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22年《生活日报》停刊，悬崖之边的纸媒如何生存？

前 言

百里长亭，终有一别。

2020年元旦的清晨，陪伴了济南人22年的《生活日报》不再出街。一张提前两天刊印的，宣示告别报纸，相约互联网的停刊词，成为这张报纸的绝唱。

在山东媒体的朋友圈里，《生活日报》全体记者手举最后一张报纸的合影，成为2019年最后一次刷屏。进入2020年，他们会被分流到大众报业集团的其他报刊，开始一段新的未知旅程。

过去的2019年，报纸的停刊潮依旧汹涌。

年初《赣州晚报》、《郴州新报》、《新商报》、《亳州新报》、《新知讯报》、《春城地铁报》相继宣布停刊。

年中时，以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发展导报》、《三晋都市报》为代表，又有数家都市报停止刊发。

至年终，《生活日报》、天津《城市快报》、《上海金融报》也发布休刊公告，2019年，宣布停刊的报纸多达20余家，而且停刊区域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蔓延。

纸媒的衰落早已不是新鲜事了，而2019年无论从发行量、活跃记者数量、活跃报纸的数量以及广告收入，都在强化一个结论：

纸媒正处于悬崖之边。

对于报纸这个诞生了200多年，寄托了大众对真相情怀的媒介形态，从产业转型的角度观察，传统媒体如何在社交化传播中找到融合发展的方向？

从大众读者的心态期盼，凋零的社会道义、真相审视，该由谁来守护？

“生活”仍在继续，“日报”已然不在

近1亿人口的山东，600万人口的省会济南，历来是纸媒发行的重镇。连续刊行81年的《大众日报》、高峰时日发行量超120万份的齐鲁晚报，都是山东报业的高光时刻。

这其中，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1997年创刊的《生活日报》，在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省会济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生活日报》的介绍里，这份主要在济南地区发行的都市报，被描述为山东省第一张都市生活类晨报。曾任孔子基金会理事长，如今逝世的王大千，出任《生活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澎湃新闻找到了1998年6月，王大千在《青年记者》刊发的文章：为实现早日向报业集团过渡，大众日报社党委决定在《齐鲁晚报》走向成熟期之后，再办一张生活类晨报。《生活日报》创刊后，为加快发展步伐，报社党委对该报制定了灵活的政策，《生活日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报社改革的“试验田”。

王大千在文中称，创刊之初的《生活日报》为4开8版周三报，1997年7月1日起由周三报改为日报，同年10月1日起扩为12版，1998年元旦起扩为16版（7月起周末增出24版），一年迈出了三大步。发行量由最初的1万多份达到了目前的20万份，并实现了济南、青岛两地的同步传版印刷，走出了一条大胆改革、短跑启动、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办报路子。

另外，《生活日报》创刊20周年特刊上，时任总编辑廖鲁川也撰文回忆说：“20年前此刻，位于济南经十路的大众日报社大楼12楼上，多了一群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他们手中，诞生了山东省第一份都市类晨报。那时我还不到30岁，是10楼齐鲁晚报的记者，跑现场抢新闻也算快手，但也明显地感受到楼上这些新来的小伙伴冲劲十足，感慨于他们的活力、情怀和拼劲。”

廖鲁川还在文中提到，20年，7300天，在这长长的画卷中，有“红岩魂”展览引发的全城轰动，有“生活每周调查”一篇篇深度报道得到的读者赞誉，有邀请“八千支疆女兵回家看看”演绎出催人泪下的故事，有“大众证券周刊”创下的风靡山东走向全国的传奇，有生活日报相亲大会初创时万人云集千佛山的盛况。也有画卷的背面，编辑部里摞起的读者送来的锦旗、夜里睡在值班室一有电话就出发的兄弟、后半夜下班编辑们在扎啤摊夜宵的欢笑……

巅峰时期，《生活日报》的日发行量超过40万份，成为《齐鲁晚报》强有力的僚机，在济南主战场与《济南时报》和《山东商报》短兵相接。

同时，带着报纸创新改革印记出生的《生活日报》，每逢重大公共事件，往往能打破常规，用特刊，号外、周刊等形式集中火力，聚焦重点，每每成为山东媒体的亮点。

“纸”在坠落，“人”在远去

在今年的口碑电影《送我上青云》里，姚晨饰演的硕士记者，被一个乡镇企业家嘲笑：“还记者？你就是出来跑业务的，连《纽约时报》都停刊了……”

