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之死，守旧派之殇：苏莱曼之死到底对谁有好处？

　　声势浩大的复仇已经持续了很久，无人伤亡。双方默契的停止了报复固然是政治场互相给台阶下的游戏，但或许从一开始，苏莱曼尼的死就是伊朗领袖与美国总统的密谋，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保卫过新生的共和国，也曾经在两伊大战中出过力，但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的宗教激进与狂热，已经转变成了伊朗走向世俗化、普世化的最大阻碍。

　　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与伟大的征服者将军成为了政治场上最大的威胁，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他杰出的将军干涉了不该干涉的领域，政治上的密谋也随之而来。

　　如果这位才能杰出的将军继续推动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着夺取政权与最高权威的目标狂奔，那么伊朗这位推动着与西方和解并推动国内走向世俗化与普世化的最高领袖到底都在忙什么呢？他真的还能睡得着觉吗？

　　但又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提振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的最高领袖因为脑子有病而做出的任性行为？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指出:“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旧的还是混合的国家,其最好的基础是“好的国家”和“好的武装”。没有武装,好的法律是无效的。所有靠武装力量支持的道德先知都在其事业中成功了。相反的,那些没有这种力量做后盾的先知都被打败了,遭受灭顶之灾。”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权的支柱,一直与国家密不可分,并且始终影响着政治进程。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军事力量是一切政权的基石，哪怕民主自由如美国，华盛顿的一系列头衔中，最耀眼的也同样是美军统帅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国总统。对于伊朗更是如此，军事力量才是支撑政权的唯一保障。

　　而作为军事力量重中之重的御林军——伊斯兰革命卫队，该是什么样的存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不久,霍梅尼发布法令,要求成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革命卫队作为新兴政权的保护者,从建立初始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组织。

　　如今,作为一个拥有广泛社会基础、深刻政治影响以及强大经济实力的行为体,革命卫队的影响几乎涵盖了伊朗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革命卫队在伊朗高度政治化的制度体系中力量十分强大。在此制度中,总统、许多内阁成员、议会议员以及一些其他省级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者都来自于革命卫队。

　　伊斯兰共和国一直依赖着存在于什叶派神职人员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基础联盟,这种联盟直接导致了卫队不断深化的政治参与。除了政治领域外,革命卫队还管理着强大的媒体资源、教育以及培训活动,通过不同渠道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在加强整个社会对卫队的认同以及对伊斯兰政权的忠诚。

　　这真的是伊朗军队吗？mg42或是mg3这样的德国造？

　　在经济领域中,革命卫队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多样化的经济渠道,从大坝、公路、管道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到汽车制造以及高科技产业再到黑市贸易,革命卫队参与了所有能够创造利益的业务,包括合法以及非法的贸易,革命卫队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其影响扩大到伊朗市场的每一个部门。

　　这些经济活动使得革命卫队已然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大的“商业企业”。作为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守护者,卫队始终是霍梅尼思想理论的坚定支持者,革命卫队自创立开始就扮演着输出革命的领导者角色,它强烈的意识形态是其能够不断扩张影响的重要因素,通过革命卫队在海外的活动,伊朗伊斯兰政权不断提升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从而使什叶派力量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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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由于伊朗独特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伊斯兰革命卫队从诞生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显赫的政治支配地位。最初,它只是作为一个防御与安全方面的准军事力量,由于政权因生存考虑不断向卫队赋权,使得革命卫队超越了最初的角色和定位,如今的革命卫队不但是一个管理海军、陆军、空军和圣城旅的传统军事组织,它更是一个拥有实质影响的政治行为体。

　　在革命胜利之初,从君主制的废墟中诞生的新兴政权代表了一个由不同政治派别和势力组成的另类联盟。

　　新政权面临着四个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安全挑战:重建建立和维持秩序、防止国家分崩离析、防止亲君主制的军队高级指挥阶层有可能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及切断妄图恢复君主制的君主主义者同国内反对新生政权势力间的联系。

　　换句话说,新政权急需创建一个值得信赖的武装力量来防范上述四种力量的威胁。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革命累积阶段,伊朗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准军事组织,例如党派民兵、城市自卫团体、个人安全小队和军队叛逃团体等。推翻君主制之后,持续的混乱以及新政权内部的世俗与宗教实力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伊斯兰革命者面对这样的形势迅速创建了自己的“三合一”力量来充实自身的实力,其中包括革命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治安委员会。治安委员会主要负责为前两者提供武力支持,其主要成员多来自于革命运动过程中的大学生以及平民阶层。

