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辛:登泰山而悟生,赏荷花而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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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人的气质、品质和经历是分不开的。小编在本书出版后拜访过97岁的杨辛老师,他的文字、他的为人无不向我传达出“豁达”对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影响力。也许我们不能预测有些事带来的是惊喜还是惊吓,是好事还是坏事,又或者本身是坏事,但日后某一天你又会庆幸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跟我们总是拿当下的事情来影响情绪一样,我们往往在当下会被困在某个“局”里面。杨辛老师说: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不要总想着分析,应该放下,学会享受生命。

  杨辛,1922年5月生于重庆,当代美学家、书法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44年参加印缅远征军,1946年就读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6年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少年意气,于动荡处安身

  人的品质、气质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的根都在他的童年时代。 1922年,我在山城重庆出生。然而少年失怙,我只得四处漂泊,在茶馆、寺庙寄宿为家。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我就去职业学校读会计,16岁时到了民生轮船公司做练习生(相当于学徒工)。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不断轰炸重庆,特别是1941年,日寇采取“疲劳轰炸”(连续不断的轰炸)致数千人被活活闷死在防空洞中。我亲眼看见从防空洞中被运出的尸体在朝天门码头堆积如山,悲愤之情至今难忘。与此同时,民族企业都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我亦深深为之感染。后来我的科长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培养的孩子,便介绍我到南开中学读书,先是旁听,一年后转为正式生。然而随着中日战事的变化,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决定投笔从戎,以身许国。1944年,抗战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日寇进攻中缅公路,想打到内地,我们南开中学有二十多人报名参加印缅远征军,一同前往印度、缅甸训练了一段日子。这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已是强弩之末。在远征军回国途中,传说日寇投降后,远征军将被调往东北打内战,这和我们原来参军是为了抗日的志愿相违背,所以我在到达曲靖的当夜,就和同学坐火车去了昆明,一番辗转来到了这个号称民族堡垒的城市。这是一个国家前途未卜、个人无所依靠的时刻,我就在这样的未知中开启了下一段人生旅程。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我只得去找我在南开时的好友汤一介寻求帮助,他的父亲也是我的恩师汤用彤先生收留了我。这几乎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我一度靠在街头卖报纸维持生活,好在汤先生对我照料有加。在昆明的这两年,也是我格外青春洋溢、意气风发的两年。在卖报为生之外,我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得以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并且想到用画漫画的方式去抨击我所看到的黑暗现实。 1946年,汤用彤先生举家迁往北京,我也同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徐悲鸿、董希文,曾有机会观看齐白石老人现场作画。课业之外,在北平艺专我还是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参与和领导了“五二○”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活动。 后来,我被地下党通知自己已经上了国民党黑名单,不得不选择离开北京。我仍记得当初进入到一片高粱地时,突然冒出来一些背着枪的人——那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晓是解放区派来保护我们的武装人员。那份心头涌起的感动我至今仍难忘却。从冀东到热河,我坚决地投奔了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后调到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城工部,参加了辽沈战役。纵观我的青年时代,总是与学生运动紧密相连的。想来也是,在国家动荡的关头,在那样一个满腔意气的年纪,我如何能独善其身?投身国家民族事业的热血贯穿我的前半生,此后也一脉相承。

  筚路蓝缕,以启美学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用彤先生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组织上应汤先生的需求,把汤一介和我调到北京大学工作。在汤先生的指导下,我走上了学术之路。 起先,我是汤先生的助手,后来汤先生病重,对我的工作作了调整。由于我从前学过艺术,美学和艺术关系很密切,我便从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转到了美学组。从此,我就在北京大学扎根美学教育,这一做就是半辈子。我在燕园治学数十年,回首过往,也是颇为感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在大学里美学教学和研究还处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美学研究,率先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美学研究室,也由此走上了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中国美学教研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开展美学原理教研的深厚土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则是美学基本理论的哲学基础。我一直强调从理解人和生活的本质出发,结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探索美学理论。这是一条很开阔的道路,虽然这里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美的本质离不开人的本质,美的根源来自人的自由创造,人的自由创造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统一;人在其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对象世界中看到人类目的、理想、力量、智慧、才能的实现,因而产生喜悦、形成美感。一个形象之所以能称为美,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喜悦,我认为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人类一种最珍贵的特性——人不仅能适应自然环境,还能改造自然环境。在生活中,什么地方有人的自由创造,什么地方就有美。 过去大半生,我一直从事美学专业研究。退休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思考怎样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件是学习泰山文化,另一件是学习荷花文化。在学习中,我切身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登临泰山,悟吾生之坚毅