面对羞辱，更需要面对现实。姚晨掂量了需要一大笔钱来做手术，硬着头皮接下给老板父亲写书的生意。哪怕生意最后，还要忍受老板的羞辱——“你这个记者开价可不低啊，但，我给得起！哈哈。”

这个让媒体人五味杂陈片段，就像《生活日报》在阅读方式变迁前的无力与徒劳，无可挽回。而选择在2020年停刊，也成为整个纸媒行业持续下行的缩影。

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报业的广告和发行继续呈现“双迭”的态势：整体市场下滑了14.8%。其中报业广告市场的跌幅超过了30%，市场整体规模不足150亿元。

根据中国记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7年）》，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231564人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放的具有采访资质的新闻记者证，其中报纸记者84761人，较此前略有上升。

但在官方数据的背后，美通社发布的《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显示，超过8成(80.6%)的中国职业记者月薪收入在1万元人民币以下，其中3成(32.2%)的记者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而且从业6-10年与11-20年的记者收入并没有随着从业时间与年龄的增长有显著提升，在生活压力日益增加的今天，这样的收入曲线，显然无法长期支撑新闻理想。

所以，有超过半数(55.6%)的主编级受访者表示“不看好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是其离开目前岗位的最主要原因，其中33.3%的主编级受访者会考虑转型公关、市场等工作；而37%的纸媒记者选择离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则始终关注记者之王——调查记者的生存现状。在他最新一次的调研报告中，发现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萎缩至7家传统媒体和2家新媒体机构，曾经籍贯最集中的“调查湘军”呈衰落之势，且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有所收缩、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甚至过去的2019年，传统媒体人因压力、抑郁、疲惫而早逝的新闻，都来得格外多。

11月20日，新华社国际部专稿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在位于北京的办公室中因突发大面积心梗去世；11月22日，新华社江西分社高级记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宋振平因病去世。

三天内两位高级记者逝去，成为2019年全年至少15位记者英年辞世的缩影。

也惟其如此，在如今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下，记者的这个职业，已经不单单是危险和辛苦，还有关停失业、收入下滑、竞争加剧等各种压力和挑战。当危险与责任成倍增长，记者的“无冕之王”，从未像今天这样沉重。

“传”在变革，“媒”在震荡

一只脚站在意识形态的战船，一只脚深入市场经济的海水，传媒行业的特殊性，让它在传播格局巨变的当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孔。

在2019年8月份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央视市场研究（CTR）、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中国传媒产业已经是总规模突破2万亿元的潜力产业。

“与全球传媒产业总规模2万亿美元相比，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传媒产业的1/7。”传媒蓝皮书指出，当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传媒产业的体量应该与之匹配。

在2万亿的传媒产业中，超过千亿元级别的细分行业达到了4个，分别为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网络广告、网络游戏、广播电视广告。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销售收入在2018年达到894亿元，在产业规模中排名第五。相比之下，萎缩至不到150亿元的纸质媒体，已经日益滑向传媒大产业的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在蓝皮书的唱响传媒行业发展中，增速放缓成为其中最刺耳的警报：

据蓝皮书课题组统计，传媒产业增长率从上一年的16.6%继续下降至10.5%，2019年更是有可能放缓到10%以下。“传媒产业整体格局在保持稳健的同时也在进行深度结构性调整。”

传媒行业的深度调整，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体现的更为显著。

来自渤海证券的2019年前三季度文化传媒行业研报显示，传媒行业整体营业收入仅同比增长1.50%，整体增速均低于A 股整体水平。利润方面，文化传媒行业营业利润同比下降12.98%，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35.91%，行业整体基本面仍处于筑底阶段，业绩增长的相对竞争力不强。

在市场资本的视角中，文化传媒行业规模居前的5个子行业，按运营情况排名则是互联网>营销>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动画。这其中，平面媒体包括了报纸、杂志、出版以及广告，而与传媒蓝皮书论断一致的是，传统广播电视行业的营收下滑明显，首次被网络视听超越。

