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君唐太宗晚年是否真的贤明呢？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准备将来作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只是当时门阀贵族典型的儒家教育,这在他后来作皇帝时充分表现出来。李世民深通经、史,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法鉴赏家。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李世民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只是十几岁时的少年时,就随父亲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人的入侵。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为缺乏治国的才能而经常表示担忧并声明由于他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王的教育,恐怕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太宗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太宗倾注于治国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太宗下令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太宗就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思考,直到深夜仍不知疲倦。

太宗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对文人的谏诤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即位不久,太宗就令谏官参加门下和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还让所有的官员都来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求。

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要求,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处理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这不仅是由于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而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而且行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尊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疾苦,在古代帝王之中是十分少见的,这也为太宗赢得了民心。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初期。到了太宗统治中后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土木之举了。

629年和630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因为这样容易重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太宗仍然命令整修隋代宫股。但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太宗重修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接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37年的飞山宫;建于640年的襄城宫;建于647年的玉华宫。这些宫殿耗资耗时相当巨大,如襄城宫的建造,用了大约200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年竣工时,太宗发觉宫殿是建立在暑热不合意之地,又命令将其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工匠降了级。后来,由于太宗靡兴土木,造成国库一度空虚,这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原因之一。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父亲和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师)教导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当诛”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为陛下效劳、犹不能谏止畋猎,怎么能只处决权万纪呢?”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

渐渐的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良好品格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魏征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负和浪费。

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经被帝王的专断所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自认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