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12月23日讯(记者 郑岚予 梁冀)最近，东方证券的投资者们心里一定忽上忽下，叫了7年的东方花旗忽然就没“花旗”了。
花旗以净资产价格退出东方花旗，理论上对东方证券是个利好。然而在证监会表示对此交易“原则上无异议”的7天之后，东方花旗原合规总监戴建国与东方花旗的诉讼在上海黄浦区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这让投资者们忧心忡忡。他们就此事提问东方花旗董秘，收到的回复是：“此事属于劳动合同纠纷，相信法院将基于事实作出合理判决。”
戴建国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对中国网财经称：“这不是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而是蓄意报复。”据戴建国自己所说，他在任时是东方花旗唯一一位由花旗方面提名的高管，其余正式高管全部来自东方证券，东方证券的强势可见一斑，如今分离的局面也并不令人十分意外。
而花旗退出东方花旗的真正原因，因为这起诉讼纠纷再度受到关注，究竟是东方证券过于强势还是另有隐情，众说纷纭。
花旗不再扬东方
东方证券12月初发布公告，称上海证监局对公司受让东方花旗33.33%股权原则上无异议。也就是说，相关程序完成后，后者将成为东方证券全资子公司。
今年年初，东方证券董事会通过议案，同意以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值乘以花旗亚洲出资比例的价格收购后者所持东方花旗33.33%股权。以当日东方花旗资产净额14.27亿元计算，股权转让对价为4.76亿元，相比彼时2.67亿元的出资额，花旗亚洲实现投资回报2.09亿元。
中国网财经记者就花旗退出原因采访了东方证券，但对方未作正面回应，只表示花旗亚洲2018年12月向公司发出《无意延长合资期限的通知》，拟将所持东方花旗33.33%股权全部转让给东方证券。
关于东方花旗最终由东方证券“接盘”、花旗亚洲“出局”的结果，东北证券战略规划部高级研究员杨丰强对中国网财经分析道，东方花旗是东方证券开展投行业务的核心主体，若转让给花旗亚洲，东方证券将需要从头打造投行业务，因此基本不太可能转让其控股权。对花旗方面而言，过去由于外资持股受限、业务牌照单一，合资券商普遍发展不理想，未来花旗亚洲若重新申请设立独资券商，能够获得全牌照业务，并且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自主权，有助于其在中国证券业务的发展。
易观金融行业分析师田杰则表示，过去外资机构因政策限制，只能参股而无法控股境内金融机构，市场遂涌现出一批合资券商。且当时入场的外资机构基本体量偏大，在当下政策放开的背景下，外资机构对于控股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直接导致了控股权矛盾，致使花旗方面最终离场。
但事情的原因似乎有另一个版本。戴建国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称，东方证券主要通过东方花旗及公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后者班底也多来自前者原投行业务部门，加之高达三分之二的股权份额，使得东方证券在东方花旗中的话语权相当强势，原先双方拟定的CEO轮流制也未实行。长期以来，东方花旗CEO一直由东方证券原投行总监马骥担任，董事长则由东方证券董事长潘鑫军担任。戴建国说：“东方证券当年看好花旗的国际地位，期待其能为自身带来大型优质客户，最终发现与花旗的客户资源不匹配，双方员工彼此推荐项目的积极性也不高，彼此失望。”
前合规总监道出始末
戴建国不是一开始就出来说话的，按照他对中国网财经的说法：“整个(诉讼)涉及的金额四年总共税前110万，金额不算大，而对方将我扫地出门，又给我再就业制造障碍，到了民事诉讼采取不公开审理，让人没法继续沉默下去。”
戴建国提到的日前这起与东方花旗劳动合同纠纷诉讼，起因要从2017年说起。
2017年12月，东方花旗因存在高管无任职资格违规上岗的行为被上海证监局责令改正，公司CEO冯骥、时任合规总监戴建国被监管约谈。但马骥似乎未受影响，一直担任CEO兼法人代表。
