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魏征，宋有包拯，明有海瑞，那为何清缺少著名铁骨谏臣？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官场最朴素的理念！

由此，诞生了一位又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官谏臣，如：唐魏征，宋包拯，明海瑞等，这三人在各自的时代里独领风骚，他们在皇帝的大力配合下，用自己耿直、不怕死的性格赚足了“君明臣贤”的佳话，也赢得了后人无限的敬仰！

我们不禁回过头来，诧异的问一句，那在号称举朝都是明君的大清，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如，魏征、包拯、海瑞这样的谏臣？

是大清的土壤不适合谏臣的生存？还是说那些谏臣是我们不曾得知的？真相到底如何？

汪郎告诉你，清朝是有谏臣的！

估计有人要问，既然有谏臣，那为什么名不显，声不望呢？

别急，等我介绍几位清代的谏臣后，再告诉大家为何我们很少听到有关清代谏臣的事迹。

顺治朝谏臣：季开生

季开生，字天中，号冠月，清初江南省泰兴县季家市（今靖江市季市镇）人，顺治六年进士，被清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他的出名，源自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的一道奏疏。

这一年的八月，因为地震的频发，让清朝统治者非常焦虑。毕竟此时的大清还没有完成统一，南明的反清势力，如李定国、郑成功等人，依然是卡在清廷喉咙上的一根刺。

为此，季开生提出了官员失职的十条弊端，直指清廷在吏治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地道不静，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职也。官之失职，约有十端：一曰格诏旨，二曰轻民命，三曰纵属官，四曰庇胥吏，五曰重耗剋，六曰纳餽遗，七曰广株连，八曰阁词讼，九曰失弹压，十曰玩纠劾。”---《清史稿》

正是这条奏疏，让季开生一举成名，被人誉为“大清开国第一名谏臣”。

然而好景不长，顺治十二年秋，因为乾清宫的整修完成，清廷派遣内官奔赴江南采办家居器皿，由此在民间传出了朝廷要在扬州购买年轻女子，以充实后宫。

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季开生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向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疏，尽管极具注意措词：

“夫发银买女、较之采选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借端强买。小民无知，未免惊慌，必将有嫁娶非时、骨肉拆离之惨……”

但看到这份奏疏的顺治帝大怒，认为季开生无中生有侮辱了他，于是下旨将季开生革职流放，送到东北尚阳堡吹风。

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不管顺治有没有下达在扬州买民间女子的旨令，但季开生的一片忠心是值得称许的。然而，他还是受到了流放的惩罚，最后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死在了尚阳堡。

康熙朝御史：郭琇

郭琇，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郭家巷（今青岛即墨区）人，康熙十年进士。

他能成为康熙时期的著名谏臣，在于其上了三道奏疏，每一道奏疏直击当时朝堂人心。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正月二十二日，郭琇第一次以监察御史（谏臣）的身份向康熙上了一道《参河臣疏》，参了河道总督靳辅和户部尚书佛伦，认为靳辅治河的方法不对，导致涝灾泛滥，危害江南，以致靳辅被罢官，佛伦被降职。

同年二月，郭琇紧接着上了一道《特纠大臣疏》，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康熙宠臣及权臣明珠，认为明珠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直接造成了“明珠党”势力的垮台。

“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 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清史稿》

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对弹劾尝到甜头的郭琇，再次举起了手中的笔，将炮口瞄准了康熙另一宠臣高士奇及其党羽。

这一年，郭琇上了一道《参近臣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人结党营私、徇情枉法等罪，再一次使得朝堂上的一股不正之风垮台。

郭琇的这三道奏疏，一时间让他名声大作，使得康熙朝堂上的政气焕然一新，故此，人送外号“郭三本”。

可惜的是，郭琇成名于三大奏疏，又因为三大奏疏招祸。

无论是明珠，还是高士奇，虽然他们的党羽势力被清理，可他们本身是康熙的宠臣，被郭琇弹劾后虽不被重用，但依旧官复原职，故此，一心要做直臣、孤臣的郭琇，遭到了二人余党的反扑，最后丢官归乡，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初七在家乡病逝。