　　到1979年5月5日,这些团体被合并为伊斯兰革命卫队

　　1979年12月4日,霍梅尼正式批准成立革命卫队。

　　官方层面将革命卫队体制化使得该部队正式合法化。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的数月内,卫队就开始深入参与对新政权完善其政治的进程,卫队不仅对国内的君主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进行镇压同时也在边界上压制势头正劲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独立主义运动。然而,对于这个新的武装力量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并非仅仅为了制衡各方,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有效的压制前伊朗帝国武装部队(IIAF)。

　　在革命期间,伊朗帝国武装部队深受挫败并被瓦解。虽然军队指挥部宣布其政治上的中立,并且接受了既定事实,但仍然因江山易主而感到背叛、迷失和羞辱。同时,新政权中最有影响力的派别以及神职人员均极度不信任军方,尽管军方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帮助推翻了君主制,但以反对美国视为天命的新生革命力量将曾受过美国培训的前帝国军官视为潜在的威胁。

　　因此,新政权以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对待前伊朗国王的军队,并对军官团的高层进行清洗。数以百计的将领和军队高官被处死、监禁、提前退役或被迫流亡。持续对军队和反动势力的施压,最终导致了1980年底的政变。新政权在镇压政变过程中,大规模的使用伊斯兰革命卫队力量。

　　成功的镇压政变证明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制衡和保障政权内部安全上具有较高的实用性。革命卫队在国内获得了一个维系政权安全的身份,并同政权形成依赖关系,使之能在后续阶段为自身谋利。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创立之初就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力量,这也反映出新生政权的本质,通过以宗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控制卫队,再通过卫队进而控制更多人民。1979年11月,革命卫队与大学生参与的占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这一事件就极其明显的凸显了革命卫队的政治思想模式,参与占领使馆的很多人后来都加入了革命卫队。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新政权不断强化的政治联系,是它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防御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1980年9月,伊朗遭到了伊拉克的侵略。伊拉克当局正是认识到伊斯兰共和国作为新生政权以及其军事上的弱点才做出了入侵的决定。一定程度上,伊拉克的预判是正确的,因为战争开始伊朗军队就向敌人做出了让步。

　　然而,新政权内部的宗教强硬派利用外来侵略这一因素,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通过不断强化民众对伊斯兰政权的宗教认同进而消灭国内政治敌人,从而加强宗教领袖对政权的控制。共和国内的宗教力量充分利用外敌入侵将革命卫队推向了新的高度。

　　双方战争力量的明显差距使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为“伊朗式战争”的标志性代表。战争期间由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缺乏系统的训练并且招募了来自巴斯基(Basij)支援力量的民兵,当他们面对强大的伊拉克军队时,被西方政治文化所不能接受的“人浪”袭击现象在两伊战争中却屡见不鲜,这一现象被什叶派宗教人士不断强化并认定这符合其教义中的关于“对殉教的崇拜”。

　　战争期间,伊斯兰革命卫队这种殉道战争方式使其声名远播,扩大了其社会舆论资本。这也有助于明确非对称作战方式,这种在非对称战争中通过掏道达到胜利的方式构成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国防领域里教义的主导地位。

　　此外,由于强制性的战争动员,并且伊朗正在向“武装国家”过渡,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革命核心是通过征募平民士兵加以扩张。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一场在伊朗人民心中烙下深刻印记的战争获得了强烈的社会认同,它征募的士兵来自于全国各地,代表着其不同社会阶层的大部分人,这进一步提升了革命卫队向伊朗社会的扩张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铸造了革命卫队机构性和团体性身份。战争前不久,人们在革命的浪潮下响应宗教领袖的号召,参加卫队的人们大多是生活经验有限的年轻人。这场战争塑造了他们的信仰、希冀和人生观,使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能到提到，而是在战斗中逐渐完成自我职业化。

　　所有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现成员和前成员都毕于战场,他们目前都就任于国家和安全机构的部分职位。因此,革命卫队的职业化并不是通过军队的“平民化”实现的,而是将本质上为平民背景的大量群众军事化。

