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博士论文：拓跋与士族：胡与汉的博弈

陈寅恪先生指出，汉化在胡族中是一种潮流，北方汉族中的大族均系势力强大的文化高门，这些大族也是胡族推进汉化，统治中原必须依仗的主要力量。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汉化与胡化是异族政权进入中原之后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今日也可以浅略的领略一下，拓跋鲜卑北魏政权中汉地士族的作用。

引用文献：《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研究 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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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于公元386年建立了代国政权，经过了几十年的蓄力发展后，于公元398年正式建立了魏政权，史称北魏，公元439年，辛弃疾词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的佛狸，北魏太武皇帝拓跋焘正式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刘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情形，此时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北魏政权渐渐取得了汉地的统治权，鲜卑皇帝却也如同后世的元清统治者一样，越来越具有汉族特色。特别是长安洛阳这两座代表着几百年中华正朔所在的城市也落入了拓跋鲜卑的统治之后，孝文帝以及冯太后所推行的汉化改革使得北魏虽然获得汉地士族的支持，却与拓跋鲜卑赖以起家的鲜卑诸部大人们渐行渐远了。这也就为了后来的北魏分裂埋下了伏笔。

拓拔鲜卑进入中原之后，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统治广大的北方地区。在统治实践中，他们不仅与地方豪族建立起合作关系，广泛征纳各地士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进入政权的士人的帮助下，大力提倡儒学，使得儒学在北魏拓跋鲜卑的统治下出现了一段较为独特的发展历程。

儒学不仅使拓跋鲜卑作为一个异 民族获得了中原汉人的认可，大批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帮助北魏政府建立和巩固适应中原文化与社会的统治方式、政治体制和儒家文化，也提高了北魏统治层的文化水准和治理水平。

当然，拓拔鲜卑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使得儒学在北魏的发展表现出比较复杂的一面，北魏政权对待儒学、士人的方式和政策也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化而不同，服务于北魏政权的汉族士人的群体以及他们对待北魏政权的态度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东汉末年的政治衰败使得统一与稳定的局面渐渐被破坏，并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司马氏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暂时结束了这种分裂政局， 并建立了统一的西晋政权。然而，西晋政权所维系的统一局面未能坚持多久，西晋末年政治危机的爆发不仅造成皇纲解纽，大批北方胡族进入中原，并先后建立了各自的政权，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动荡局面进一步加深。

永嘉之乱后，北方民众当中有不少为躲避战乱，开始大量从中原地区向外迁徙。即便如此，与胡族相比，仍留在中原的汉族民众无疑在数量上还要占绝对优势。

与之同时，各地民众以地方豪族为中心，纷纷建立坞壁，以图自保于乱局之中。各胡族集团虽然也建立了以其本族为主体的政权，其推行的政治措施也是以维护和发展本族利益为鹄的。当然，各胡族政权也认识到，要达到自身的稳定和壮大，有效地控制广大汉族民众乃是关键。

要达到控制汉族民众的目的，利用汉族士人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或者采胡汉分治的方式，或者恢复一些汉晋旧法如兴学校、重儒学以及恢复士族制等等，但不管是设计新制，还是回复旧规，他们都注意让汉族士人参与其中。究其原因，汉族士人自身具有的优势是决定因素。

一方面他们熟悉儒家经典，在文学、史学乃至阴阳方技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储备能够适应胡族统治者的需要，为胡族政权的制度建设和统治策略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不少汉族士人具有士族背景，他们往往与家族乃至地方社会联系在一起，胡族政权对他们的吸纳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因而也就更为明显。

十六国时期汉族士人充斥于各胡族政权当中，他们与胡族政权的合作不仅满足了胡族统治者有效控制汉族民众的目的，而且这种合作渐渐地改变了各胡族政权的面貌，使得胡汉关系也渐渐摆脱了起初的紧张形势。

这自然对北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继十六国之后的北魏国家的建立结束了北方社会的混乱形势，但是他们要统治北方社会，就得继续十六国时期的一贯做法，大量吸收散布于各地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

