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论文：秦代客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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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秦国位于西北边睡,地狭民少,处于戎翟包围之中,而且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中原诸国;到了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崛起,最终统一天下。秦国的伟业可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而其中较为特殊的,则是秦国的用人制度—客卿制度。

　　客卿制度,简言之,即选拔、任用外来人才在本国为官,为本国效力的制度。春秋以来,相对于山东六国而言,秦国立国较晚,国力赢弱,文化积淀较浅,成份不湛,所以人才极其匾乏,函需各类贤才。

　　同时,由于宗族观念淡薄,传统观念束缚不严,而创新进取之意锐,奋发图强之志强,所以,秦国以豁达的胸怀吸引客卿到来,最终在客卿的竭力帮助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其他诸侯国也有客卿,但较之秦国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因此在人才制度上逊色于秦。

　　早在宋元时期,胡三省作《资治通鉴》注时,首次提到“客卿”问题;李福泉在《秦国客卿议》中分析了战国初年秦国及山东六国的国情,认为当时宗法制度在秦国远不及在中原各国根深蒂固,这是秦国能够大量任用客卿的主要原因。

　　首先,西周时期的选士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学校选士,二是乡里选士,三是诸侯贡士。这些制度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卿官制度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于是被客卿制度所替代。这是卿官制度的历史背景,是秦国制定客卿制度的重要借鉴。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宗族结构瓦解,政治制度有了大的变革,各阶级间的斗争空前剧烈,能拥有贤才能臣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这是客卿出现的前提。到了战国时期,连年征战,天下形势从分裂割据逐渐趋向统一,这样的环境迫切需要不拘一格地广纳人才。

　　秦国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秦国从穆公起就开始任用客卿,而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秦国制定了吸引人才的政策:有明确的用人标准—“能出奇计强秦者”,有惠实的待客之道—高爵重禄、优厚待之。客卿来秦的途径,包括:自奔入秦、他人推荐、国君请入、外戚入秦等。

　　秦国所形成的完备可行的客卿制度,包括完备而灵活的客卿制度、客卿制度执行的一般流程、客卿制与军功爵制关系等等。

　　概述秦客卿制度的特点及其贡献。其特点有:秦国客卿任用较早、数量颇多;秦对待客卿,任人唯贤、常破格攫用;礼贤客卿、礼数周全;以诚相待、用人不疑。历代客卿为强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终促进了秦国的崛起以及最终的统一大业。

　　要探讨秦国客卿制度的起源、发展及意义,需要对比西周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通过二者的不同,来评判客卿制度的优劣。西周时期,己经有了系统完备的选拔人才制度—选“士”制度。选士制度“是我国奴隶制时代最为完备的典型的推选中下级官员的选官制度”.

　　西周时期的选士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学校选士,二是乡里选士(乡举里选),三是诸侯贡士。前两类主要在天子所辖的“王瓷”范围或诸侯的国中进行,后者则是各诸侯国对天子应尽的一种义务。以下分别概述这三种途径及其弊端。

　　西周的学校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前者是发蒙之所,后者是选士之地。大学的学生分两类,一类是各级贵族的子弟,另一类是一般的贵族庶士和部分的平民子弟。贵族的子弟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接受系统的综合教育与训练,学成后即可授予爵位,世袭为官。贵族庶士和部分平民子弟,则需要经过乡里的层层推选才有入学资格,学成后仅可以担任一般的职事官。

　　这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制度,大学把学员分为两类,贵族子弟天生可接受良好的教育且学成后可世袭为官,而下层士人的子弟入学的机会就难能可贵,需要经过层层的筛选方可入学,学成后也仅能担任一般的官职。这就难以培养社会上更多的人才,更难以摒弃宗族门第观念,不论出身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担任要职。

　　西周时期的乡举里选十分完备,是通过地方基层组织推举和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这种推举制度不仅推行于王歌地区,就连各外服的诸侯国也都采用这种方式招纳人才、选拔官吏。王歌百里之内为乡,是贵族和平民的居住区。王哉百里之外为遂,为农村地区,乡举里选是在乡(即王箭百里以内)中对地方庶士(一般下级贵族)的选拔制度。乡以下的基层组织分别为州—党—族—间—比,即由五家之比到百里之乡。

