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委十次会议后的防风险攻坚

处理好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根本上要靠深化金融改革开放，金融部门落实上要深化金融规律认识，完善金融治理能力。

本刊特约作者 陈佳／文

11月28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第十次会议，对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会议指出，下一步要坚持既定方针政策，调整优化思路和举措，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注重在改革中化解风险，多渠道增强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完善防范、化解和处置风险的长效机制。这次会议又是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召开，令其意义特别。

经济金融共生共荣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为经济提供流动性支持。传统金融业在实现资金融通、定价做市等功能的同时，也实现着对经济风险进行度量并转移，是名副其实运营风险的行业。好的金融体系能有效分散风险，却很难消灭风险——经济兴，金融兴，每一个风险事件的根源都在实体经济；金融稳，经济稳，风险会通过经济和金融相互作用不断震荡放大，一旦失控则形成系统性危机。

实际上，每一次经济萧条的出现，每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是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从衰退萧条到复苏过热的经济周期是明线；从实体到金融循环放大风险的金融周期是暗线，近期又夹杂着美元周期紊乱、国际货币体系换代、全球化逆流甚至民粹、极化和单边主义等叠加干扰，寰宇走势越发扑朔迷离。

简言之，金融危机周期性背后是实体经济结构性，要从根源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就必须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然而，风险与增长结构矛盾，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主动转型，实体经济转型必令金融业承压遇险。

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主动转型，实体经济转型必令金融业承压遇险，经济转型期中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首，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2000年和2008年的美国，2008年至今的欧洲，都是经济转型与金融改革不够配套从而触发金融危机的王牌案例。日本因对美贸易关系变化间接培育并刺破了日本地产泡沫，触发了金融史上著名的流动性陷阱，至今日本经济依然受制于畸形的金融业，在低通胀低增长的边缘徘徊；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为提振经济放松监管导致房地产泡沫滋生，华尔街逐利本性将这个泡沫无限放大，最终美国遭受大萧条以来最深重危机，史称大衰退，奥巴马政府被动强化监管又产生金融抑制，特朗普执政再次放松，埋下新衰退的种子；欧元区遭受主权债务危机后采取了货币刺激与财政收缩并举的战略，但结构性改革落后导致金融审慎性监管效果大打折扣、金融抑制与经济衰退相互强化。从实证结果看，发达经济体稳定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是一对结构性矛盾。

理论上，防范化解金融业重大风险必须精准阻断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传染渠道，这既是美式金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也是中国建立特色金融体制的要求。微观上，中国通过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方式在金融危机萌芽期严控内部风险扩散；宏观上，中国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结合政策性指导的方式对冲境外风险冲击。

实际上，中国特色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包括金融监管部门深度整合以及金融委的统筹安排，这些看得见的手对于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2008年中国主要采取了宏观对冲外部危机的方式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而2015年则主要采取了宏观审慎管理＋微观行为监管并行对冲的方式，即在遭遇股市和汇市双重冲击后，货币当局充分利用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行逆周期对冲，及时构建了资本外逃防火墙，并强化了国际货币监管合作，最终对内制止了非典型明斯基时刻，对外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全球货币决策开始考量中国因素。

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金融处在全球系统重要性地位，中国金融发展对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这是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区别于以往的一大因素，必须站在全球开放条件下从战略全局高度考量中国金融改革方向。

美国2008年大衰退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首次进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12年过去，世界新旧金融风险汇聚激荡，再次挑战银行业主导的中国金融：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合规风险，中小银行局部性、结构性流动性风险，企业债务重组压力，居民杠杆率持续增加，新金融业态等成为新的风控重点；宏观政策如何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取得长短平衡，金融改革如何精准根治结构性问题，则是新的金融风控难点。

在笔者看来，做好防风险的重点和难点，首先是通过主动结构性改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制度是基础性制度。相比其他经济体，中国制度优势在于推动结构性改革。欧元区受限于体制问题，财政货币尚且无法统筹兼顾，结构性改革则遥遥无期，无法调动金融资源撬动产业结构性变迁；美国七十年代在西海岸的军工布局为后期硅谷全球主导地位打下了战略基础，而农业保护补贴更是美欧日的传统。归根究底，大国往往需要看得见的手来治理外部性问题——中国当前三农、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亟需扶持，其规模深度是单个企业或市场无法承担的，必须及时治理；而一旦结构性改革顺利完成，将极大降低由经济转型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

其次，加速完善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完善金融服务首先要优化融资结构以适应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转型特点就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高速转移，以及全产业与新经济业态深度融合，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产业承受转型阵痛将不可避免。优化融资结构就是通过主动选择、有保有压来提升金融对未来经济板块的服务能力。其次要深耕金融市场，在构建层次多覆盖广差异化银行体系基础上，建设规范开放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的深度能够容纳中国金融开放新格局。资本市场深度不足已是深化金融改革、金融业良性发展的掣肘，只有建立一个规范发达资本市场体系，能够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才能有效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才能成为全球避险资金的金融深水港，利用金融优势对冲重大风险。

再者，建立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源头治理银行风险。中国金融业结构以银行为主，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散风险抵御周期能力较强，除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外，国内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即将落地，确保大银行在源头上都时时处于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之中。由于发展不均衡，中小型银行业务集中度较高，风险分散能力和资本补充能力都较差，势必在金融承压阶段面临更大的资本、经营和流动性压力，这些都体现在最近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里，是当前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必须从顶层设计中小银行改革路线，同时抓紧建立契合中小银行的微观行为监管体系。以中小型银行改革为起点，结合对微观交易行为监管，在促进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同时，强化对线上金融、加密资产、超主权货币、跨境支付等新金融风险的动态控制，精准打击监管套利。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

发挥金融市场的独特作用

直面风险的金融市场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中国参与全球化近40年，金融开放近20年，而今全球化格局深度裂变、外部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持续摩擦、金融科技超速发展并与新经济深度融合、超主权货币体系开始萌芽。金融历史大事件高频出现，范围之广、烈度之强、影响之远，大大超出传统金融市场的理解，对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微观上，金融市场交易风险居高不下，从两年前的德银到最近的大摩，魔鬼交易员事件愈演愈烈，超高频交易更催生了币所币圈乱象，一度成为法外之地；宏观上，高负债结合负利率问题困扰美欧日等大型发达市场数年，有识之士无不深深忧虑，达里奥和罗杰斯直接看空美股，而转型后的高盛和黑石则进一步拥抱中国等新兴市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中国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如何在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完善货币体系，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良性发展是个世界性难题。20年前，东南亚因为没有处理好经济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关系导致金融危机资本外逃、货币体系遭受重创、金融市场几乎崩溃；近两年拉美和非洲爆发超速通胀和货币危机则刷新了金融史。中国要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必须完善金融治理能力，既要应对传统金融风险，还要防范非传统金融风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