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坤伯：一个艺术家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而不是头衔！

顾坤伯 (1905—1970) ，江苏无锡人，曾名乙，字景峰，号二泉居士。顾坤伯中学时代即投江南老画师吴观岱先生门下学画，后入苏州工专土木科学习建筑，又得该校国画教师陈摩 (迦盦) 先生指点。192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留校执教，两年后受聘新华艺专，同时创办奇峰函授学校。1956年开始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先后出版《顾坤伯徐培基山水》(1935年) 、《顾坤伯山水画集》(1941年) 、《梁溪顾坤伯画集》(蓝封面线装) 、《顾坤伯画选》(1980年) 、《顾坤伯》(1989年) 、《名家翰墨——顾坤伯》(1996年) 等画册，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画教学的奠基者。

顾坤伯山水画欣赏

王犁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曹文驰老师，您好！我受《美术观察》编辑部委托，请您谈谈顾坤伯先生的艺术人生。您作为顾坤伯先生的学生想必是十分了解和熟悉顾坤伯先生的艺术经历。顾坤伯先生的多本出版物都是您牵线出版的，比如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课徒画稿和画谱，还有一本大画册是童中焘老师写的前言。学生给老师编辑那么多画册，文脉传承堪称美谈。

曹文驰 (杭州画院一级美术师，山水画家) ：我给很多先生和朋友编过书，但是第一本编的书就是顾坤伯老师的，对他的感情比较深，接触比较多。

我的学生孙虎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在荣宝斋出版社工作。当时我想出版老师们画册的时候，我联系了他。我们先出了《荣宝斋画谱——山水部分》(2003年) ，后面还出版了《顾坤伯课徒画稿——树法》(2004年) 、《顾坤伯课徒画稿——石法》(2004年) ，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中国画名师课徒画稿——顾坤伯》(2010年) ，还出版了一本《中国画名师课徒画稿——潘韵》(2010年) 和一本《中国画名师课徒画稿——陆维钊》(2010年) 等。

1928年，顾坤伯与童平波女士结婚照

王犁：假如没有曹老师近年的推动工作，像潘韵、顾坤伯先生这些对基础教学起到实实在在意义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辈就比较少人关注了。另外，以一幅金碧山水为封面的《顾坤伯画集》的出版经过是怎样的？

曹文驰：顾坤伯先生的大儿子顾小坤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提出要编写这本画册，这本《顾坤伯画集》是我和孙虎城花了大力气编辑的。这本书卖得很好，第一次印刷的量很快就卖出去了，像北京真正懂画的老师都跑到孙虎城处要这本书。

孔仲起、童中焘等老师都清晰地认识到初学山水最好从顾坤伯开始。因为他这里既有传统，又有现代，他的个人风格不是很强烈，画画后期想要更上一个台阶，就适合融合其他元素，再更上一个台阶。而顾坤伯的风格跟任何人都可以融合，不像潘天寿、陆俨少这样个性风格太强的大家，不易于融合别家。顾坤伯先生笔墨语言属中性，可收可放又沉稳蕴厚，如能掌握，对自己将来发展，回旋余地很大。

1947年，顾坤伯 (后排左一)

王犁：还想请您谈谈顾坤伯先生怎么来中国美术学院教学的？你们当时还很年轻，作为当时年轻的大学生，怎么看待顾坤伯老师？

曹文驰：1957年反右前中国美术学院只有潘韵先生一个人教授山水，学校领导觉得师资力量还不够，顾坤伯老师是1956年调过来的，无形中加强了我们学校山水画的教学力量，潘韵先生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不能从事教学工作了。

1957年之前的国画系还叫彩墨画系，主任是朱金楼，他到上海去挑选的任课老师，找上海美术家协会负责人陈秋草先生推荐人选。据朱金楼先生后来回忆，在翻看作品图片的时候，选中了顾坤伯先生，当时陈秋草还说：“你有眼光，我想推荐的也就是他！”朱金楼回来以后，与潘天寿等学校的老一辈教师商量，潘天寿先生也知道顾坤伯，潘老不仅在上海美专教过他，新华艺专、奇峰国画函授学校的时候也有接触。顾坤伯虽然是上海画家，但人住在苏州，顾坤伯先生1956年调到学校的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童中焘和曾宓他们那个班级1957年进校，顾坤伯老师从开始一直教到毕业。