　　族有族师,党有党正,州有州长,乡有乡大夫。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均有选拔辖区内人才的职责。“西周的乡大夫执掌一乡的`政教禁令'和乡学,承担直接负责向上推选本地人才一的责任。”这种察而举之的“举选”方式是以被推举对象与所在乡里的“附着”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安康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的,否则,一旦遭遇战乱,“士子离散”,民不聊生,乡举里选也就很难落实了。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这种选才一制度固然不能通行。所以只有人刁一的自主流动和明君贤主的广泛招揽,才能填补官职的空缺,为国效力。

　　分封制是西周时期十分重要的政治体制,在这一制度下,诸侯有义务向天子纳贡,纳贡既表现在向天子供奉物品,也表现在向天子输送人刁`,这叫做`贡士'。后世科举成为`贡举'即源于此。“天子通过贡士不仅是满足中央常设官吏任职的一种需求,其深层意义在于吸纳最优秀的人刁`到中央,彰显天子的中央权力,同时削弱地方势力”。

　　诸侯所贡之士,经过天子的复试,合格者便可授官。西周后期,周天子地位日益衰落,各诸侯国对中央的敬畏不复存在,于是这种属于奴隶制时代的选士制度不再有用武之地。此后,占主导地位的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客卿制度。

　　客卿起源于春秋、兴盛于战国首先要追溯其时代背景,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特点来探讨客卿制度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源发展,走向兴盛。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至前453年)是古代大转变的时代,具有如下特点:

　　(一)大国争霸

　　周平王东迁,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文字不再以记载周天子为主导,在历史的画卷上呈现出许多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便是诸侯,他们以杀伐兼并使自己实力膨胀,并最终成为诸侯霸主。历史学家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这是在周王朝悲凉的背景下记载诸侯争霸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转变以前的发展轨道的时代。

　　新生的力量崛起,为古老而又沉闷的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一股代表地主阶级的新生力量成为历史的主角。春秋无义战,这描述了这个时代战争的本质,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诸侯争霸。战争定有胜负之分、强弱之别,为了反弱为强,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出路。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促使秦国痛下决心,广纳贤才,奋发图强。

　　(二)宗族结构瓦解

　　在春秋以前,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以血缘家族结构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维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成为各方利益协调的基础,构成了社会合法性认同的唯一依据。天下以家为单位,家长是这个家庭(或家族)的最高首脑。

　　家是整个国家的缩影,国家由这些不同的家组成,而这些家族之首长顺理成章地入仕做官,社会结构的顶点则是以周天子为家长权力极端,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随着铁器时代的来临,生产关系也跟着变化,井田制形式的宗族公社到春秋时代开始瓦解,出现了国家剥削小自耕农、地主剥削佃农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由东方式的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在严格的宗族制度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的选官标准只能依托这些大家族,而姬姓氏族以外的那些弱小氏族士人只能被排在这个体制之外,因此导致社会力量的流动被阻隔。而时宗族制度的瓦解,新生力量的崛起,为秦国引进异国人才、重用客卿提供了方便。

　　(三)政治制度大变革

　　春秋中期,由于天子王权衰落和土地兼并,井田制和宗法制难以沿着以往的轨道继续前行,在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世族和世官制也逐步解体。到了战国时期,世族、世官制最终被君主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代替。政治制度的进步,要求新的用人标准,这就促进了任人唯贤、只看功绩不问血缘的客卿制度的产生。

　　(四)各阶级剧烈斗争

　　学术界一般都将春秋时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转变时代,旧的力量衰微,新的力量崛起,新旧力量为了赢得生存的机会,在权力的舞台上开始角逐,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为时代的脉络,而战争的结果成为话语权的最高权威。

　　“奴隶纷纷逃亡,手工业者先后起义,`国人'不断暴动,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原来西周宝塔式的统治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地位逐层崩塌……因私学的兴起,士阶层渐由“武士”开始向“文士”转变,“士”的力量不断扩大,为战国时各国君主依靠“士”的新阶层逐步建立集权的封建官僚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关键的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制度、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影响深远。纵观战国时期的历史,具有如下特点:

　　(一)连年征战

　　战国是因各国连年进行的兼并战争而得名的。“这时战争的性质和以前春秋时代的不同,春秋时代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霸,这时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兼并土地。”由于各诸侯国迫于发展经济的要求,将兼并土地视作首要国策。

　　(二)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

　　地分南北,国有强弱。在战国时代虽然有许多诸侯国并立,但是他们的力量悬殊,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中原地区农耕技术先进,经济文化水平相应较高,而边缘地区就比较落后,因而政治上的优劣显得更为明显。