同时，他们需要以汉族士人具有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经验为拓跋氏服务，并最终达致双方的合作局面，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首先，就拓跋统治者而言，在进入中原地区伊始，他们也同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一样，面临着如何展开统治的问题。当然，现实状况及历史经验使得汉族士人迅速进入他们的视线。我们看到，自道武帝开始即“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 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气对待汉族士人的这种积极吸收和利用的态度及措施仍见于北魏前期。

伴随着拓跋氏的汉化进程，北魏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关系也由起初的较为单纯的利用与服务渐变为合作与互融的局面。汉族士人不仅帮助北魏统治者建立和巩固其统治，而且他们在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方面的作为也使得北魏国家逐步完成了政治转 型，并由孝文帝的改革将这种转型推向顶峰。北魏国家的政治认同也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次，就汉族士人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优势和社会基础是胡族统治者值得重视并能够加以有效利用的政治资源。十六国时期诸如后赵、前秦、慕容 鲜卑等政权就因为对汉族士人的积极利用而获得较高的认同，也使得其统治具有了较为明显的优势。

汉族士人加入北魏政权同样也是十六国时期的延续。他们能 够迎合拓跋统治者的需要，为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为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转变提供建议，为其拟定各项典章制度。汉族士人服务于北魏政权的过程则 不仅是一种被动状态，他们对北魏政权的认同及在政权中的活动又有着主动的一面。

如北魏初期李先劝其诸子继续服务拓跋氏，崔浩的“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都显示出了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主体性思考。在服务于北魏政权的同时，他们也积极营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

这也促成了北魏的政治改革，促成了一套 体现利益分配的官僚政治体系的实现。大致而言，孝文帝改革以前汉族士人对政 治的参与还受到诸多限制，还处于积累力量的阶段。孝文帝的改革则在其主观意愿和汉族士人的积极推动下得以展开。

改革显然为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分享政治利益建立了一套复杂而稳定的机制。汉族士人的种种活动使我们看到，在北魏国家的政治文化转型以及统治力量的演变过程中，汉族士人其实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

拓跋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吸收使得他们对北方地区的统治得以确立和展开。拓跋集团与汉族士人的接触还是一个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尽管拓跋集团力图保持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但汉族士人也在积极寻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

最终，汉化的官僚制度、政治制度、门阀制度以及文化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立，使得胡、汉双方的利益分配形成了新的格局。

北魏时期的汉族士人具有中古士人的一般特点，在文化上的修养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化上的追求当然以儒家经义为主，但同时也包含史学、文学、玄学以及佛学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一种广博性的特点。

文化上的优势是拓跋统治者对汉族士人吸收、利用的基础，与此同时，汉族士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使得北魏统治者加强与汉族士人政治上的联结成了必要的措置。

汉族士人能够满足拓跋氏的政治需要，这是他们能够进入政权的基础，而 汉族士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与经营又为其群体特性的彰显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在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结合的同时，他们自身所具有的门阀意识又使得政权中的汉族士人形成了层级性的群体结构。

不同门第出身的汉族士人所获得的政治利益并不平等，由此形成了他们在政治地位上的等级差别。汉族士人对门第的维护不仅造成其政治地位差别的积累，这同时也影响到北魏政治的发展，汉族士人在政治运作当中同样强调门第区分，这也进一步深化了汉族士人群体结构的层级性特点。

北魏时期汉族士人与拓跋政权的关系是通过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以及他们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具体运作得到体现的。简单言之，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对其的态度由利用到合作，并最终将汉族士人，尤其是门第士人纳入其统治内部，这反映了北魏时期胡汉关系的变化；

北魏国家在任用汉族士人进 行礼乐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将汉族士人所推崇的门第观念予以制度化，将其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秩序，并以此规范代人集团的政治活动，汉族士人与北魏国家在门阀制度的统治秩序下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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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KU书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