正如传媒蓝皮书的主要撰写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崔保国教授对当前传媒行业的判断：

中国传媒产业受到宏观经济调整影响，以及传媒政策改革和内容规制调整的影响，增长放缓。

同时，传媒产业发展进入大众自媒体传播时代，大众媒体、平台化媒体、自媒体等传媒形态并存且相互竞争。

虽然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分化中，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已被归入传统媒体的媒体形态，普遍影响力下滑，营收断崖式下跌。

接下来，在数字经济、网络空间、5G、人工智能发展的推动下，传媒产业将迎来新的风口期，但竞争态势也将变得更加复杂，新的研究课题，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范式都需要继续探索。

“纸”仍有微光，“媒”如何转型？

最近十年来，纸媒转型一直是传媒产业的核心与焦点，其中不乏各方人士为其规划方略。这其中，《中国记者》值班主编，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陈国权，在新闻理论期刊《新闻论坛》为纸媒转型指出十大转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业界的主流思潮：

专刊专版模式、运营代管模式、媒体智库模式、舆情服务模式、版权收费模式、社区社群下沉模式、全案营销模式、强化发行模式、拓展发行模式、以及退出清盘模式。

这十大模式，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如人民日报的舆情服务，南方都市报的媒体智库，都不同程度的取得了突破，在营收和影响力上取得了成绩。但这些局部的突破与进展，至今仍无法形成全行业可以复制借鉴的成熟模式。

相反，在报业改革进入深水区时，转型改革的“形变”之下的从业人员的“神变”，更值得行业关注。

连云港日报社副社长，主任记者施连山近期在《传媒观察》杂志上的呼吁：

报业转型从最初的“报网融合”，到今天的“一网两微一端”渐次成为标配，在注重新媒介形态，新传播形式的跟进时，要谨防应对策略失准、环境应变失策、方向锚定失误与风险管控失范

中国报业融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劲博士.也在中国报业融媒研究中心的官方自媒体渠道“传媒融中对”撰文提醒：

纸媒的融合发展，不能像玻璃缸里的金鱼，前途光明，出路没有，只有领导的表扬，没有市场的认可。

纸媒自建的客户端非但没有带来收益，反而成为累赘；中央厨房前景光明，可投入巨大，在体制机制流程没有理顺的前提下，难免成为面子工程。当财政补贴和往年积累的投入，弥补不了连续亏空时，“灰犀牛”的风险必将来临。

长期生活在体制之内，报人已经失去了洞察力和危机感，或似井底之蛙、或是温水煮青蛙，感觉不到巨大的灰犀牛正蹲在哪里。

2019年，由于新媒体监管的加强，商业平台加大了在传统媒体挖人的节奏，既懂新媒体又富有采编经验的“把关人”成为抢手货。报业人才流失的现象还会加剧，留下来的则会苟且维持、观望守成、悲观抱怨，导致工作面前推三阻四、稍有不满说三道四、时而妄自尊大、时而妄自菲薄……

尾 声

回到本文前段提到的电影《送我上青云》。

姚晨饰演的记者盛男，在生存的压力和病痛的折磨下，尊严，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情怀，只剩下一声沉默的冷笑。

这部2019年的口碑电影，虽然看起来很压抑，却很好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记者群体，面对金钱社会的不适应，以及为此产生失落、彷徨、不断自我否定的内心世界。

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挽回的远去了，即便在大势已去的眼下，依然有风光这边独好的孤岛，但颓势已经或正在来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2019年底，鸡西纸媒记者面临长达1年的欠薪，依然坚持或者说煎熬的新闻，让每一位纸媒从业者五味杂陈。

那些近几年遭遇停刊、欠薪，仍在坚守的媒体人，当年无不是高知才俊，也都曾努力过、热血过，只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时代的烈风，不知何时就会把你带离原来的轨道，吹向未知的方向。

作为一个曾经的纸媒记者，即使早已远离报纸，早已习惯了生活中没有报纸的生活，心底依然有一点微光，一丝挂念，希望曾经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报业，也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