  泰山犹如我的第二故乡。登泰山,我登了四十多次;学习泰山文化之后,真正体会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发了自己的生命力。所以,我虽然97岁了,在精神上还是很振奋。 要说到我和泰山的初遇,还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华美学学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和武汉大学的刘纲纪教授同游泰山。在岱顶,我们晚上住在2元钱一宿的简陋棚子里,但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看到了一生中最为壮丽辉煌的泰山日出,激动不已。从那以后,我被泰山的雄伟深深折服。1986年,泰山准备申请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北大受命进行学术论证,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我负责美学方面,写成《泰山的美学考察》一文。1987年泰山申遗成功,我们的报告被联合国专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好的一份。正是在准备报告期间,我有幸从不同路径、不同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体会泰山,我对泰山的认识超越了个人的心志体验而进入对学术文化的梳理、鉴赏和阐发。 我的人生也确实像艰难而历险的攀登过程一样,虽历尽坎坷,却始终追求进步和光明。当我以超脱的心境在泰山的怀抱中攀登的时候,当我到达岱顶欣赏人间的无边景色的时候,我的生命也更加昂扬和激越。

  

  泰山本身的特质成为我美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对泰山美学意义的认识更是为我的美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泰山文化是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它本身承载着厚重的华夏文明符码。在我看来,对泰山的美学分析是不能绕开它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的。从人文方面来看泰山,泰山的文化内容含义丰富、意蕴深刻,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人文价值可以探究。

  第一,从政治角度来说,泰山通天接地,是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象征,是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的表现。

  第二,从哲学上讲,泰山构筑了天人交契的博大时空,体现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民族生命力的象征。

  第三,从伦理学上讲,泰山包容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民族厚重、宽容的人格精神。

  第四,从美学上讲,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体呈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具有宏伟远大的气魄。

  这几方面的考察表明,泰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和黄河一样,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伟大、质朴、刚健、进取、智慧和坚韧。 我曾为它作 《泰山颂》一诗: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 松石为骨,清泉为心, 呼吸宇宙,吐纳风云, 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洪钟大吕,激荡人心。就像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大合唱》用雷霆万钧、奔腾前进的黄河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一样,我们现在也需要一种大气磅礴、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文化坐标,来激浊扬清、提振人心、充实魂魄,弘扬主旋律。泰山显造化之神力,聚自然之精华,续古今之文脉,历万古而弥新,其厚重、包容、和谐、坚韧和自强不息,都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不断砥砺和发扬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需要不断补充的正能量。

  赏慕荷花,好品德之高洁
我的另一个精神伴侣是 “荷花”。如果说泰山是阳刚之美,那荷花就是阴柔之美。荷花之美,就在于它的风神,可以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们中国人总把荷花比作君子。因为荷花精神其一是高洁,孟浩然曾经说过:“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君子修身律己,就是需要在熙攘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品德。其二是奉献。“君子之为利,利人;小人之为利,利己。”君子不在乎自己个人的得失,而关照天下的兴亡。荷花也一样,它的藕和莲子可食用,它从根到茎、叶、花、籽,都可以作为良药,它是可以把全部都奉献给他人的。如果每个人都学会奉献自己,并从别人的奉献中受益,这样一个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会更加美好。而且在我们的荷花艺术中, “荷花”的 “荷”与 “和谐”的 “和”谐音,在对荷花的赞美中,寄托了我们对和谐、和美生活的追求。 因此在欣赏荷花之美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不断被塑造。我爱画荷花、写 “荷”字,也爱收藏各类有关荷花的艺术品:雕刻、瓷器、剪纸、刺绣……这些优秀的艺术品无一不精,无一不珍。但它们承载的意义远超于艺术本身,更多的是对荷花所代表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2013年,我在北大捐款由学校设立了“杨辛荷花品德奖”,奖励那些品德优秀的学生。大学是国之重器,教书育人要以立德树人为先。我想通过设立这个奖项,弘扬荷花精神,引导和激励我们北大的青年学习崇德向善,修身立行。后来,我也将珍藏的书法作品、荷花艺术藏品捐赠给了北大——这远比留给子孙的作用大,我更没想过拿它们来换钱享乐,这是因为我的成长经历让我愿做物质的平民、精神的富翁。北大接受了这些藏品,并建成了“北京大学荷花艺术藏品展馆”。我想,我收集的这些藏品留在学校,从教育的角度来说,通过艺术品来进行教育,就是把美育和德育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人生的境界也变得更加高尚。我长期以来一直收集这些作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收集,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我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影响、帮助到更多的人。 事实上,我捐赠这些艺术品也是想向北大报恩。我到了晚年,始终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幼年时我的父母相继离世,我一度过得十分窘迫,也做了许多营生。16岁时,有好心人资助我到南开中学读书,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朋友汤一介。也正因如此,我有幸结识了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一位极其仁爱之人,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曾经吃住都在他家,后来才能进入北平艺专学习,接着又来到北大,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到北京大学,已经有六十多年了,这片园子就是我成长的摇篮。如果没有校系领导的关怀,没有恩师的培养,没有挚友的扶持,我不可能有今天,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北大是改变我一生的地方,在这里我遇到过许多帮助我的贵人,特别是汤用彤先生,资助我读书,教育我成人。汤先生深厚的学问、正直的品格以及他对教育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写过一首诗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情:“春风化雨,绿草如茵,燕南庭院,有我双亲。”在我的人生中,受过这些良师益友的恩惠与帮助,我也想把这份情谊传递下去。如果这样的精神能一代代地传递,那我们国家的美育事业、慈善事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一个人的力量也许是微小的,但它确乎存在着。我这辈子承受了太多恩情,到了晚年,在这种感恩的心情之下,我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为了回报。我把我积累的一些书法、绘画等作品捐赠给北大,其中倾注了我丰富的感情,这些作品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我希望能让更多的青年从中感受到真、善、美,也希望自强不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能够绵延长久。