戴建国告诉中国网财经，两高管无任职资格违规一事之所以被监管部门知悉源自于2017年6月，他在内部口头提醒和寄出匿名信提醒无果后，向上海证监会发出匿名信，并于10月向上海证监局相关工作人员承认匿名信是自己所为。2017年12月4日，戴建国在未获董事会书面文件的情况下被突然解职，同时办公权限被限制，无法履职。随后，由东方花旗聘请的国浩律师事务所一位W律师拿着已经起草好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要求戴建国签署。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018年3月，未能正常实现再就业的戴建国向东方花旗中外董事实名反映，称公司涉嫌在北京金融街租赁房屋供证监会某处长使用，希望董事会调查纠正。但之后只收到花旗方面外交辞令式的回复，称“调查已经结束……凡需采取后续行动的，已经或将采取这些行动。”今年3月1日，东方花旗单方面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中止支付递延奖金(占当年金额90%)和补偿金。于是戴建国开始了维权历程，从东方证券到其大股东申能集团，一直到4月份找上海证监局。在此期间，戴建国所有的诉求就是单纯讨薪，并无其它内容投诉举报，事先也都将下步行动告知东方花旗。4月30日上海证监局书面答复戴建国：建议通过劳动仲裁等相应途径解决。证监局似乎没有注意到其收到的《协议》复印件中有关戴建国不得向“监管机构、政府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的条款。
戴建国事件让大众关注到了东方花旗的专业水平和风控管理，以及花旗决然离开是否另有考虑。据查， 2017年5月，东方花旗作为银都传媒的主办券商，因在执业过程中存在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核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被湖北证监局出示警示函；2018年11月，东方花旗作为粤传媒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因未能勤勉尽责被证监会责令改正，并罚没2380万元；2019年5月，东方证券因对长乐投资“2017社会责任公司债券(扶贫)”项目尽调不充分被湖北证监局出示警示函。
不过，东方证券对中国网财经表示，上述监管措施均已整改完毕，公司业务正常进行，对未来业务开展或品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资料显示，2018年东方花旗IPO及并购业务跻身行业前十，其中IPO过会企业数(5家)排名第七，并购业务过会金额(540.25亿元)位居行业第四。2019年一季度，东方花旗承销保荐业务收入总计8931.25万元，行业排名第五，市场份额由去年同期的0.34%猛增至5.55%。
东方证券还表示，公司历来重视合规经营和风险管理，坚持稳健规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公司在接到相关监管措施决定后，均高度重视，积极自查并整改，不断加强公司内控制度和流程建设，提高公司内控水平。
合资券商式微 外资开放影响待观察
花旗退出东方花旗，或许是合资券商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共有11家中外合资券商，但业绩分化显著。除中金公司身列头部券商、东方花旗承接东方证券投行业务表现较好外，其余9家合资券商存在感颇弱。
虽然随着外资控股券商政策的放开，合资券商当下的尴尬处境或迎来转机；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外资金融机构在获准单独设立券商后，合资券商可能加速消失的可能。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10月，证监会宣布将于2020年12月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目前，瑞银证券和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等三家券商已通过变更实控人和新设等方式实现外资控股。
关于外资控股券商政策落地的影响，杨丰强表示，外资控股或独资券商入局，可能加剧行业竞争，加快行业战略分化。外资进入后，可能聚焦自身优势业务，占据细分领域高端市场，例如高净值客户、大型机构客户、海外投资者等。预计国内大型券商受到的直接冲击较为明显，从而推动部分大型券商业务下沉，挤占中小券商业务空间，进而推动行业加快战略转型。另一方面，内资券商具备较强的本土化优势，客户资源较丰富，对本土市场更为熟悉，也需要发挥自身优势，逐步提升综合竞争力。
( 作者：郑岚予 梁冀 编辑：胡靖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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