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博士论文：二战后美国的另类索赔

　　二战烽烟已经飘散了近80年，兴衰起伏的帝国见证了世界风云的变换，纳粹诞生于一战后的苛刻赔偿，凯旋门下的德国钢盔可以说是法国极力压制德国后的必由产物，但是二次大战之后，德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复仇、国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样的口号。

　　原因大抵就是美国主导下的对德赔偿，放弃了凡尔赛条约那种致人死地的窒息感，反而通过聘用德国精英来完成了对德国的团结与可能存在的复仇主义的瓦解。

　　毕竟有价值的人，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美国都是一样有价值。

　　——小麦ll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决策层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对德索赔问题了。决策者们各自提出的索赔政策虽然不同，但基本还是达成了两点共识: 一是美国纳税人绝不能再替德国支付战争赔偿; 二是避免再次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索取德国赔偿的困境。为此，在美国多个政府部门、驻欧洲机构、利益集团的共同参与、推动下，制订、实施了一项特殊的索赔计划———“智力索赔”计划。

　　避免传统索赔方式带来的困境是制订“智力索赔”计划的初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主要通过实物赔偿和现金赔偿两种方式来索取战争赔偿，但这两种索赔方式都存在着很大弊端。首先，协约国大多不愿意接受德国的实物赔偿。因为大量无偿涌入的德国赔偿物资实际上冲击了战胜国的市场，以致英、法的企业家和工人都反对实物赔偿，认为实物赔偿就是一种换了名称的变相出口。

　　因而，除了德国的煤炭、木材等几种实物外，在制订“杨格计划”时，英、法等国明确表示拒绝继续接受其他实物赔偿。协约国出于本国急需建设资金的需要，大多愿意从德国直接获取现金赔偿。然而，现金赔偿带来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极不情愿履行其赔偿义务，不得已进行的战争赔偿不是通过提高税收、发行非通货膨胀性公债来筹集赔款，而是采取了向私人银行大举借债的方式来支付赔偿。而一些德国有产者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免于抽税或免于可能被没收充当赔款，大多将资本汇往国外，这一切都加剧了马克的贬值。1921 年底，马克的价值只相当于战前价值的2% 。

　　德国政府在马克急剧贬值时，用18 亿马克的外汇支付赔款。这引起法国的极大不满，认为德国通过人为的通货膨胀方式来逃避其赔偿义务，最终导致法、比出兵占领鲁尔。当时为了解决德国战争赔偿问题，经美、欧、德三方协商，制订、实施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但出乎美国决策者的意料，计划最终的结果却是由美国纳税人替德国支付了大部分战争赔偿。

　　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景的再现，被称为智力索赔的计划就此提上了日程。

　　二、“智力索赔”计划的内容与实施

　　“智力索赔”计划是一项内容广泛、庞杂，由多个部门、行业共同完成的索赔计划。它包括几项相互关联，但又有独立目标和内容的计划和项目。

　　解救巴黎的王师

　　“曲别针计划”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名为“覆盖计划”的秘密军事行动。1945 年5 月15 日，美国驻欧洲盟军司令部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要求陆军部明确指示:如何利用和安置那些作为纯军事情报不再有价值的德国科技人员，如何限制和控制未来德国科学和技术研究，美国驻欧洲盟军司令部要求给出长期政策。陆军部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由于国务院和财政部都明确反对输入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该问题一直拖延到同年9 月份。

　　9月13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算采取一项临时措施，即迅速获取和利用德国科学家，并要求“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同意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然后再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长期的”政府政策。尽管反复强调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拥有的知识对于美国军事和民用的巨大价值，一些政府机构也“极其希望”利用他们，并警告如不采取行动，最被美国看好的德国人将消失，美国将失去他们的专业知识。但是协调委员会并没有被打动，他们反对临时措施，认为它缺乏细节考虑。

　　陆军部和海军部也纷纷向国务院抱怨，因为国务院坚持反对将德国人转移到美国，使得军方制订的“覆盖计划”难以贯彻实施。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技术服务处处长等人给国务卿贝尔纳斯写信，呼吁国务院转变态度。技术服务处处长约翰·格林在信中建议，收集和发布德国科技知识只是一项更大规模的“智力索赔”计划的一个方面。该计划必须包括转移、输入德国科学家，其中一些人将被讯问，一些人将被利用，一些人将被遣返，一些人将被“永久的获得”。与此同时，一些从欧洲发回的报告警告说，美国在德国为了达到非军事化目的，对德国研究和生产的限制将迫使德国专业人员到其他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另一些报告则详细描述了苏联已经用船运走了很多科学家、设备，以及作为永久移民的科学家的家属。

　　国务院在多方压力下，态度开始转变。在随后的国务卿、部长都同意“阻止”某些杰出的德国专业人员到其他国家。随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美国驻德国占领军政府: 阻止德国科学家和重要的技术人员离开美占区，并列出了一份可以不再被讯问而苏联和法国要求立即进行讯问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员是 1，000 名左右的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名单上注明了每个人的技术专长、科技成果、家庭状况等情况。

