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司性侵后，他们骂了我5年妓女”

这大概是冬天以来，我听到的一个最好的消息。

伊藤诗织胜诉了 ！

举着胜利的牌子出现时，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一向在脸上写着平静，此刻能明显看的出她情绪的波动。

“等了太久，但一点变化也是进步。”

这个于2017年9月对前上司提起的民事诉讼，现在的胜利就像是一个奇迹。

伊藤诗织是谁？

可能还有很多人未曾听说过她的故事。

她很漂亮；

她被一个男人差点毁了一生；

她是“日本之耻”；

她被很多人骂是妓女。

只因，她是日本第一个公开自己的姓名和长相，站出来向全世界控诉性侵的女性。

四年前，

刚从纽约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伊藤诗织，

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想象着铁肩担道义，用满腔热情为社会伸张正义；

想象着可以洞察世界，用一手文章照亮世界的黑暗。

只是，她做梦也没想到，

第一个需要用正义驱除黑暗的人，是她自己。

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崩塌，

是那个夜晚伊藤诗织从一阵疼痛中醒来，

发现一个男人正压在自己的身上。

借着要上厕所的理由，

她想要趁机逃走，

却又被男人给拉了回去。

伊藤诗织模糊记得自己刚醒来时，

用日语喊了一句很痛。

她想请求那个人停下来，

却被误以为是欲拒还迎，更加刺激了他。

她挣扎着又用英语骂了他，让他滚开。

男人却丢给了她一句：

很好，你通过了。

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伊藤诗织才意识到自己是被迷奸了。

迷奸自己的这个男人，

正是前一天晚上说要帮忙介绍工作，

约自己出来面谈的记者前辈。

山口敬之——媒体大佬，“德高望重”。

前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长，

日本御用记者，

还给日本首相写过两本传记。

她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接近梦想；

他却用自己龌龊的思想衡量每个人的底线。

对于伊藤诗织来说，

这无疑是她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耻辱。

她走进了警局去报案。

经历了必须当着男警察的面，用人偶重现犯罪现场的二次折磨后，

她收到的却是八个冰冷的字：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可是，真的是证据不足吗？

出租车师傅的证词里：

伊藤诗织在半昏迷的状态下，一直要求山口送自己去车站，山口却坚持以工作未完成为理由，坚持要司机带他们回了酒店。

酒店门口的监控显示的是：

伊藤诗织是被山口强拽着下车，强撑着走进的电梯。

而且她的酒量一直不错，

那晚怎么就一小杯清酒就人事不省了。

山口承认和伊藤诗织发生了关系。

可他不承认自己强奸。

坚称是女方主动，自己才没经受住诱惑。

这次声明是在媒体上公开进行的，

坐在山口旁边的男人却还在调侃着：

我觉得你处理的不错，

我不喜欢喝醉的女性，她要是吐了就更糟了。

伊藤曾给山口发过一份邮件。

山口回给她的邮件里，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想诉诸法律，去吧。

你不可能赢的。

为何如此自信？

这是日本固有的社会偏见，还有可笑的强奸法给他的底气。

你不会相信：

在日本这个文明进步的民族，

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大小报刊的杂志里，

都公然讨论着哪家风俗店服务最好的地方，

对于强奸、性侵犯，人们却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在每100万性侵只有10个会指控的数据里，

人们习惯地劝说着那些受到侵害的人：

忘记吧。

对于强奸，

在日本还有一种可笑又可恶的定义：

只有那种发生在黑暗巷子里，陌生人冲向你，

且你在反击中受了伤的，才算。

2017年5月29日，求诉无门的伊藤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遭遇。

撕开伤口把它亮给大众有多难？

伊藤做好了准备。

可能会被指点？

可能以后再也无法在媒体行业立足？

但她还是低估了思想和道德禁锢，这个恶魔的可怕程度。

“婊子。”

“她肯定是个妓女。”

“她在男人面前喝酒，还喝醉了，这本身就有问题。”

这很容易就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

去同事家喝酒被杀害的那个20岁洛阳女孩。

底下的评论是这样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这女孩要是自爱的话，估计就不会死了！

上海财经大学女学生举报教授性骚扰，

有些评论如出一辙：

这女生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如今的社会，价钱没谈好就是强奸。

受害者有罪论，只会以各种臆测的肮脏形式出现，

但它永远不会缺席。

比受到侵害更可怕的，

永远是那些针没扎到自己身上的人，

悠悠说出口的二次伤害。

对于伊藤诗织这件事，一个日本女议员的评论，

更是让我体会到了极大的恶意。

“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

这是一个日本警察，曾对伊藤说过的一句话。

不能出门，不能坐公共交通，

很长一段时间，

伊藤被认为给日本社会抹了黑。

但伊藤没有退缩。

记者的使命告诉她不能，

一个女性的尊严更告诉她不可以。

她已经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呐喊，

她是在为所有那些不被尊重的弱势群体而战。

“我必须要自己站出来。

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如果一味等待谁来帮我代言，那么现状永远也无法改变。

而令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我站出来发声的那一瞬间。”

