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种》：推理小说结合生物科学史，一段有趣的生命起源故事

培根曾经写道“上帝乐于隐藏自己的作品，直到最后才让人们发现”。在17世纪，科学家们将解开“上帝之谜”当做最高使命、对造物主最好的致敬。伽利略用望远镜绘制了银河系的图案；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彩虹之谜和潮汐规律；笛卡尔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是开启了整个欧洲的科学启蒙。

随后，科学家们饱含热情地向生物界继续前进，却遭遇了史上最大的难题：生命的源起。

在2017年科克斯奖非虚构类的终选名单中，《生命之种》记录了这场探索里最核心的一段。从1650年到19世纪末，科学家们像是进入了一场侦探游戏，有人曾无限接近真相，却在临门一脚时绕过了关键点；有人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路，直到被某个东西绊倒。他们不断迂回、停滞，甚至倒退，但始终不曾放弃。

作者爱德华·多尼克运用诙谐幽默的叙述手法，使这些天才科学家走下神坛，变成充满怪诞想法、漏洞百出的普通人，同时又让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对这些科学先驱充满敬佩。

01大胆假设

达芬奇曾解剖过一位怀胎五个月去世的妇女，虽然得以窥视子宫的秘密，但他不得不承认，对于受孕这件事，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女性土地说”是一种古老的观点。人们认同男性对生育做出的贡献，但认为女性只是“生命之种”的土地，提供养分、供其生长，并没有实质贡献。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定位女性的角色，因此产生了两种新观点：

盖伦在14世纪提出的新观点，直到17世纪中期仍被当时欧洲的医学权威们赞同。他认为，男女在解剖学意义上是双胞胎，既然男性精液在生育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女性也一定会产生类似的液体来对应。即，受孕这件事是由“双精液”融合而成。

另一种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女性贡献的不是“精液”而是“经血”，胚胎由经血形成，而精液只起到了塑造的作用，就像雕塑家塑造黏土。如果男性身体强壮、精液富有活力，就能“塑造”出儿子，反之就只能得到一个女儿。同时，他将女性与其他雌性动物类比，认为女性一定也具备古老的生育象征——产卵。

两种对立观点相互攻击，逐渐陷入僵局，谁也没能拿出致命一击的证据。于是，威廉·哈维准备用解剖实验，来支持自己崇拜的亚里士多德。

哈维坚信“万物都来自卵”。但是这个卵并不是现代科学的性细胞卵子，而是当时人们认为的“微小胚胎”。哈维一边解刨着鹿，一边希望能用刀尖挑起那个小小的胚胎，置于阳光之下。他注意到了“像蜘蛛一样的黏液细丝”，但并未特别留意。他气愤地写道，“找不到任何可观测之物，但那一定有什么东西”。事实上，鹿的胚胎并非常规的圆形，而是又长又细的线状，但当时的人们根本无从得知。

虽然没得到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哈维却间接指引了下一代科学家，停止空谈，开始寻找那些卵。

02小心求证

丹麦医生斯泰诺运用精巧的解剖技术，对比了能直接生出幼胎的鲨鱼和产卵的鳐鱼，震惊地发现两者生殖系统极为相似。而他的朋友施旺麦丹通过人体解剖发现了人类的卵巢和卵生动物间的高度相似性。

据此，德·格拉夫拼凑出一个大胆假设。他开始专注观察兔子的卵泡，从变红、肿胀到破裂，最后胚胎发育的数量通常与破裂的卵泡数匹配。他推测，女性卵巢中出现的卵，以某种方式与精子结合，最终形成了新的有机体。

这一洞察，再次转移了世人的关注点。

事实上，“解剖学之父”维萨里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卵泡，但他认为这是感染引起的，与生殖并无关系。这就像一个侦探发现一杆冒烟的枪，思考琢磨一番，却因为不知是何物而弃置一边。这种擦肩而过的遗憾，在这场探索中屡屡发生。

德·格拉夫有一位朋友叫列文虎克，是荷兰的布料商人。他喜欢用放大镜检查布料，也喜欢自己磨制透镜。他有一种透镜与放大镜不同，堪比魔杖与铅笔的区别。它就是最初的显微镜。

1677年，列文虎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借助显微镜第一次发现了精液中数量庞大的“小动物”，但仅此而已。一直到1830年的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仍认为这是一种肠道蠕虫，对人体无害。

不过，列文虎克在发现“小动物”的7年之后，又重新“折返”。他在显微镜下，找到了雌性动物体内的精液去向。这印证了他个人的设想，他认为人不是源自卵，而是源自精液中的“小动物”。就像苹果种子能长成苹果树，“小动物”也会长成新的生命。