　　协调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后来被统称为“阻止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达到军事和民用利用与开发的目的，以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名义，将德国和奥地利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转移到美国。

　　“曲别针计划”虽然初步制定出来了，但开始实施并不顺利，主要是美国占领军当局不赞成该计划。克莱将军报告说，转移行动引起了美占区德国官员的极大不安，它强化了广泛流行的说法: 美国在德国不会带来工作机会，这使得美国打算确保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人去管理德国政府的努力成为不可能。克莱将军认为，转移行动对于美国在德国的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建议立即停止该计划。负责占领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海德瑞征求了贝尔纳斯的意见，在随后召开的协调委员会上明确否定了占领军当局的报告。

　　8月 21 日，联席会议对“曲别针计划”进行了更详细的修改。它计划转移 1，000 名经过挑选的德国和奥地利专业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到美国，这些人将被置于“暂时的、有限的”军事保护之下，直至被批准发放签证，或者被遣返回国为止。那些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人将遵守特别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合同。同时规定遣返那些“发现没有进一步利用价值的人，或者不能作为永久移民而被美国接受的人”。任何被发现曾经是纳粹党成员、或者积极支持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人将被视为不合格，除了那些在纳粹政权下既没有地位也没有获得荣誉，仅具有科学或者技术特长的专业人员。为了防止条文可能存在的漏洞，该计划又补充规定: 那些转移到美国的人员在到达之后还将“进一步被讯问和筛选” 。9 月 3 日，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该计划。据统计，从 1945 年 5 月至 1952 年 12 月，美国政府以“曲别针计划”的名义一共输入了 642 名外国专业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科技人员。

　　“文件项目”计划起源于战时的科学和工业情报工作。当时，英美联合情报委员会派出的各种调查小组对调查完成的报告经常需要采取微缩技术进行增补，微缩复制各种公式、图表、蓝图、实验报告、研究报告以及其他能够提供诸如生产工序和生产技术细节的文件。

　　到了 1946 年 1 月，战场情报技术局制定出了具体的“文件项目”计划工作程序: 先由情报技术局派出特别侦察小组对即将调查的情报目标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派出文件筛选和微缩小组进行实地挑选、拍摄并制成胶片文件。负责文件筛选的工作人员通常要经过德语、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训练，其主要任务是寻找那些高度机密等级的军事或者工业安全的文件、秘密的专利申请、文件最原始的手写稿，以及美国所不知道的工艺、程序、技术等方面的文件。

　　情报技术局在德国首先锁定了大约 20，000 个情报目标作为提取文件、制作胶片的重点对象。文件筛选和微缩小组对每个目标进行文件提取通常需要几周，先是在现场复制选择出来的文件记录，返回后制成胶片，编制出内容摘要和检索条目，完成后交给技术服务处。

　　两个月后，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因为工作量浩大而难以按照原来的程序进行。例如，莱茨公司有 198，000 页文件、默克公司有 4，000 页文件、杜塞尔多夫大学有 18，000 页文件、法本化学公司有 311，000 页文件都需要制作成微缩胶片 。而即将调查的 67 家工厂，预计有多于 30 亿页的文件需要筛选，这大概需要 7 年时间。其中大约 3，300 万页的文件需要制成胶片，这需要 4 年的时间。 鉴于此，情报技术局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为限制文件项目的数量，选择大约 400 家公司和研究中心，由来自华盛顿的专家证明具有“进一步调查价值”的文件才能进入这些公司和中心。

　　另外，为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急需具有语言和技术才能的专业人员。约翰·格林公开呼吁媒体帮助征召技术人员，“在德国复杂和困难的微缩文件项目已经开始了，需要技术人员到德国筛选文件、制作胶片，并监督、领导从事这项工作的德国工作人员” 。同时，在欧洲的情报技术局也在当地进行征召工作。为了能够确保得到“足够的、合格的本地人员”，情报技术局甚至不惜违反非纳粹化的相关政策，挑选那些具有语言和技术才能的德国人。

　　“文件项目”计划实施一年之后，商业部发现收集来的信息数量已经达到如此多的程度，以至于难以将可能有利于公众的信息及时地公之于众。为此，从 1947 年 7 月开始，服务处向那些打算查阅、使用技术文件的美国民众开放制作完成的微缩胶片记录和文件。截至 1948 年 6 月 30 日，即商务部宣布结束“文件项目”计划时，技术服务处一共向 625 个技术团体和贸易协会、大约 3，000 家工业研究实验室、几百家大学提供了微缩胶卷记录和文件。

　　商业部虽然宣布结束该计划，但服务处对那些能够确认他们所需或者是能够支付得起重新制作费用的人们，继续提供微缩胶片记录和文件。

　　“科学顾问和技术使团”计划主要是征召美国公民作为政府临时顾问、技术使团成员参加“智力索赔”计划，从而为该计划提供组织、人员和技术保障。约翰·格林为了能够征召到大量合格的技术人员，公开呼吁所有重要报纸的编辑向服务处推荐技术人员和志愿者。