1960年，顾坤伯老师从黄山写生回来之后第一次中风，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半身有点瘫痪，当时学校比较重视，身体恢复的还可以，能继续画画教学。这年冬天潘老倡议，几位年轻教师叶尚青、朱颖人、刘江、孔仲起向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顾坤伯四位老师拜师。1961年冬，孔仲起等陪顾坤伯老师去绍兴，又发生中风，还好抢救及时。

关于一批画留在学校的事，顾师母跟我讲，当年顾老师因为生病无法上课，单位工资照样发放，他们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将一部分顾老师的画拿去学校，暂时借给学校，以作临摹教学使用。经过“文革”，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了，这批画一直存在学校里，改革开放之后，顾坤伯的长子顾小坤回国商定遗嘱，决定将这批画赠给学校，策划一个展览，再出一个画册，因为种种原因，展览举办了，画册却最终没有出版。

20世纪80年代出过两本画册，一本是散页《顾坤伯画选》(1981年) ；另一本是由顾小坤出资十多万元一本精装画册《顾坤伯》(1989年) ，此书由程十发撰写的前言，由于那个年代的技术限制，印刷不是很好，为了降低成本，很多画是黑白印刷，不是彩色印刷。《顾坤伯画选》是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封面，因为顾坤伯先生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刘海粟是校长，对顾老师比较看重。

1950年，摄于香港，左起顾坤伯、

王犁：您是顾坤伯先生哪一年的学生？当时顾先生上课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曹文驰：我是1961级，童中焘是1957级，是我大师兄，我一年级的时候，童中焘已经在毕业班了。

潘老在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提出“人山花分科”问题，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首先实行，潘老提出两大教学问题：山水、人物、花鸟国画分科，新时代怎么继承传统；书法本科招生，书法要进行大学专业教育。

我们班是实行人物、山水、花鸟分科的第一届，国画系主任是吴茀之，那个年代书记负责制，国画系书记刘苇老师在陈列馆专门为我们这届新生开会阐明。老师家住在南山路柳浪闻莺一侧的一栋小别墅里面，那栋楼里一共住了3户人家，他住在一楼，二楼则是当时一位教务处的叫李嵩的老师，另一户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

顾坤伯先生病愈后仍然坚持来上课，但说话已经很少了。我是山水班的班长，每次上课都是我负责将他从家里接到学校，再负责送他回到家里，我和顾老师比较熟悉一点。每次上课，从办公室把藤椅给他拿到教室，给他泡好一杯茶，如果学生没有向他提问，他就一个人沉默地坐着，如果学生提问，他也是把宣纸接过去作画示范，也不多说话。

1956年，顾坤伯 (左四) 全家照

王犁：那倒是有点传统师徒制的教学方式！

曹文驰：以前的老先生虽然在学校进行分班教学，但具体的教学模式还是传统师徒制，就是“画点给你看看”，这是在中国画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样老师在示范，围观的五六个学生水平为什么会有高低呢？这和人的悟性有关，画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悟性好的同学，很快就能领会，如果悟性不好，始终困囿在自己的模式当中，就像启功先生所说“永远在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就很难进步了。就像我现在自己教学生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领会到，一遍一遍地教，也无济于事。

没有课的时候，也经常去他家坐坐，偶尔还吃过饭。有一次，吃完饭顾老师的母亲跟我讲他们的生活，顾老师的母亲、他和师母三个老人，原来还有一个外甥女。家里有一个保姆，早上帮助买买菜，给三个老人把饭烧好，顾坤伯老师生病之后讲话很少，你不去跟他讲话，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就是抽抽香烟，家里生活气息非常沉闷。老太太跟我聊天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流泪，讲到家里没有小孩不行。我经常主动去他家里帮帮忙，这样关系比较亲近了。