更巧合的是，列文虎克发现了精液中的“小动物”，却在显微镜下错失了相对大得多的卵子，这真是个迷。

03宗教影响

现在，只要找到卵泡破裂出的“卵”与精液中“小动物”扮演的角色，生命源起之谜似乎随时可以揭晓。但事实上，两方没有携手共同研究，反而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卵源论者和精源论者。

当时的欧洲，宗教影响力广泛，人们认为“上帝在黎明时分造出了孩子”。也就是说，孩子不是由父母共同塑造的，而是预先就存在的。《圣经》中提到，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了人和陆栖动物。自此，再未创造任何新生命。

那后来的人们是如何诞生的呢？施旺麦丹认为，是贮藏在亚当的睾丸或夏娃的卵巢中，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代又一代依次登场。

对于这一点，两派能够达成共识。但对于是谁携带着“套娃”，双方却争论不休。

以列文虎克为首的精源论者认为，亚当携带套娃，并且套娃在发育中不会凭空长出新器官，一切都是预先存在的，只待舒展开来。1669年，施旺麦丹解剖开蚕的身体，发现了包裹的翅膀、触须和腿，一切都是未来“蛾子”的模样。

但是卵源论者认为，夏娃才是携带者，并且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会形成新的器官结构。他们每天解剖受精的鸡蛋，观察着逐一出现的器官。但是卵源论者也无法解释这一切，因此显得不足为信。

面对生命源起这个复杂的问题，很难从一个维度进行解决，但是想要增加维度，不仅需要像显微镜这样的新技术，也需要像细胞理论、DNA理论这样的新理论基础。这些远超时代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受困于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继续不停争论下去。

04新视角切入

18世纪70年代，意大利实验生物学家斯帕兰扎尼设计了一套精巧实验，他要为青蛙量身缝制迷你丝绸短裤，判断精液对卵的影响。

他小心翼翼地为一部分雄性青蛙穿上表层涂蜡的短裤，然后收集了它们与雌蛙交配后的卵。他发现，只有沾染了精液的卵才能发育成青蛙。他又从青蛙短裤中采集到精液，滴在蛙卵上创造了首例“试管青蛙”。

斯帕兰扎尼简直要揭开真相了，他的头已经撞到了“低垂的果实”。

可遗憾的是，他把重点放在了精液，仍认为精子是一种“无害的寄生虫”。更不幸的是，他在接下来的两次蟾蜍实验中，漏看了其中的“寄生虫”，因此认为没有精子的精液仍能形成受精卵。他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研究其他实验去了。

生命之谜，再无突破。一直到1834年，英国医生彼得·罗热写道，“宝宝从哪里来的问题，超越了人类理解的极限，科学无法提供任何线索”。

其实，就在彼得·罗热发出绝望的感慨之前，两位年轻的科学家已经有了新的发现。

杜马和布莱沃斯改进了前人的实验，他们注意到了精液中的“小动物”。实验证明，如果没有游动的“小动物”，精液就无法让卵子受精。

可是，从1677年列文虎克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初，精液“寄生虫”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如今的发现，却倒退回早已抛弃的理论。这令人无法接受，整个科学界不为所动。

不过，他们却激励了一些科学家从新角度探究这个古老的问题。

1827年，贝尔重新探究卵巢。这次，他注意到了卵巢表面的绝大部分小囊中都含着一个黄色的小斑点。他解剖出来，放置在显微镜下，眼前出现了一个极小、发育完全的卵黄球。这一幕证实了1651年哈维的“万物都来自卵”，这是整个科学界期待已久的。

但是，这推翻了当时医学院教授的常识。早在1752年，瑞士解剖学家哈勒在长期探索卵无果后，认为所谓的卵只是一种子宫内凝结并形成胚胎的液体。贝尔自己也是如此接受的教育。

结果，面对贝尔的新发现，整个世界选择一片死寂。

05尾声

1837年，施莱登和施旺公布了所有植物和动物均由细胞构成。至此，生物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基本法则。一切得以正名，精液中的“小动物”是精细胞，卵子是卵细胞，两者获得了同等地位。精源论者和卵源论者握手和解。20年后，德国医生菲尔绍发现了最后一个关键点“一切细胞来源于细胞”，胚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新器官得到了科学解释。

人们发现，其实魔术师从帽子中变出兔子不算什么，真正的魔法是兔子生出兔子。当精细胞与卵细胞结合成新的单细胞后，不断重复着分裂、生长的过程，直到一个微型胚胎成为一个新的生命。

这段生物科学史，不仅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历史，也让后代的人们获得了如何破解复杂问题的启发。科学家们不断切换视角，宏观上，从个体到种群到生态；微观上，又从个体进入微观细胞甚至DNA和基因。他们利用渊博的通识，从各个学科汲取营养，在生物领域砥砺前行。

后人站在这些科学巨人的肩膀上，这一代的愚人可以到达上一代天才无法企及的地方，这便是科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