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史话：1934-1949，电影工业日趋成熟，国语电影先声夺人

上回说到《傻子洞房》的上映，算是在香港电影圈掀起了新一波的高潮。

其实有声电影刚诞生的时候，在好莱坞过得并不顺利，甚至遭遇了很多电影人的集体抵制，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卓别林也曾参与到这场抵制活动之中。

香港这边却完全不同，很多电影人都对这个新鲜事物跃跃欲试，或许这也就是香港电影从那个弹丸之地发展到“东方好莱坞”的主要原因了。

黎北海依旧是这次新鲜事物尝试人群的先驱，造化弄人，黎北海从事电影以来，也不是没有好作品，但是每当他打开局面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就会有一场经济危机找上他，阻拦他的脚步。黎北海这一次的中华制造声默影片有限公司也没能再接再厉，而是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1934年摄制完成影片《薄幸》之后黎北海退出影坛，这一次成了最后的绝唱。

因为电影而辉煌，又因为电影而落魄，黎北海这个香港电影的先驱者，却成了香港第一个因为电影而倾家荡产之人，实在令人唏嘘，从此香港电影的江湖再没有黎北海的身影。

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因为黎北海等一辈先驱的退出而停下他的脚步，这时，已经有更多的人发现到香港这边电影市场的潜质，正一个个跃跃欲试。

拍摄了《歌侣情潮》的联华内部发生一些发展上的分歧，1935年，罗明佑放弃与赵书燊以及关文清合作投资“海外联华”，二人思虑之下，决定离开美国，以大观影片公司的名义到香港发展，开始正式涉足香港电影的这片战场。

同时，刚刚拍摄了《白金龙》的邵醉翁，因为在上海遭遇了“六合围剿”，疲于应对，最终选择以天一的名义赴港，更名为“南洋”开始了与赵树燊的大观影片公司展开竞争，之后纵横香港电影江湖几十余载的邵氏兄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时候或许谁也想不到，他们会是电影最后的宠儿。

时代或许觉得双雄对抗还不够精彩，这时候电影技术专家竺清贤杀入战场，创办了南粤影片公司，一时之间，三足鼎立，好不精彩。

在这样的竞争之下，各类电影产业迅速发展，电影院线开发，海内外市场的拓展都日趋成熟，创作类型也逐渐丰富，许多粤剧名伶都从舞台走进了荧幕。

在这个时期，许多电影人纷纷成立自己的公司，虽然不比三大公司的家大业大，但是在在不断通过租用场地、租用设备完成拍摄的过程中，促进了独立制片人的第一个活跃期。

渔光曲剧照

对电影史稍有研究的朋友或许应该知道，在那个年代内地流行的多为《小城之春》、《长恨天》、《渔光曲》等这类作品，这种类型的影片并不适合生活节奏更快的港岛，疲惫的工作之后，很少有人可以有精神坐下来欣赏高深的艺术创作，所以娱乐性成为了当时创作的主流。

这其中爱情和喜剧两种类型尤为火热，相继推出了《夕阳》、《残歌》等相对悲剧的爱情作品，以及根据知名粤剧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喜剧这片借着《傻仔洞房》的成功出品了同是傻佬系列的《傻佬祝寿》，以及“天一港厂”制作的《乡下佬游埠》，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喜剧作品要更为丰富，故事面更广，除了上述的几个代表作之外，还有多部从漫画、民间故事、名家名著脱胎而来的喜剧作品。

当时的香港电影类型杂多，也有许多神怪武侠片风行当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少专业电影人南下避战，为香港带去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新成立的“戏剧电影研究社”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针对粤语片未有改善的情况做出了宣言，指其“非虚无缥缈之妖魔鬼怪，即荒谬无聊的民间故事，卑鄙浅陋，粗制滥造”。

这也间接导致了香港三次电影清洁活动的产生，在这里先不做戏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先后涌现出多部以宣扬抗战为主旨的爱国电影，如关文清创作的《生命线》，同时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更是集体创作了《最后关头》，表达他们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

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一度想要控制香港电影人为其创作，香港电影人团结一致，拒绝为日军创作，香港电影也进入了第二个停滞期。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由于战争时期多数电影人已经出走，所以一直到第二年，香港电影才再现之前的繁荣景象。

这次创作复苏，赶上当局禁止方言影片的拍摄，以及当时大规模的内地影人南下发展，国语片从生产到受众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而曾经开创第一次辉煌的三大公司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及时跟上这个复苏期，国语片的市场主要由大中华影业、永华影业以及长城影业占据。

百废待兴，第二次停滞之后的复苏，国语片先声夺人，成为了市场的主流，曾经的三大公司潜伏发展，为了下一个黄金时期的到来积蓄着力量，而邵氏兄弟，第一个实力对手，也即将在这片电影的江湖中，大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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