她开始到学校做性教育的许可演讲，

四处奔波采访，为受害女性发声；

她把自己的经历用文字写成了一本书——《黑箱》，

揭露那些繁华之下掩盖的腐朽；

收到很多和她一样受过伤害的人的来信，

每一个她都会耐心回复、开导……

有一回走在街上，一个老奶奶认出了伊藤，她对她说了“加油”。

“一滴水不能改变什么，但聚集起来，它能形成海啸。”

值得高兴的是，

随着2017年Metoo运动的兴起，

日本终于开始正视性侵问题。

内阁政府代表约见了伊藤，

他们承认了问题，并承诺积极改善体制上的缺点。

而那个110年都不曾修改过的强奸法，

终于在这一年有了改变。

旧法上写的是，

只有受害者可以去报警，其他人不行；

偷东西要坐5年牢，但强奸只需要坐3年牢。

现在的法律上，最低刑从3年增至到了5年；

而且男性也可作为强奸案的控告方。

法律的改变纵然微小，

伊藤的刑事诉讼也被迫变成了民事诉讼，

但起码沉默不再那么频繁。

为什么很多女性在被性侵乃至强奸后，会保持沉默？

曾看过一个演讲，

在场的5000名女性，有1250个曾遭受过性侵。

90%的她们选择了在沉默中躲避，

一个原因是因为涉及到近亲或认识的人。

而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是害怕。

害怕没人相信自己，

害怕当她说出自己的经历，面对的只会是无尽的被猜疑，被污名。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他们说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说出了让我们震惊的事实。

一旦超出自己认知的预期，理解的范围，

人们便开始了各种猜测，质疑。

然后放大预期听到的，缩小不想不愿听到的。

从第一次到警局报案，

到第一次公开遭遇，

到最后无奈只能走上民事诉讼，

伊藤诗织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境。

所以有人对她发出了这样的质疑：

“我们从未听说过性犯罪的受害人，

会愿意在电视机前抛头露面，

日本人不会在公众面前谈论这种事。”

在一次去庭审的路上，

回想起一路走到现在，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

到达现场，又看到了认识的记者，

她笑着打了招呼。

结果舆论再一次开始了恶意揣测：

她不应该痛哭流涕吗？

她怎么会笑呢？

她肯定是为了出名吧？

她颠覆了“受害者”的形象。

没有遮遮掩掩，没有畏畏缩缩。

但人们早已忘了她本就是一个记者，

也忘了这种事情拿到公众面前需要多大勇气和代价。

我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

那些受害者晚上出门，和男人喝酒，她穿的裙子太短时。

也忽略了：

不管她穿什么，不管她有没有喝酒。

她没有同意，那就是性侵。

应该背负“羞辱”，应该被指责的是施害者，

受害者从来都无需掩藏。

很多人原本都可以像伊藤诗织一样大胆地站出来，

是社会的道德禁锢让她们害怕了。

是受害者有罪论，

让她们甚至开始在自己身上找错误。

“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如果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

那么人们的冷漠、嘲讽，则让它失去了治愈的唯一可能。

2017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卧室上吊自杀。

在她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

有这样一段情节：

思琪不敢把自己被老师性侵的事情，直接说给大人听。

她把它变成别人的故事说给了父母，

得到的回答却是：这女孩这么小年纪就很"骚"。

而后，她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无人理解，无人诉说，

所有的苦难只能自己一人默默承受着。

房思琪对这个世界是绝望的，

林奕含终究也是。

11月底，

智利一个艺术团体的一支舞吸引了很多人注意。

（请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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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上眼睛，走上街头，

她们勇敢地反对着社会的不平等，

痛斥着强奸犯。

这个快闪视频，很快传到了美国、法国很多地方。

“我们所受的虐待，是你看不到的暴力。

错的不是我，

不在于我身处何地，

不在于我穿了什么衣服，你就是强奸犯”。

姑娘们，错的不是你。

受害者也可以挺起胸膛。

摒除黑暗的路注定艰难又漫长，

幸运的是伊藤诗织终于做到了。

光明终能驱散阴霾，

正义终能战胜邪恶。

12月17号，胜诉的裁判结果出来后，

19号山口开了个记者会，气急败坏地说要上诉。

而这一次，

伊藤诗织就自信从容的坐在记者席上，

是以她最骄傲的记者的身份。

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

你看，它一定比缄默好很多。

而大多数的我们作为旁观者，

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她们经受着什么。

但起码，我们还应该知道：

当一个女孩站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时，

她面对的不再是闲言碎语，

不再是无端的质疑猜测，

那时，我们的社会才真正在慢慢变好。

不要忘了：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