　　战争期间,革命卫队作为一个实体在体制上成就了自我,营造了其整体形象,并在广泛的军队和群众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精神联系。除了不断强化的地位外,这场战争同样引起了革命卫队与伊朗正规军(Artesh)之间的矛盾。虽然战争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两个军事体系中普通士兵的隔阂,使之有了共同为民族事业战斗的目标。

　　但是,战争同样使得正规军司令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间在执行军事行动和总体战略上的摩擦越来越大。到了1981年,在阻止了伊拉克军队入侵后,在伊朗政权中已经偃旗息鼓的宗教派別同非宗教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再次爆发。这一分歧将国内的政治考量置于有效的战略之上,无疑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1986年,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来自政权其他部分的宗教人士在卫队领导的支持下,在不顾陆军反对下,说服最高领袖霍梅尼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拉克发动最后进攻。然而,这场号称“最后一次的进攻”变成了一场大灾难,伊朗没有任何收获还搭上了数以万计的士兵生命。

　　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战争策略的政治化以及相关决策过程使得革命卫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特別推动了革命卫队机构的扩张。

　　到了1985年,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作为正式的军事实体存在,它在组织机构上也发展成为拥有三军的军事机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后,其军事力量得到极大提高并通过不断深化的影响力巩固了作为政权守护者的角色。

　　与伊拉克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198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去世,是伊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经历了革命后的十年混乱以及战时所遭受的苦难后,这个新的国家迫切需要政治稳定和经济重建,这也成为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AliAkbarHashemiRafsanjani)的首要任务。

　　在此期间,该政权首次表现出对革命卫队的激进思想的恐惧,卫队的激进主义势力和思想在与伊拉克的战争期间就已复苏。拉夫桑贾尼政府的迫切任务是最大限度的控制住数以千计的狂热军人,因此拉夫桑贾尼总统所领导的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限制革命卫队的扩张。

　　首先,政府逐步遣散应征入伍者并将战争志愿者清洗出军队。同时,政府将机动武装力量巴斯基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从而削弱卫队整体实力。其次,限制革命卫队的机构框架,并于1982年创建隶属于自己的部门。最为重要的是,拉夫桑贾尼政府再次转向伊朗正规军。

　　战争期间,正规军因其勇敢和专业的职业操守被政府熟知,且雪洗了其过去亲君主的污名。政府将常规军作为对革命卫队的制衡力量,并将在此期间从国外购买的新武器都移交给正规军加以控制.

　　而革命卫队大多留用的是与伊拉克战争期间所缴获的战利品。但是,在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提升了其实力,并在不同维度开始多元的发展。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战后的大规模重建运动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

　　通过设立专门的基金公司(即波斯语中Bonyads)革命卫队在对政府忠诚的基础上获取了大量的战后重建合同和金融信贷,基金公司的活动以及卫队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哈梅内伊(AyatollahAliKhamenei)的监督下完成的。

　　这标志着由新兴卫队精英主导的财政资源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正式开始。通过物质财富的积累,革命卫队再将这些财富投资到其他经济领域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新兴的卫队精英由指挥梯次中的现役军官和退役军官(多来自城市下层的30多岁青年)组成,他们离开军队回归平民身份,但仍然保留着战争期间塑造的体制内身份。

　　90年代早期及中期的财富积累对革命卫队赋权有着重要意义,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这标志着卫队寡头政治力量的开始。第二,深化了卫队的社会影响,并揭开了革命卫队和最高领袖之间有着重要联系的帷幕。

　　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新最高领导人之间这种“深入共生”的关系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哈梅内伊作为新的最高领袖,没有前任霍梅尼的那种神圣光环,在与拉夫桑贾尼总统等强势政治家进行博弈时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哈梅内伊为了换取革命卫队的忠诚,显然需要给革命卫队更多的物质奖励,与此同时革命卫队也意欲扩大其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互补关系促成了卫队与领袖之间的联盟。

　　因此,当革命卫队公开批评总统的政策“偏离革命路线”时,标志着卫队在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之间不断摩擦的状况中苜次摆明立场。与最高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是革命卫队反抗拉夫桑贾尼政府对其控制的关键。虽然伊斯兰革命卫队被剥夺了机动组织巴斯基,但它仍然拥有三个兵种并保留了125000名编内人员.