顾老师的小儿子顾小坡去了香港，顾老师的女儿也去了境外，所以，顾老师一家已经没有人在内地了。顾老师一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老三，叫顾小凤，第二个儿子顾小平不是很熟悉，最小的儿子顾小坡碰到过一次。顾小坤是改革开放以后回内地认识的，他1949年当学徒去的香港，通过自己奋斗成为成功的商人。当时顾老师的母亲还在和顾老师夫妇俩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文革”中顾师母争取到一次探亲机会，带着小儿子顾小坡一起去的，小儿子顾小坡就留在香港没有回来。

1960年，顾坤伯于杭州留影

王犁：反右前还有去香港的通道，“文革”中还能去吗？

曹文驰：当时顾坤伯老师身体不好，在学院高培明书记的大力支持下，顾师母通过派出所许可，以探亲的名义去香港看大儿子，去的时候将小儿子顾小坡一同带去了，之后小儿子留在香港没有回来。“文革”时期，贴给高培明书记的大字报讲到顾坤伯老师小儿子滞留香港不回的事情。

顾坤伯老师在“文革”中一点都没有受到冲击，因为学校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老师，甚至国画系里面很多人也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班和姜宝林他们那个班知道，我们这些学生没有一个人写过先生的大字报，也没有一个去他那儿抄家或者批斗，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

顾坤伯 迎客松 纸本水墨

王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或许与他来学校不久，人际关系简单，身体又不好，不便与人来往有关。您再详细谈谈顾坤伯先生的教学情况。

曹文驰：因为顾老师为人非常好，画画也非常好。在他的教育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门户之见。假使学生喜爱临摹一位前人作品，只要这个人值得学习，顾老师就绝对赞成。

那个年代，上海的贺天健写了一本叫《自学山水画过程自述》，因为这类书在社会上稀缺，其中阐述的学画理念，对我们学画人有启示作用，又配以插画，社会反响非常大。他提出了一个学习山水画的程序问题，以前传统的学画方法是从清代“四王”往更前代学，他提出了“从上往下”学，所以之后姚耕云、童中焘、孔仲起开始临摹范宽《溪山行旅图》等宋人的大作品，虽然没有正式从教学上提出，但这三个年轻老师还是先一步开始了实践。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山水教学中提出要画“十张古画”，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了。“文革”结束后，陆俨少调到学校，系里教学研究确定哪几张古画，挑选具体哪几张古画要重点学习，这个是陆俨少先生定的，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而在这之前顾坤伯老师受潘老的教育思想影响，是支持从明清往上学。

因为我当时受贺天健的影响，直接开始临摹他的画，顾坤伯老师看到也毫不在意，仍然将临摹示范给我看。这样的事情在陆俨少先生那儿是不可能的，平辈之间是不会去临摹的。这说明顾坤伯老师比较随和，没有门户之见，毫不计较，只要认为作品好，都会临摹示范给你看，这在老一辈先生里是很难得的；如果作品不好，才会劝诫你不要再学习这种画了。所以说，顾坤伯老师完全继承了潘老的教育思想，将学生带到传统中去，然后再指导学生来辨别什么是好的、什么值得学习，而不是为了要发扬一个“小我”的画派。在顾坤伯老师那里学习很轻松自由，只要学习对象是好的，只要你去请教他，他会毫不吝啬地教，画给你看。

顾坤伯 山居清话 纸本设色

王犁：在教童中焘那届的时候，他身体还好，在教你们班的时候是不是顾坤伯老师已经生病以后了？

曹文驰：潘韵先生先教过我们一年。我们刚进校的时候，潘韵老师在学校的资料室，负责系里的日常事务，策划展览，撰写文字之类。

1975年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写生，潘韵、孔仲起、童中焘等，我同潘韵老师住在一个房间，他那天和我谈起，1957年被打成“右派”无法画画，想起又能重拾画笔，不禁潸然泪下。其实潘韵老师在反右前非常红，1954年，中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越南，他就是其中之一，在越南创作了《下龙湾》，还有《春之晨》(工笔) 、《解放大西南进军》在全国影响很大。他之所以会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竟是提出：“浙江作为一个美术大省，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美术馆！”当时在场的学生欢欣鼓舞，但恰恰是因为这个，反而被认定为煽动学生造反。

