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好医护人员，是SARS教我们最重要的事

我们在过年，医护人员在替我们“过关”。

这两天，网络上流传着几段关于武汉新型肺炎的视频和照片。

在一段视频里，一位医护人员坐在椅子上崩溃大哭。镜头转向其他医护人员，她们正在吃着简陋的泡面。

而在另外一张图片里，一位医护人员把文件袋拆了，用来保护自己的脸部。

“医生拆了文件袋保护自己” / 微博用户@格桑小巫

尽管我们无法证实这些素材的时间地点与真实性，但我们已经从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渠道，感受到了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医护人员面临的压力和危险。

这个春节，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医护人员放弃了休假，回到了医院。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连续高强度工作了好几天，他们中的不少人还面临着防护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能从2003年的SARS吸取什么经验，那我们能学到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医护人员。

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那些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是我们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

一线医护人员，太累了

一线的医务人员，最容易遭到病毒的侵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以来，已经有很多一线医生倒下了。

早在1月20日，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表示，已经有14名医务人员感染。根据对武汉市长的采访，这13位医生和1位，护士，都是被同一名病人感染的[1]。

同样是1月20日，湖北黄冈市也有1名医生、4名护士遭到感染[2]。

密切接触病毒的第一线，一般程度的防护对医生来说，像层纸一样一戳就破。

唾液、血液、呕吐、咳痰，一线的医生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病原携带体，稍微不注意，可能自己就成了下一个病人。

2019年2月12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各地患者与家人在医院排队。而这两天武汉各地的医院，要承受比图中更大的人流压力 / 希帕图片社

亲历过当年SARS治疗的一位外国专家回忆，每次给病人插管治疗的时候“病人会有血状的黏液喷出，溅到地板、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脸上和白大褂上”[3]。

有些病人还格外有传染性，当年SARS出现了几位“超级感染者”，一位病人就传染了两家医院共计58名医生和护士。

在这样的环境里，做不到全副武装，想防备病毒太难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也回忆，自己被感染，很可能是因为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在武汉各医院调查情况的时候，没戴防护眼镜[4]。

要知道，他只是去武汉的医院考察就被传染到了，而那些一线医生每天都被这样的危险包围。

王广发的回忆，他认为自己的防护盲点在于没戴防护镜 / 微博用户@北大呼吸发哥

然而，这些身处险境的一线医护人员，却得不到支持和保障。

现在武汉各家大医院都在网上发表了接受捐赠的公告，护目镜、N95口罩、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防护服、手术衣，一次性鞋套……这些保护一线医护人员生命的装备都不够用[5]。

光是武汉协和一家医院，在职人员就有8000人，每天消耗可想而知，新闻上报的支援几万只口罩，几万双手套，可能就够他们支持几天。

基层医院就更危急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荆州一家医院“全院没有N95口罩，也没有防护服”[6]。

就是面对这样的危险，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没有走下火线。

澎湃新闻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每位医护人员都需要要穿上密封的防护服，每次穿齐一套装备需要花上15至20分钟时间。

一次穿上之后，几个小时都没法脱下，每天都要热得浑身汗透，还要忍受着无法上厕所的痛苦。武汉协和的医生们，有的甚至选择穿尿不湿上班[7]。

医护人员正在穿着防护服 / 武汉协和医院

在上海，还没有出现病例的华东医院和静安区中心医院，发热门诊的医生已经开始三班轮岗，保证24小时对病人开放[8]。

医生们太累了，甚至在江苏泰州，有一位感染科的医生在去往门诊的路上，心脏骤停离世。如果还是这样的工作强度，这样过劳死的悲剧还不知道有多少。

如果再不保护医生，谁来保护大家呢？

SARS的教训，

是没保护好医护人员

如果连医护人员都没办法照顾、保护好自己，那么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脆弱。

在SARS期间，台湾地区就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教训。

其实在SARS刚爆发时，台湾地区还没怎么受到冲击，只有零星几起外来的偶发病例。

但是，当医院内医护人员受到感染时，疫情迅速发生变化。

台北市和平医院的感染，让台湾地区的SARS疫情迅速传播开 / 《和平风暴》纪录片

4月9日，台北市和平医院收治一名感染SARS的病患，但当时未被认定接触史，于是没有按SARS病例处理；

4月16日，医院的一位洗衣工高烧不退，但由于资讯不足，仍未判断为SARS；

4月17日，护理长陈静秋开始高烧、咳嗽，随后有护士陆续发烧，但院方坚称没有SARS，让医护人员继续在开放环境内工作；

4月21日，护理长陈静秋撑了三天之后转诊去台大医院，而此时院内已经病倒多位医护人员；

4月22日，7名医护人员和员工感染的消息爆出，和平医院紧急停诊，疾管局则建议封院；

4月24日中午十二点半，台北市宣布和平医院封院[9]。

台北市和平医院的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 《和平风暴》纪录片

前台大医院院长李源德评论说，这是“一步错，全盘皆输”。

事后统计，和平医院医护人员和员工共计有57人为疑似病例，其中7人死亡；民众中则有97名疑似病例，其中死亡者有24人（1人自杀）[10]。

在疫情的传播中，医务人员既是容易被感染的人群，又是SARS医院感染中的重要传播链[11]。

2020年1月24日，医务工作人员和警察在云梦高速出口对进城车辆和人员进行病毒预防检查，医生是最容易接触到病毒携带者的群体 / 希帕图片社

在亚洲之外最大的SARS疫区加拿大多伦多，大范围的交叉感染，也是从医护人员被感染开始的。

2003年的疫情中，加拿大报告了375例SARS，45%为医护人员。而在2月-6月，多伦多就出现了228例感染者，死亡38例。

最初是一位2月23日从香港返回多伦多的SARS感染者，将病毒带到了多伦多，她在3月5日在家中死亡，但是照顾她的儿子A也被传染。

随后A进入医院，感染了急诊室的其他病患B和C。

2020年1月21日，浙江绍兴，药房口罩热销，市民游客戴口罩出行。在疫情高发期，戴上口罩做好防护可以降低被感染的几率 / 希帕图片社

3月10日，B被送来急诊，但是当时并没有做防护措施，导致带他到医院的2名护理人员、一名消防员、5名急诊科工作人员、1名其他医院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其患者和探访者被感染。