　　格林的呼吁得到了新闻界的积极响应，一家杂志附和道: 只要任何工业或者科学团体希望去调查德国工业的方法，山姆大叔都必须安排一个使团去德国。约翰·格林给战场情报技术局写信说，他们打算让顾问和使团计划在工业界被广泛而充分地了解。

　　美国公司、企业可以派技术人员到德国做调查，费用由公司承担，调查报告要上交商务部予以公开。 另外，格林还邀请私人公司提出它们希望从德国获取哪些方面信息的要求，并推荐一些能够作为科学顾问或者技术使团的成员去德国。

　　由商务部组建的技术使团基本代表了美国主要的工业以及各个科学团体对“智力索赔”的要求。具体领导和完成该计划的主要是级别比较低的政府官员，这些官员虽然级别不高，但他们与政府派往德国的顾问及各公司、协会、研究机构等团体派出的使团代表一样大多是年轻人，对科技知识很感兴趣，他们亲自到现场参加、指导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同时，正因为他们不十分了解政府决策层的有关政策，反而不受政策约束，能够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实事求是地汇报真实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

　　虽然美国决策层中曾有一些人对“智力索赔”计划的合法性进行过质疑， 但那些对“智力赔偿”感兴趣或与此利益相关的部门和组织，以及一些决策者，以“智力索赔”是美国从德国可能获得的唯一战争赔偿为借口，大肆掠夺德国的无形资产。“智力索赔”计划不仅使美国比较顺利地得到了最希望得到的战争赔偿，而且对战后美国、德国的发展，乃至战争索赔方式的突破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影响。

　　首先，“智力索赔”计划促进了战后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通过该计划，美国得到了大量无偿、价值连城的科技情报、信息、专利。1948 年《美国科学》的一篇文章说，许多描述生产程序、设备、公式、工厂布局以及其他技术数据的研究报告，以不到1美元的价格出售了。美国公司和个人正以平均每天 1000 美元的速率购买这些报告。 商务部的一位官员写道: 根据几份企业家的报告，美国通过利用德国技术在未来几十年将节省几十亿美元，并且使我们保持几年的技术领先地位。一位负责调查德国先进设备的调查人员总结道: 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将帮助美国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加快发展同类美国产品的生产。陆军部则公开承认，仅在火箭的基础研究方面，转移来的最高年薪只有 3，120 美元的德国专家们为美国纳税人已经节省了 7． 5 亿美元的经费。

　　那些直接受益于“智力索赔”计划的美国工商业者们，对于廉价、实用的德国科技信息、专利更是赞不绝口。一位美国制造商承认，他只是使用了一份报告就节省了至少 14 万美元的成本。因此，当美国政府宣布停止“智力索赔”计划时，许多与该计划有关的官员、调查人员、工商业者、科技团体都感到十分遗憾。通过“智力索赔”计划，美国还网罗了大批优秀的德国科技人员。这些科技精英的价值更是无法用数字来估算，他们与二战期间到美国避难的各国科学家一起，奠定了战后美国科学、技术的世界霸主地位。

　　“智力索赔”计划对促进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1973 年发生石油危机之后，德克萨斯的 A ＆ M 大学所属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心”立刻找到了战后制作的有关德国合成燃料的微缩胶片文件，寻找到了有价值的技术信息。“智力索赔”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力由此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其次，对德国来说，“智力索赔”计划的影响则很难一言以蔽之。毋庸置疑，“智力索赔”计划给德国造成了一定损失。至于德国在“智力索赔”计划中的损失到底有多少却很难估算，其原因是: 一方面是战后德国被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占领区一直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机构; 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公司顾忌可能出现不利的税收，对于自己在“智力索赔”方面的损失问题大多不愿意谈及，因而对德国在“智力索赔”计划中的损失进行评估就变得比较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评估其“智力赔偿”损失的主要依据是“哈姆森报告”。该报告由不莱梅州的经济部长古斯塔·哈姆森撰写，专门评估盟国占领军从德国索取的“智力赔偿”价值。据哈姆森估算，占领军从德国获取的专利、工业情报，以及类似资产价值大约有 50 亿美元，美国至少索取了其中的一半。 当然，德国在“智力索赔”计划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在很大程度上，西占区德国正是因为该计划而十分顺利地被美国允许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也算是美国对西占区德国的一种奖励与补偿。

　　德国因为避免了西方盟国的极力压制与盘剥进而避免了纳粹与法西斯主义的卷土重来，而美国则因为德国世界级的科学家与文化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二战所获得的成果，进而为冷战做好了准备。

　　致读者：

　　学史并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知晓的一切不过是人类安然逝去的过去而已，现我们并不能知晓如何获得现世的安稳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我们知晓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茫茫无垠的时间与世界中找到我们的道路，学史之目的不在于创造未来，而是避免过去。

　　这也是我准备为大家带来的，一群历史的观察者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中最伟大、最黑暗时刻的观察理解，我会为您带来时代最前沿的新观点，欢迎订阅、转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