王犁：画册上那些给章培筠、孔仲起和您的画是顾坤伯先生在哪儿画的？

曹文驰：在他家里画的，很多临摹示范是课堂上画的，比如那张临摹贺天健，就是在课上我请他画的。

顾坤伯 桐荫高士 纸本设色

王犁：顾老师去世的原因是烟灰掉到身上着火去世的吗？

曹文驰：第二次中风后，顾先生基本上在家里养病，一次他在上厕所时抽香烟，烟灰一个不小心掉到身上，因为是大冬天，他穿着一个棉裤，因为之前中风的缘故，动作已经非常迟钝了，棉裤就烧起来了，受到了惊吓，这才引起了第三次中风，这次非常严重，等到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

王犁：那当时保姆没有发现吗？

曹文驰：没有，保姆只负责买菜做饭，工作结束后就走了。

王犁：家中其他人的情况呢？

曹文驰：顾坤伯老师的母亲在这之前就已经过世了，顾老师的夫人，在顾老师过世之后也被儿子顾小坤接到香港去了，因为他儿子之后从未提及，她之后的情况我们都无从得知。

王犁：您1966年毕业到顾坤伯老师（1970年）去世之间，这几年时间还有联络么？

曹文驰：毕业后我被分配在萧山工作，也去顾老师家看过几次，那几年去的不多。因为分配的工作在萧山，那个时候萧山到杭州有一个15路公共汽车要过江，很是麻烦，所以我都是自己骑自行车，需要轮船过渡，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如果走钱塘江大桥的话，那就要两个小时。去了之后，我就会陪他散散步，他讲话很少。

王犁：这次出版的画很多是顾先生给曾宓老师示范画的？

曹文驰：是的，我原来也有很多，“文革”的时候，收藏在一个抽屉里的东西都没有了。其中有几本很好的字帖，如《神策将军碑》明代拓本，我请陆维钊先生看过，那时未想到让他留下一个题跋，另外一本明代拓本是《绛帖》，但不完整，十册只有三册，因为放在宿舍里，没有留在抽屉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我在编《顾坤伯课徒画稿》的时候，以系里收藏为主，部分作品是向曾宓、童中焘借来的，再加上其他同学的收藏。

顾坤伯 摹南田笔意小景 纸本水墨

王犁：《顾坤伯画集》的那张封面上的金碧山水作品就在童中焘老师那里？

曹文驰：那张是童中焘1958年至1961年从上海的旧书店买来的，他手上有两张，一张五尺整张《山居清话》，价格5元钱，那张《金碧山水》10元钱。杭州也有这种旧书店，价格都很低，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拿不出什么钱来搞收藏。童中焘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才能拿出10元钱来买画，我们那时10元钱可是一个月的花费。那时，张大千的画也就是20元，吴湖帆的画10元钱，在杭州的旧书店里，余绍宋的画特别多，像是六尺整张的，也是5元钱一张。

王犁：顾坤伯先生与同时代的画家之间的交往多么？

曹文驰：不多。顾坤伯老师为什么画得这么好，却鲜有人知，跟他不太交际也有关系，朋友之间也不太来往。他和诸乐三先生关系其实非常好，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往来。特别是他生病之后，就更少了。

这跟他过世的早也有关系，过世的时候也就66岁，算是正值壮年。他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已经不画画了。我们也不敢再找他画画了，万一有人举报，诬告说是在“搞封资修”，就会有大麻烦。就只能去看看他，陪他去柳浪闻莺散散步。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萧山上班，去看的次数就非常少了。有段时间，我坐15路汽车去看他，车子开过他们家，就看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石凳上抽烟。