  

  杨辛先生正在进行书法创作
我是一个拿退休工资的老人,钱财积累得不多,但求学时期受到资助的那些恩德我毕生难忘,所以我也希望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多帮助一些年轻人。于是趁着前几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之际,我用自己卖了多年来收藏的艺术品而筹得的积蓄,在学校设立了 “汤用彤奖学金” “杨辛助学金”,我的家人也都十分支持我。人们常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我却觉得,北大于我,是 “涌泉之恩”,而我做的这一点事情,却非常轻微。回报社会,回报北大,回报恩师,这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

  无限人生,待期颐又迎春
说来有趣,我今年已是将近百岁的老年人了,却经常被人误认为只有七八十岁。由于时常怀着感恩的心情,我自己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幸福。“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我的快乐不在于物质和金钱的满足,而在于精神的富有充实。关心、帮助别人,自己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这幸福比什么都好。我始终觉得,越关心别人,自己的心就会越开阔,相反,越自私自利,苦恼越多。 其实,生活中难免遇到烦心事,尤其是老年人的烦恼常常更多,可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开解自己,把烦恼放下。我开导自己的方法倒是有几个。第一, 思考问题时多从大处着想,比如在对待生命的看法上,我就从天文学里悟到了很多。我有时想,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粒微尘,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粒微尘,而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看,个人生活中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第二, 经常关心和帮助别人,尽力为整个社会做贡献,多做公益,心情自然就很愉快。这一点,我也身体力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几十年。有时国家遭逢灾难,或者我在报纸上、校园里看到需要援助的人,我都愿意伸出援手。凡 “仁”一字,对人的生命质量实在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 知足常乐,不要欲求过度人可以在学问、艺术上精益求精,然而在生活上则要知足常乐,不攀比、不贪婪,因为物质享受是有局限的,但精神享受却是无限的,帮助别人所带来的幸福感,能使我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舒畅和愉悦。多关心他人和社会,怀有一颗仁爱之心,追求真善美,能让人更长寿。

  第四, 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不要总想着去分析,应该放下。人到晚年,用来享受生命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所以不应让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来干扰我们,不愉快的事过去了就不要想了,要懂得珍惜和享受晚年的时光。

  第五, 老年人不要给自己的生命设立终点,这一点我的许多老友亦深以为然。我多年前便离休了,但这不应是我奉献的终点。 我在书房里摆着自己改写的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人不应为进入晚年而伤感,因为人老之后,才能对天地人生有更深的感悟,才能逐渐超脱名利、自私所带来的烦恼。我如今的晚年生活是很自足,也很快乐的。每天坚持着写字和打太极拳的习惯,不过这两件事倒是融会的——写字是纸上的太极拳,而太极拳是用四肢在写字。 人到晚年,我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享受生命,保持乐观,坚持奉献。我觉得,80岁、90岁乃至100岁,都不是人生的终点。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人生七十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 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 我最爱尾句,即使到了100岁,人还会有新的春天。老年人不应给自己的生命设立终点,生命不似一条直线那样有始有终,而是一个圆,终点又是起点,人从自然中来,又会回到自然中去,放开自己的心胸,融入宇宙和世界的大生命中去——大生命是无限的,人融入其中,是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寿的。

  本文摘自《我和我的祖国》

  制作 |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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