　　战后革命卫队被定位为常规的战争机器,建立了由指挥和控制、训练、后勤以及其他相关基础设施的完整体性,这也导致了卫队在日趋正规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官僚主义。

　　继任拉夫桑贾尼的赛义德 穆罕默德 哈塔米(SeyyedMohammadKhatami)总统于1997年就职,并连任了两个四年任期。很显然,哈塔米总统已试图修改并且温和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某些国内和外交政策。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创造性的提出了“伊斯兰民主”的模式。

　　他认为暴力的革命并非社会转变的唯一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以及和平的社会运动也能使国家获得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在原有体制框架里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是走向伊斯兰现代化的新路径。因此,他在伊朗国内外被视为“改革家”。

　　正因为哈塔米和他的“改革派”团队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意识,使得哈塔米在上任前就受到了最高领袖、政权内保守势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怀疑。在1997年总统选举之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赫辛(MohsenRezai)不出所料的向卫队成员下达命令,为强硬的候选人投票。

　　选举后不久,新政府就被卷入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一方面是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保守势力对改革派抵制的不断增强造成的。哈塔米政府夹杂中间试图通过法律程序来遏制日趋严重的来自反对派机构的压力。

　　例如,1998年至2000年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被害,这一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是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MOIS).这就给了哈塔米打击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高层的机会,这一机构一直被视为“强硬派的堡垒”并阻碍着改革进程。

　　显然,对于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的打击和削弱对革命卫队十分有利,两者在情报收集、战略决策、对领导层的影响以及其他领域都有着竞争。

　　因此,哈塔米政府打击伊朗情报和安全部的行动致使革命卫队被赋予了更多非预期的权力。然而,哈塔米政府并没有能力如法炮制的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就使得革命卫队中的保守势力没有得到很好限制,这很快引起了对政府改革派以及社会改革群体的不满。

　　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的国内危机,以及其他涉及到改革派政府活动的事态发展给了革命卫队一个重要的教训。革命卫队意识到,通过合法的选举进程上台的政府领导人会影响政权保守派的重大利益以及有可能会改变伊朗的政治路线。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并从根源上加以杜绝,革命卫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以及手中的政治、财政、核心资源(即最高领袖、创造财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间的关系)投入到选举当中最终目标是取得合法性影响。

　　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安排其成员投身政治领域,并通过保持团队精神、教化中流砥柱和个人关系与政治领域加以联系。这一战略行动主要集中在其他省级和国家各级立法领域,并在哈塔米总统第二届任期后进一步扩大。

　　革命卫队的这种转变首次凸显于2003年的市政选举,卫队候选人在此次选举中获得了本省、市议会的众多选票。第二年,在议会举行的的选举中,卫队成员赢得了最高立法机关共290个议席中的约80个席位。这一胜利强化了革命卫队已有的行政资源,到了2004年约有34名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担任行政部门的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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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卫队国内政治参与变化与伊朗面对的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转变有关。卫队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提升实力从而减弱它日益增强的威胁感。

　　具体来说,美国一手主导的塔利班政权倒塌以及推翻伊拉克 萨达姆 侯赛因(SaddamHussein)的伊拉克战争,形成了美国在伊朗周边地区长期驻军的局面。再加上美国一定的政治行动和言论,如美国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等等因素使的伊朗政权内大多数派别都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下一目标。

　　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扩大安全威胁的方式使得其机构的自主性不断提高,政府对卫队的依赖性也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决策过程中愈加冷落其他机构。

　　因此,伊朗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和改革派的失败是促成2005年总统选举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总之,1997年到2005年显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提升其影响国内外政策能力的重要时期。卫队不完全代表任何政权或派别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通过威胁使用武力首次干预了政治进程。“二十四人公开信”事件充分的证明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保守性。

　　卫队的政治发展在2005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达到高潮——曾经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军官并具有激进政治愿景和保守宗教信仰的马赫茂德 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udAhmadinejad)当选为伊朗总统。具有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的成员进驻总统府,成为卫队稳固其优势地位的决定性时刻。

　　经过了一系列扩张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终于走到了声势煊赫的顶点，但随着时间的转进，当年的新生事物已经变成了伊朗国内最让人头疼的守旧势力。

