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为什么要将邬思道介绍给田文镜？

当诺敏的事被捅到雍正那里的时候，雍正心里就在犯愁。

一是因为诺敏是隆科多举荐的，关系背景复杂。

二是清查番库本来始于康熙年间，在雍正这里，算是一件未了之事。康熙年间追欠的事还历历在目，个中成因盘根错节，于地方而言，是一样的复杂难办。

三是雍正皇帝刚刚即位不久，如何着手执政，如何坐稳屁股下的皇位乃为首要，西北正处于叛军骚扰的情势。国库与战争，与人事与局势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

诺敏的事儿一出，是危机还是契机？大凡是有大智慧的人都能将危机急转化为契机，从被动地位转化为主动。而此刻，雍正却陷入被动，皆因“天下第一巡抚”的亲赐匾额。

在种种危机之下，雍正皇帝首先派田文镜前去彻查此事。

大家知道，田文镜非读书出仕，是雍正皇帝特旨提拔的官员，全是因为他在赈灾和追欠过程中办事得力，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雍正喜欢他，是因为他不顾一切的冲劲和闯劲，田文镜具备超强的执行力，但是缺乏灵活性，这一点，康熙曾在追欠的事上批评过他。

所以，就算是田文镜已经很尽力去查了番库，还是被诺敏等山西的一干官员蒙蔽了。对此，田文镜毫无办法，也找不到查案的切入口。

雍正大概早就预料到田文镜的这般境地，于是再派粘杆儿处的图里琛，挂理藩院尚书衔直接出动，前去帮助田文镜查山西番库造假一案。雍正皇帝希望查出实情，这在图里琛出发前就有所交代。

为什么雍正要让侍卫出身的图里琛前去查案呢？这与图里琛粘杆出的身份有关系，众所周知，粘杆处是雍正年间的“血滴子”，是秘密特务组织，粘杆处出面查案，无人敢阻拦或者隐瞒。这充分表明雍正对于此案的高度重视。因为这关乎雍正上台后的脸面，关乎朝廷的脸面甚至关乎到他坐不坐得稳的问题。

有了两路人马出动，雍正皇帝应该是可以放心了。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可是问题恰恰不在于图里琛那里，问题来自于田文镜。

田文镜一进山西的地界，就和山西的官员集体翻脸，诺敏在给雍正的心中大肆弹劾田文镜，山西官场上的官员也跟着诺敏一起弹劾田文镜，这让雍正皇帝心里没了谱，他不是怀疑田文镜的办事执行力，他怀疑的是山西已经结成了利益集团，一起在压制田文镜。

对付一个人两个人，田文镜可以，但是对付一个利益集团，就算有图里琛出马，也未必能够旗开得胜。

西北——山西——江苏，看似遥远的几个地方毫无关联，实际上利益关系复杂。西北是年羹尧的主战场，是牵扯雍正皇位的主神经；山西是供应西北粮草的主基地之一；江苏是大清王朝赋税重地；番库则是大清王朝得以运转的血脉所在。后三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关键所在，雍正以山西诺敏案为牛鼻子，是想以此给整顿番库做个榜样，杀鸡骇猴，让“血脉”不得断送，才能保证西北的军事。

故，雍正一定要诺敏案成为“实锤”，只能胜不能输。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不可能打无把握之战。

邬思道在雍正皇帝即位当晚既给自己找了出路，同时也给雍正皇帝找了出路，因为他知道，雍正即位之初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在雍王府出来的人当中，年羹尧算是一个，但是他飞扬跋扈，胆子太大，时刻必须接受监督。李卫算一个，忠心可嘉，但势单力薄。没有可靠的人才是雍正最头疼之事。

这一点，邬思道心知肚明，在李卫那里，他精心培养李卫。当诺敏案发后，邬思道显然是知道的。李卫和邬思道主动出现在田文镜的面前并非偶然。邬思道半隐到李卫处，是接受李卫的监督，而此番邬思道前往田文镜处，必然也是李卫向雍正报告过，并经过雍正同意之后才作出的决定。

这是不是邬思道给李卫出的主意难说，但是邬思道的出手绝对能够起到作用，这点李卫和雍正都知道，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当诺敏案发生后，李卫在邬思道的提醒下，向雍正皇帝报告了有关情况，雍正表示接受和同意，于是，李卫才将邬思道带到田文镜处，帮忙解决诺敏案。

而邬思道本人，以他的才智，不需要明说，自然会知晓利害关系，乐意帮忙，因为他帮的不是田文镜，帮的是雍正皇帝。也正好，邬思道可以利用田文镜，完成自己“全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