王犁：顾坤伯先生的具体住址是在什么地方？

曹文驰：就在现在钱王祠过去，勾山里不到一点对面的地方，柳浪闻莺大门口不到靠北面一点，原来有一栋不大的老洋房。

顾坤伯 金碧山水 纸本设色

王犁：据说曾宓的这套《课徒画稿》在“文革”时请包辰初老师保管？“文革”的时候，曾宓先生与刘国辉、傅伯星三人一起落难，“文革”结束后，两人在街上遇见了，包辰初老师还问道：“你那套顾坤伯先生《课徒画稿》还在我这里，什么时候拿回去？”这些都是你们那代人难能可贵的故事。

曹文驰：我有一次在顾坤伯老师家中遇见曾宓，他这个时候在王星记扇厂工作，他画了几幅扇面想请顾坤伯先生看看；另外就送一些稿费过来，大概是王星记扇厂委托先生画过几张扇面。

王犁：我看到过曾宓先生的早期作品很像顾坤伯先生？

曹文驰：曾宓、童中焘二人都是以顾坤伯老师的画为基础，再各自发展，童中焘是走李可染这条路；而曾宓则喜欢这三个人：黄宾虹、蒲华、林风眠。所以两个人虽然没啥大矛盾，却不亲密，因为艺术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曾宓喜欢的蒲华，恰恰是童中焘最反感的，各自追求的不一样。

在读书的时候，童中焘对宋人的作品很有研究，他的毕业创作画在绢上，画的就是西湖，这套作品他没有再拿出来过，画的非常好。

曾宓的毕业创作是一张黄宾虹风格，还有一张是大青绿。他的画常常前面是水墨，后面大片大片的石青或者红色，颜色运用得非常好，这跟学习林风眠有很大的关系。曾宓当年也是潘老特招进校的，因为当年已经算是超龄，之前还学习过水彩。

顾坤伯 灵岩 纸本设色

王犁：那有没有关于顾坤伯在杭州最后几年中的间接信息？他是不是学建筑出身的？

曹文驰：顾坤伯先生早年在苏州工专里读过书，故素描、水彩也都擅长。新中国成立之后，老先生们被要求画现代山水，有些人的尝试就是在“四王山水”里面盖一个红房子，而他能够用中国画的笔墨画出现代的气息，这跟他的知识结构密不可分。

我和曾宓有一个共同观点，顾坤伯老师的山水画用笔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最合适的启蒙者。曾宓的说法是，顾老师用笔是平和中正为主，中性的笔性，所以收一收可以画工笔，放一放可以画比较奔放的写意。同样以陆俨少先生作为比较，他讲究的是一笔之中的变化，一根长线或一个短线都有提按中侧的变化。

王犁：讲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山水教学，都说一个“顾陆”体系，从你们老一辈看，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曹文驰：按照从明清开始向上学习的顺序，徐英槐他们这个班在四年级的时候学习的是“元四家”的画，顾老师因身体原因教不了了，所以潘老就到上海去再请老师了，第一个来的是吴湖帆的学生俞子才，来自上海画院，对元人的画法很有研究，当时我还跑到他们教室去观摩过他示范元人的画法，确实十分精彩。他临走之前在走廊里办过一个个人画展，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创作很一般。当时在学校里的反应一般，所以他觉得待在美院也没什么意思，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潘老只好又跑到上海去，选中了陆俨少作为代课老师。那时陆先生头上还有“右派”帽子，所以对潘老还是很感激的。潘老一心为公，也没有任何私情，本身与陆先生也不是很熟悉，陆俨少因为被打成“右派”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我曾经看过一本那个年代西泠印社的内部收购作品的价格，他的学生宋文治属于一等，而陆先生只有四等。

请来之后一直带徐英槐这个班到毕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回上海去了，这个时间是在“文革”之前。

顾坤伯 黄山石笋矼 纸本水墨

王犁：您能再谈一下顾坤伯先生过世以后的事情么？

曹文驰：关于身后事，孔仲起老师料理的多，墓碑上的字也是孔老师写的。具体坟墓的事情是在“文革”以后，等大儿子顾小坤能够回国了才操作的。因为孔仲起老师是正式拜过师的弟子，在潘天寿老师家里拜的师。我在萧山工作，过来已经不方便了。