　　鲁哈尼(HassanRouhani)于2013年6月15日正式当选为伊朗总统,在其任期内,处理好与革命卫队的关系依然是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不像以前的总统,鲁哈尼似乎不愿支配革命卫队或者直接挑战其对伊朗政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

　　相反,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通过最高领袖、整个军队的总指挥重塑卫队的职能。这意味着要说服哈梅内伊通过调整革命卫队在政治和商业上的角色来改善经济,限制其对公共部门的影响,削弱其与私营部门竞争的能力。

　　鲁哈尼已经遏制了革命卫队在一些经济项目上的角色卫队的领导层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威胁。革命卫队强烈反对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政策,但就鲁哈尼的政治活动而言,它并没有超出哈梅内伊所设的底线。

　　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可能与鲁哈尼自共和国诞生以来一直在军队和安全领域工作的背景有关。鲁哈尼和哈梅内伊似乎都认为,革命卫队正在向更有实际利益的经济活动方面转移,其政治活动正在逐步减少。

　　在许多地区,从政权的角度来说,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利润,而且,卫队作为军事机构不断地涉足经济领域己经影响到了伊斯兰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并使其更多的暴露在国际制裁之下,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成为西方政府攻击的目标。

　　相比于其他项目,鲁哈尼更关心革命卫队经济问题,他认为卫队在经济领域过分的扩张会危害伊朗的利益。因此,他极力说服最高领袖限制卫队的经济能力,如果革命卫队能够限制其经济扩张,那么结束国际制裁,从而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以及改善国家经济管理会容易的多。

　　自上任以来,鲁哈尼削减了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预算,拒绝增加革命卫队的预算。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相比,在他的内阁中任用了较少的卫队指挥官。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限制卫队的经济能力。但是,鲁哈尼仍然认为革命卫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色。

　　他在2013年9月16日的演讲中说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不是个人或私营企业的竞争对手。它不像任何其他普通的承包商……革命卫队应该承担私营公司无法处理的重大项目……我们以前每天出售250万桶油,但现在我们出售不到100万桶,在一年内我们需要进口750万吨小麦。因此,革命卫队应该分担政府的负担。”

　　对于革命卫队的政治角色,鲁哈尼和哈梅内伊似乎有完全相同的看法。鲁哈尼于2013年9月16日解除了革命卫队总指挥官的职务,对此,他说道:“革命卫队应该很好地理解政治,但不应该干预它,因为它属于整个伊朗”。

　　第二天哈梅内伊在与革命卫队指挥官召开会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会议上他说;“革命卫队是伊斯兰革命的守护者。我并不是要说,革命卫队应该成为所有领域的守护者:科学、知识、文化、经济。

　　不,革命卫队没有必要为了保护革命而进入政治领域,但是要了解政治领域……减少革命面临的政治挑战、党派斗争是政治派别间的斗争,不是革命卫队的主要挑战。

　　革命卫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秩序……你们是伊斯兰革命的守护者,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存在于每一领域。”两个人一致批评了卫队的政治活动,并且严肃谴责卫队对特定政治派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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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对于鲁哈尼处理革命卫队的方法而言,我们可以看出,他清楚如何平衡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关系,他知道他对卫队的成果取决于与有影响力的机构间的关系。与哈塔米不同,他不认为革命卫队的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障碍。

　　与内贾德不同,他不把卫队看作是他独立权威的障碍，他与卫队走了一条相对舒缓的道路。这种道路促使他通过说服领袖来调整卫队的经济功能，这明显符合哈梅内伊的利益，这样既可以确保卫队不会变的过于强大,从而超出他的控制范围，可以保证其与鲁哈尼总统之间的沟通,从而让行政首脑为其服务。

　　致读者：

　　学史并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知晓的一切不过是人类安然逝去的过去而已，现我们并不能知晓如何获得现世的安稳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我们知晓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茫茫无垠的时间与世界中找到我们的道路，学史之目的不在于创造未来，而是避免过去。

　　这也是我准备为大家带来的，一群历史的观察者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中最伟大、最黑暗时刻的观察理解，我会为您带来时代最前沿的新观点，欢迎订阅、转发，爱你们。

　　——EBKU书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