地解构世界。而这次新冠状病毒的命名更是触及了科学与人文双重考验。

SARS一词绝对是这次命名争论的焦点，这个曾经掀起东南亚国家恐慌的名字。

WHO的命名体现了一种人文尊重，这也是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一直践行的原则。疾病名称不能映射个人、人群或地理位置，这可能造成污名化，甚至不应包含动物名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据《科学》网站报道，对于SARS-CoV-2这个名字，WHO表示并不满意也不打算采用。

WHO发言人在给《科学》网站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从风险传播的角度来看，使用SARS这个名字可能会在造成不必要的恐惧方面给一些人群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在2003年受SARS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亚洲。”

然而CSG其实早对冠状病毒设计了一个系统，且在2012年的两篇论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并被普遍接受，而SARS-CoV-2正是遵循这套系统的取名方式。

19日，对于此次新冠病毒命名，多位中国专家也联名在《柳叶刀》上发表了文章，表达了关于SARS-CoV-2会造成误导的观点。

首先，即便国际上早有将疾病与病毒分开命名的习惯，但SARS实际上是一个疾病名，本来分离出疾病的病毒名，又以另一个疾病名作为核心词，是否合适？

其次，SARS-CoV-2这个名字会直观地让人认为新病毒会导致SARS或类似疾病，但新病毒是一种天然病毒，在生物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方面与SARS病毒截然不同。

再次，目前新病毒仍在发展中，最后有可能演变为低致病性、高传播性冠状病毒，还可能会变为反复出现的季节性流行病。那SARS-CoV-2这个名称则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对疾病流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文章表示为了避免误导与混淆，帮助科学界与公众更好地进行交流，建议病毒名与疾病名一致统一为COVID-19。

据悉，目前关于新病毒的命名并未最终确定，不过最后的定名还是需要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开会决定，而其冠状病毒研究小组或将在今年6月开会。

命名尚可等待，但关于新病毒的救治工作仍在快马加鞭。

为何HIV药物被用来治疗新的冠状病毒？

除了战斗在中国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与医疗工作者们，不少国际组织也开始了关于病毒治疗的研究工作。本周二，日本也开始了测试新冠状病毒的临床试验，而试验药物是用于治疗HIV和其他病毒疾病的现有药物，而不是新药。

之前我国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也曾推荐过抗HIV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治疗方式。

为什么研究人员都希望这些药物能被重新用于新的冠状病毒，它们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通过CSG对新冠状病毒的命名看得出来，它与SARS冠状病毒有着基因组上的相似性，同属于RNA病毒。而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也都是RNA病毒。

RNA病毒虽各不相同，但许多治疗HIV和丙型肝炎病毒的药物都有针对其病毒弱点的治疗机制，这些或许能成为治疗新冠状病毒的最快突破口。

例如，丙型肝炎药物利巴韦林会干扰一种叫做RNA依赖性RNA聚合酶，这是许多病毒(包括冠状病毒)所必需的酶——可以在细胞内产生更多自身。像洛匹那韦这样的HIV药物可以抑制其他酶，这些酶可以使病毒分解某些蛋白质，从而削弱病毒感染细胞和复制的能力。

当年SARS爆发时，临床确实也观察到抗HIV药物对SARS有效。当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市传染病院）有28例艾滋病患者与SARS同时住在一个隔离病区里，他们最短待了2天，最长整个流行期间都待在一起，接触SARS患者的时间甚至比医务人员还多（没接触危重病人），但无一人受到感染。

最后分析发现，这些和SARS同住的HIV感染者都接受过包括以上药物的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疗法。

目前，像洛匹那韦的抗病毒药能够对抗新冠状病毒，已经有一些间接证据。但新冠状病毒和属于逆转录病毒的艾滋病毒差别还是很大，如何有效解决治疗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宣布启动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疗

一月份，在武汉也曾有41名患者接受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的联合治疗。二月份，我们也开始试验另一种实验性药物，名为瑞德西韦（Remdesivir）。因为上个月，美国的第一个记录在案的感染者在经过一周病情恶化后，接受了一天的瑞德西韦静脉注射治疗，结果就开始好转，并最终出院。

然而，目前大多数COVID-19患者症状仍然是轻微的，抗病毒药物对此可能没有多大帮助。目前防止人们继续感染病毒，还是最重要的防疫工作。

什么是RNA病毒与逆转录病毒？

一般最常见的病毒都是DNA病毒，因为从进化角度来说，DNA的双螺旋更稳定，使得病毒基因组不容易被改变，降低杀伤力也更容易与宿主共生，毕竟病毒必须依赖宿主才能活下来。

而RNA病毒由于是单链，每一次复制都容易变异，其结果就是杀伤力巨大。然而杀死宿主等同于杀死自己，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不懂共生之道的RNA病毒其实很愣头青，往往来得快也去得也快。就像2002-2003年的SARS疫情突然爆发又突然消失了，以及每年两季（南北半球各一次）的流感病毒，也是来去如风。

逆转录流程

虽然RNA病毒在进化上显得不成熟，但也有厉害的角色，那就是逆转录病毒。它们并不进行RNA的自我复制，而是利用自身的逆转录酶，将自身的RNA转换为双链的DNA，再利用整合酶，将转换的双链DNA悄无声息地整合到宿主细胞DNA上，并随宿主细胞分裂而传递给子代细胞。

在没被激活前，逆转录病毒转录的DNA可以一直潜伏在宿主的细胞中，免疫系统很难发现并清除它们。

HIV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逆转录病毒。HIV以人体内一种名为CD4的特定免疫细胞为目标。一旦转录成功，成为细胞基因的一部分后，它们有时会立即造成损害，有时则可潜伏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同时在被感宿主的免疫系统中到处复制，而最终让免疫系统失效。丧失免疫能力患者即便面对平时不致命的细菌也会有生命危险。

也有一些逆转录病毒，进入人体后把人类的细胞当家了，一直潜伏在我们的DNA中。通过分析人类基因组并和我们已知的逆转录病毒基因组对比，科学家推测1%-8%的人类基因组来自逆转录病毒。

也就是说，一些古老的逆转录病毒百万年前感染了我们的祖先，对DNA的改变保留至今。它们或许因为基因突变而失去了活性，就这样静静地沉睡在我们体内，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也有一些仍与疾病有所关联尤其是自身免疫病和一些癌症。

基于逆转录病毒的特性，我们甚至可以运用它们实现基因疗法。

病毒说到底，可以看成是一些DNA或RNA碎片。逆转录病毒可以改变细胞的DNA，就可以用来导入新的基因以对抗疾病。这在工作原理上是完全可行的，但最大的问题是逆转录病毒插入细胞基因组的位置不可预测，而在基因治疗中我们需要将一段特定的DNA碎片，插入特定的位置。

如何精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就是现在基因疗法需要攻克的难题。在我们熟悉掌握这些技术后，逆转录病毒或许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其危险的能力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一把基因手术刀。

病毒是我们地球上最具突变能力的一种非生物，即便人类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但与病毒的抗战史也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