《清史稿》对他的盖棺定论是“直道难行，不其然哉”，做一个谏臣难，圣明如康熙，也是如此！

雍正、乾隆两朝谏臣：孙嘉淦

孙嘉淦，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是雍正朝以及乾隆朝前十八年的著名谏臣。

他第一次纳谏是雍正初登基时期，面对这位一心想要将大清从康熙末年的颓废中拯救过来，并经历了九子夺嫡的铁血皇帝，他提出了“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大建议，而这恰恰是雍正初期为了稳固自己帝位，所采取的治国举措。

这道奏疏自然让雍正勃然大怒，但雍正在朱轼的劝说下，没有追究孙嘉淦。

雍正十三年，乾隆继位，孙嘉淦再次上奏疏，认为皇帝有“三习一弊”，期望乾隆能够时刻谨记于心。

平心而论，刚坐上皇位的乾隆，正处于二十四岁的大好年华，意气风发，故而，他没有对孙嘉淦的这道奏疏生气，反而赞赏有加，升他为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

此后，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十八年，孙嘉淦在仕途上没有和季开生、郭琇二人那样，坎坷不平，期间虽也多次上疏，但很少涉及到皇帝本身的得失，只针对地方百姓及具体国事奏论。

如，乾隆三年十月，于直隶总督任上奏疏，放开民间酿酒；乾隆四年正月，在兼管直隶河务时，提出先治永定河的奏本；乾隆七年五月，在湖广总督任上，对治理西南少数民族时，朝廷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故此，孙嘉淦虽然被誉为“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但其显名的只有雍正初年的《陈三事疏》，雍正十三年的《三习一弊疏》，其他奏疏只是作为一名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期间，对民生安定、对社会稳定所作出的政务心得，已经没有针对帝王得失的言语犀利。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孙嘉淦病逝于吏部尚书的任上，算是一个好的结局。

汪郎说

季开生、郭琇、孙嘉淦，是清初谏臣的三大代表，他们各自印证了清朝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时代烙印。

如果不是对历史有特别兴趣的朋友，有多少人能够知道他们？

是他们不出名吗？当然不是！最起码，三个人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都是朝堂、民间都闻其名！那为什么他们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远不如唐魏征，宋包拯，明海瑞这样有名？

因为，大清不需要谏臣，需要的是听话、做事的人！

都说清承明制，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清代统治者实行满汉分制，满官六部置汉官六部之上，这种民族优势长期存在。

当然，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保持本民族特权是无可厚非的，但已经从奴隶制（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处于奴隶制时期）转化为封建制为主，奴隶制为辅（八旗包衣并没有废除，清朝长期带着奴隶制的残余）的社会，清朝统治者或者说八旗贵族的思维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在这样情况下，时刻对帝王挑刺的谏臣、立志在朝中做直臣或孤臣的人，自然也就很不受待见了。

对于谏臣，皇帝是既爱又恨。

爱的是要统治亿兆生灵，维护特权，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就需要有人提醒；恨的是自己作为皇帝，自命是明君治世，自负之下又怎么肯接受别人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喋喋不休。

在这样的心态下，清朝初期的皇帝（初了雍正外）做不出借谏臣的忠君逆耳之举动，来成就自己明君声望的演戏，没有这种需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宣传谏臣的必要。

“皇上圣明”，举朝文武都说皇帝圣明，你谏臣说朕不圣明，朕就不圣明了？不存在！

而嘉庆、道光以后，这种朝堂之上的颓废之风已经成为习惯，更改不了了，多磕头、少说话，事实上就是嘉庆、道光以来大清官场上的写照。

而风气有所变化，却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但此时的大清已经陷入了自救中，洋务、清流各分两派，纳谏没有了市场，自然也就出不了著名谏臣了。

所以，不是清朝没有谏臣，而是清朝的谏臣随着王朝的巩固逐渐被统治者雪藏，没有真正在民间留下广为传颂的佳话。

既然朝廷不宣传，百姓又如何得知？不像唐魏征，宋包拯，明海瑞，在市井民间的茶馆、酒楼中，都是说书先生卖弄自己的最佳素材，自然也就天下皆知，代代相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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