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公主为什么那么多都选择了出家为道？难道真的看破红尘了吗

女冠夜觅香来处,惟见阶前碎玉明。”女冠亦称女黄冠,又称女冠子,即女道土。唐代女冠分为修真女冠及宫观女冠两类,后者即专指公主女冠。自高超至眉宗,唐代公主总计二百一十位,其中入道者有十二位。

宫观女冠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大体与唐代皇室对道教的态度相一致,李唐皇室对道教的崇奉是影响公主入道的关键。一般而言,道教在唐代是始终为皇室所尊奉的。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来因为道教主老子姓李,李唐室遂加以攀附,自谓老子后裔。二来因道土能制丹药,可以满足一般人祈求长生的心理。唐代皇帝喜食丹药者不乏其人。此外,道家超逸不拘之习亦颇合深受胡化的唐皇室的喜好。

唐代公主的入道,正标志着唐代诸帝的崇道与道教内部逐渐形成的制度相互呼应。高祖、太宗两朝,还不见有公主入道的记载,至高宗,公主人道始兴,它成为公主舍离俗世、遁入另一方世界的途径。公主贵为天子之女,身份尊崇,公主选择入道,在民间掀起入道风气,而公主养尊处优的闲适入道生活,也不同于民间道土的苦修清冷,它使女冠生活成为唐代的一种时髦。

太平公主一度入道,这是已知最早的公主入道之例。而睿宗第九、十女出家,号金仙、玉真,则是公主入道的最正式记录。而后风气一开,公主曾为女冠者有十六位:万安公主,天宝时入道;楚国公主,兴元元年(784)请为道士,赐名上善;华阳公主,大历七年(772)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文安公主,丐为道士;浔阳公主,大和十二年(829)与平恩、邵阳公主并为道土;永嘉公主,为道士;永安公主,大和中丐为道士;义昌公主,为乾符四年(877)诏还南内;安康公主,与义昌公主同为道士。此外新昌公主因附马萧街去世,奏清度为女冠;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

唐代公主的入道动机,简而言之,可归纳为慕道、追福、延命以及夫死舍家与避世借口等。这些都与宗教意识的皈依强度有关。慕道是较积极的向道动机,追福则具有还愿、祈福的现实利益,至于因病延生或夫死出家,则是视道教为祈求、逃避的目的地,略显消极。

公主出家的因缘,基本上与修真女冠的动机相同,只是由于公主异于常人的身份,才使其入道别有意趣。道教的本质,基本上以神仙不死为核心,它具有关怀他界,却又不完全舍离现世的特质。而公主既不能完全舍弃贵主出身及特权,又不愿真实地度过其修真生涯，与其他宗教相比，道教最适合公主，而以公主为主体的宫观女冠就成为特殊的女冠形象，他们有别于修真女冠，也异于鱼玄机等风流女冠。

在道教制度史上,唐朝是其建立规模的阶段。这一时期综合了六朝的官观建设,并将其组织化,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中。开元时,天下宫观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其中道士所住一千一百三十七所,女观所住五百五十所。这显示开元时,女冠制度已颇具规模。

诸公主既是舍家入道,就需要在帝苑之外,另外营建宫观,宫观建设因而成为道教史上的大事。道教宫观在唐以前只有初步发展,大规模的修道置观至中唐始兴。两京中宫观约有五十五所,其中长安约四十三所,其余在洛阳。长安者名的女冠观凡有太平观(在大业坊)、咸宜观(在亲仁坊)、金仙观(在辅兴坊)、玉真观(在辅兴坊)、三洞观、万安观、宗亲观、新昌观、开元观、昭成观、九华观、元真观、玉芸观。可见,仅长安城中,与公主有关的官观就有十余所,自能容纳相当数目的女冠。长安,洛阳两京为贵主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入道所立宫观也集中于此,这是宫观女冠观的一大特色。公主立观在当时是一创举,立观工程浩大,颇引时人非议。

公主入道以后的宫观生活,涉及道观的经济来源问题。玉真公主舍家意愿极为坚决,称不愿叨主第,食租赋,且愿去公主号,罢邑司。但出家公主势必面临实际生活的问题。尤其宫观女冠装饰考究。此外,公主其他的日常所需,尤其举行斋戒,庞大的排场需要豪华的道场,盛壮的女乐,凡此均需固定的经费以支付。以延命为目的的宫观女冠,其实需诸多条件配合,才能实现养生成仙的理想。宫观的营造、设备、日常所需,对于不事生产的公主而言,必要朝廷按期封赏,方能维持宫观运转。

唐代公主的舍家入道,不仅开前朝风尚,就是以后历朝,鲜此风气,唐代宫观女冠是道教制度史上的特例。因此而衍生的宫观文化对唐代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