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灵活用工迎来“暖春”？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中小企业甚至部分大企业、工厂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受损；全国旅游人数同期锐减，交通运输行业出行人数骤然减少。日前，国务院出台了延长春节假期的政策，北上广等各地政府也陆续通知企业延长复工时间。现金流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选择了远程线上办公来减少在疫情中耗损的生产力 ，但像是工厂这类无法支持线上办公的企业，怎么减少损失呢？

此次疫情对企业和员工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办公环境的隔离，当人和雇主之间不一定非得捆绑在同一物理空间内时，将很有可能带来组织环境的脱离。如果这种脱离一旦还存在雇佣关系，就形成了用工方式的变革，即用工灵活化。

宏观意义的灵活用工，是指除直接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以外的其它所有用工形式，普遍应用的就是劳务派遣、岗位外包等：需求方将需求外包给灵活用工服务商（平台），平台再去寻找符合岗位要求的个人。

需求方、平台与个人之间两两结算，个人必须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受《劳动法》保护，平台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另外是非全日制（通称兼职），一般由用工方与个人方口头签订协议，用工方为其交纳工伤保险，发放劳务费。

而狭义的灵活用工，主要是指受共享新经济形态影响下的那些非雇佣关系下的合作形式，比如自由职业者、个体合作等，这类合作不适用于《劳动法》，而是一种合作协议，个人与平台结算属于领取“服务费”或者“报酬”，而非“薪酬”，因为在法律意义上, 薪酬只能代指来自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的稳定性报酬。

网约车司机、快递闪送小哥、网红主播、运输司机、街头调研等职业，都属于大概念的灵活用工，只是细化方案上不同，有的通过雇佣形式去解决，有的通过非雇佣的方式去解决。

对个人来说，灵活用工让个人在择业时拥有充分的灵活性、自主权、契合度，同时还能追求自己喜欢的工作，满足工作价值，并实现个人收入结构的多元化；

对企业来说，灵活用工意味着企业不必长期雇佣大量人力，在需要的时候去精确分配工作、支付薪水即可，最直接的效果是就是可以降低用人成本。

事实上，灵活用工对企业、劳动者、社会等多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灵活用工能够解决如生鲜等企业因疫情时期生鲜配送订单大幅攀升而出现的用工极度短缺需求，也能帮助这些企业避免众多的劳务用工风险问题。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疫情下紧张的不仅仅只有各大中小企业老板，还有众多背负房贷、车贷压力的员工们。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帮需要的人和企业调配上岗，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员工不因防控疫情而导致收入减少，甚至还能增加收入，也给劳动者在灵活用工期间带来了更多的劳动保障。

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解决了企业的临时用工需求，也就是间接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

因此，在诸多利好因素的推动下，灵活用工成为众多企业解决用工难题的新利器。

事实是，在此次疫情之前，随着人口红利以及企业用工成本的提高，灵活用工早已“大势所趋”：

国家信息中心披露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中提供服务的人数达到 7500 万人，同比增长 7.1% 。2018 年年末，中国劳动人口（16 - 59 岁）为 8.97 亿人，也就是说，大概每 12 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是这种新经济模式下的“个体户”。

个体被赋能的场景变多，一部分传统雇佣关系正在被解构，对旧的人力资源服务形式产生挑战。

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为了促进新业态经济健康发展，政府主动适应并推动劳动用工市场的变化，给予政策上支持。

11月4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化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的指导意见》公告，从总体要求、用工方式、工时制度、保障机制、用工管理、培训服务、预防纠纷、组织实施八个方面为当前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给予了政策上支持。

2月3日，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在做好企业服务方面，《措施》提出，要协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保障、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等问题，加强防控监督指导，确保企业在疫情防控达标前提下正常生产。实施灵活用工政策，允许企业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的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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