C被送到医院后，由于未作防护，也感染了14名医院工作人员和3名患者。

3月23日，多伦多开始紧急处理，在一所空置建筑内治疗SARS感染者，要求医院防护，疫情才逐渐控制[12]。

多伦多渐渐放松警惕，结果第二轮疫情爆发，再次冲击了整个医疗系统[13]。这里就不再赘述。

多伦多地区的新增病例，在4月底本来已经基本控制，但到五月中旬又开始扩散 / Investigation of the second wave (phase 2)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Toronto, Canada.

多伦多的SARS疫情在早期没有快速鉴定的方法，因此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传染。而医生与患者、其他人的密切接触，又再次传染。多伦多还发生了医生因压力过大要求辞职的情况。

而离疫区广东最近的大城市香港，有1755人感染，包括386名医护，299人死亡，其中医护人员8名。

SARS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我们对医护人员健康、心理、压力等各方面的忽视，最终都让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小汤山模式，成功保护了医生

SARS袭来时，中国大陆的一线医务者，常常也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

因为工作时间长，汗水常常浸透防护服，从而影响防护效果；

是否会感染病毒，也跟自身抵抗力有关，而为了对抗疫情，长时间工作、带病工作、高龄出征的医护人员们，都身处在巨大的风险中；

为了赶抢救时间，口罩不小心脱落、防护不到位等，都加大了医护人员的感染概率[14]。

即便是那些没有感染的医护人员，一边要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一边还要忍受他人的另眼相待，情绪非常容易崩溃[15]。

急诊室的医生通常要面临巨大的救治压力和任务，而传染病爆发期的医护人员更是如此 / 纪录片《急诊室故事》

当然SARS时期医生面临的困境，并不只是疫情突发、传染性强的后果，而是之前漏洞和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当时本来打算以大型综合医院为接诊的主力，确诊病人再转去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可这个安排有一个问题，在当年，很多综合性医院根本没有感染科[16]。

原因也很现实，感染科不赚钱。

感染科的缺乏，带来的问题不是少几位医生那么简单。当时还有人提到，北京熟悉传染病的医护人员只占总量的4.3%[17]。

2020年1月24日，正在火车站执勤的卫生员。在疫情发生时，拉来的大量医生和工作人员，此前可能极少有面对传染病人的经验 / 希帕图片社

没办法，只能拉来外科和内科的医生来救急，这些医生中很多根本没有面对过传染病人，连防护服都不会穿，就这么成了感染对象。

甚至连建筑都在和医生们作对，中国很多医院建筑的模式非常紧凑，门诊、急诊、病房相互连通，这就给交叉感染造成条件。

而且医院空间本来就少，根本没地方建隔离病房，更别说分开污染区和清洁区了，当时甚至有医院把自行车棚临时改造成隔离病房。

潮水般涌来患者，相当一部分没法治愈甚至没法确诊，医生和病人越积越多，交叉感染，使得越来越多的医生倒下。

医生会跟病人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在病毒扩散期间，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就可能被感染

缓解这个问题的，是小汤山医院。在小汤山，医生们才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支持。

小汤山医院从2003年5月1日至6月20日，共收治SARS患者680例，占全世界发病人数的十分之一。在680名患者中，只有8人死亡，而且6人都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

在医院工作的1383名医务人员，无1例感染SARS病毒，实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率”的目标。

如何保护医生，可以说是小汤山医院留下的最宝贵经验。

小汤山医院，是在北京郊区用轻型建筑材料搭建的一层病院，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只用了7天时间就宣告完工，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

在污染区，专职消毒人员每天要对人员、器具和空气进行四次消毒，每隔一周还会出动专门的洗消车为污染区彻底清洗。

用免水洗手液洗手可以帮助医生快速洗手消毒

有了足够充足的空间，医生在清洁区也不用担心被病人感染，而且可以按照流程去穿戴防护服。

在半污染区，医生要穿戴1顶帽子、2双袜子、1双工作鞋、1副隔离鞋套、2层口罩、1套分身服，1层“太空服”、1副平光眼镜、2副手套，不允许任何部位皮肤外露。

进入污染区，则必须外加1层隔离服和隔离帽，再穿1双隔离鞋套，戴1副护目镜、1副N95口罩、1副手套[18]。

非典期间医生所需要穿戴的防护设备，比上图还要夸张很多倍

以事后的总结看，这样的防护未免太夸张了，到了夏天可能会因为闷热削弱医护人员的免疫力。但在SARS流行的当时，这样夸张的保护，确实阻隔了病毒对医护人员的攻击。

当然，这家医院能做到这些，离不开充足的设备和人员支持。

疫情期间，每天送到医院的耗材设备就有5卡车，其中防护服一项就有3000套，药剂多到13名药剂师不断工作八小时还发不完[19]。医生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口罩，一件防护服穿几天了。

另外，还有专门的外勤队伍来负责杂务，收送以及回收标本、医疗垃圾，这些繁重的工作都不用再占据医生的精力。

连配餐和清洗都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洗衣消毒有专用的大型消毒锅，甚至还有23名配膳员专门负责医生和病人的菜单[19]。比起现在点外卖还要担心店家拒收的医生们，差别是天上地下。

现在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倒下，到了我们保护医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