第一本《顾坤伯画集》前言是程十发写的，程十发是顾先生以前在上海美专时期的学生，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至于怎么邀请他写前言，我也不清楚。20世纪90年代，顾小坤到国内来投资，要找一些有名气的人，投资100万港元在杭州办一个动画片厂，就找程十发的儿子来管理，自己在杭州友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长期住。

顾坤伯作品欣赏

顾坤伯老师对求画都是有求必应的。他生病到了这个程度，还能画出这么精彩的画，说明功底非常深。在他失明之前，画的五张是最好的。本来送给李嵩那幅画也非常好，李嵩过世之后，他的子女联系不上，还有一张是顾师母为了到香港去，送给派出所所长的一张也是很精彩，因为不知道名字也联系不上。

顾坤伯老师晚年受到三个人影响最大：一是非常钦佩的弘一法师，家中藏有一幅弘一法师的书法，书法风格也有点类似；二是龚贤（半千）；三是黄宾虹，所以他艺术发展的道路与陆俨少完全相反。

陆俨少先生刚到学校的时候，对黄宾虹的批评是很厉害的，后来不太说了。因为潘老第一个推崇黄宾虹，有人经常说是傅雷的帮助，黄宾虹的艺术地位才被认可，其实不是的。应该是潘老大力推崇的功劳，因为潘老个人的名望、地位和他个人在艺术领域的权威，大家很佩重他，愿意听他的话。在潘老大力推重下，黄宾虹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后，有人把傅雷以前这段因缘挖出来作用就大了。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黄宾虹艺术成就。

傅雷“文革”早期就去世了，虽然他在上海文化界极力推重过黄宾虹，这是40年代的事，在整个艺术界影响很小。但在当时，上海美术界里面大多数掌握话语权的人不欣赏黄宾虹，特别是谢稚柳，归根结底是学术上的观点不同。

除了潘老，还有一位贡献也很大，就是王伯敏先生，写了几本书关于黄宾虹的书，普及了他的艺术，不然现在也不大有人看得懂他的画。经历过“文革”之后，社会上普遍不尊重文化的背景下，有这样一个有美院背景的人站出来，推广黄宾虹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王伯敏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陆俨少先生也批评别人，曾经在走廊上看到顾坤伯先生的画，也称为“材板寸”（方言，意为粗陋），评价顾先生也是说：“从四王入手，画只是可以看看！”但其实陆先生又何尝不是从“四王”入手的呢？这有点文人相轻的意思。艺术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不应把艺术家看成跟政治领袖一样不可批评。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一个艺术家，就一棍子打死，不要用政治的操作手段来进行艺术评价。

顾坤伯 天柱峰 纸本水墨

王犁：顾坤伯先生的美学思想和黄宾虹和弘一法师的比较接近，属于内美、朴实、恬淡。

曹文驰：是的。童中焘也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还提到了张大千，引起了争议，我说文责自负，难道张大千就一点也不能批评了？为了这个事情荣宝斋的编辑还找我，我就决定一定要发，这是学术立场问题。

说到张大千，其实张大千早期的画也很一般，他们那个时代，包括顾坤伯先生他们，在熟宣上作画的比较多。

我对张大千也有过一点研究，他好多画是在熟纸上的，包括后期那些泼墨、泼彩就更是了。但是你去看，他画在生纸上的水平都不如熟纸，他掌握生宣的水平其实不高，熟宣的水平却极高，这种熟纸，与现在意义上的熟纸不同，表面是毛糙的，我问过裱画师傅，这是拥有特殊工艺的，其中加入了白芨这味中药材，所以由此制作的纸，久放纸也不会发脆，质地像绢布一样有韧性且厚，是很舒服的。现在这种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以前的蝉衣宣画起来非常好，很糯的，和现在我从北京带回来的也不能比，差太多了。

当年，顾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说过，“要在生纸上画出熟纸的味道，要在熟纸上画出生纸的味道，这就说明功夫到家了”。一个艺术家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不是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