　　这些诸侯各自为政,分裂割据,“不仅七大国(魏、韩、赵、齐、楚、秦、燕)各自割裂一方而互相兼并,而且还有中山、宋、卫、邹、鲁等小国存在,有所谓`泅上十二诸侯'。但总的发展趋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逐渐趋向统一。”

　　而长期处于战争灾难中的人民,不堪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他们渴望尽快结束战争,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各诸侯国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消长,优劣既定,统一便成为历史的一种趋势。

　　三．百家争鸣,英才辈出

　　战国时代社会动荡,思想控制松弛,这为学术繁荣提供了条件,各个学派著书立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列其重要者有九流(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家)十家(九流加上小说家),“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的办法,包括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奖励农民努力为国家`耕战'的政策,谋求富国强兵的设施。”

　　王权的沦落,促成了社会思想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家辩论,赢得了思想的空前解放。因此,这个时代人才`辈出,为秦国招揽、任用客卿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纷纷争霸图强,兼并战争连年不休,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齐秀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述略》一文中指出,“人才流动是实现人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它为各种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是人才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是我国古代第一次人才大流动。

　　这些流动的人才被各国用于政治改革、军事战争。无疑,每个国家都会流出或流入大规模的人才,为何唯独秦国能够招揽大量的优秀人才用为客卿,并充分发挥客卿的力量,为秦所用。

　　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一)士阶层的解放

　　春秋以前,社会被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严格束缚,每个人似乎是一个机器的零件被镶嵌在国家这台大机器上。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原来的士阶层也开始瓦解。此时,农业技术不断改进,加之工商业的发展,促成了私学的兴起,许多庶人开始摆脱固有的身份束缚,进入“士”的行列。此时的`士'已经逐渐摆脱了宗法关系,不再受“大夫臣士”的制度约束,获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和一定的人身自由。士阶层的解放是其自由流动并效力于他国的前提。

　　(二)“重人”思潮的推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思想领域也随之发展进步。在思想观念上,人们开始由对天的信仰发展为对人的重视;由“重天”到“重人”的转变,体现了人们对天人关系问题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西周时某些士大夫开始突破原始宗教的迷信思想—天道观的绝对统治,形成了人木主义的思想。至春秋时,又有一批士人进一步发挥了人本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重人”思潮。

　　(三)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国时期,争相兼并。此时,战争不断,无论是国力雄厚的大国,还是赢弱不堪的小国,都面临着生死彼关的竞争。大国要稳步前进,争强争霸,小国要竭力自保,以图存活,在一定意义上,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人才的竞争。

　　贤明国君都竭尽全力招纳贤才、唯才是用。正如《秦策一》中所说:“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秦国求贤若渴、任人唯贤,从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便可见一斑。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许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各位贤士群臣,有能出长策奇计让秦国强大者,孝公将封他为官,与他一起分享秦国。封官、分土在当时的社会极为罕见,这足见孝公强秦之决心,以及对人才的重视。

　　(四)宗国观念淡薄

　　东迁后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周天子的威信日益降低;到了春秋中、后期,周王室仅在名义上是全中国的“共主”;战国中期后,秦灭东周,人们的家国观念逐渐消失,宗国意识开始淡漠。此时,诸侯国之间频繁交往,各民族初步融合,国的界限已不再如西周时期那般严格。在人们的意识中,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四海之内若一家。

　　“士为知己者用”是当时社会人才的价值取向,人们并不认为只有宗国才是自己效力的地方,只要能够得到君王的赏识,能够学以致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任何地方都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而处于西北边睡之地的秦国,其旧的宗法制度不似中原地区那样严格,宗国观念较之其他各国更为淡薄,用人制度更为开放,这为其客卿制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重用客卿方面远远领先于东方诸国。秦国的客卿不仅数量众多、规模庞大,而且重用客卿的传统自秦穆公至秦始皇,就不曾中断。而东方各国虽然也有重用客卿的短暂经历,但大多没有形成一种传统,于是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明显处于下风。

　　致读者：

　　学史并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知晓的一切不过是人类安然逝去的过去而已，现我们并不能知晓如何获得现世的安稳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我们知晓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茫茫无垠的时间与世界中找到我们的道路，学史之目的不在于创造未来，而是避免过去。

　　这也是我准备为大家带来的，一群历史的观察者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中最伟大、最黑暗时刻的观察理解，我会为您带来时代最前沿的新观点，欢迎订阅、转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