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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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以来忙于校注《新民说》,随手写了一些札记,摘录数条:

  《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引西哲之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寒暑表即温度计。这是妙喻,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比作温度计与空气,暗含主次之别,空气决定温度计之刻度,意味着人民为主而政府为次。我们平时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实则这一正一反,立意判然有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一语,强调人民对政府的塑造,主(动)权在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语,强调政府对人民的塑造,主(动)权则在政府。由人民塑造权力者,未必会播下民主的种子;由权力者塑造人民,往往要结出专制的果实。梁启超主张新民,其立意显然接近前者。

  “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新民之道,即自新之道,可与康德论启蒙并观。启蒙不是靠他人点化,而是自己觉悟:“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什么是启蒙运动》)

  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最精彩的一段,即对朝廷与国家的区分。梁启超打了两个生动的比方,把国家比作公司,朝廷则如公司之事务所,握朝廷之权的执政者,如事务所之总办;把国家比作村市,朝廷则如村市之会馆,握朝廷之权的执政者,如会馆之值理。说白了,国家可比主权机构,朝廷可比管理机构,后者由前者派生,有时可代表前者,却不能等同前者,这二者之间,存在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就像老爷与管家的距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距离。说到朝廷代表国家,梁启超云:“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所谓“正式而成立”,可以理解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授权成立朝廷。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朝廷出自人民授权,则可作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爱国家;如果不是出自人民授权,而通过强力、骗术等手段攫取,那么“正朝廷”即批判朝廷,才是爱国的表现。这么说旨在强调朝廷来源的正当性,捍卫主权在民原则。事实上,哪怕朝廷经由人民授权,依然可大加批判,爱朝廷不等于爱国家,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的原因,除了“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还有“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这貌似个体(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实则梁启超批判的乃是“奴隶根性”——个体(自由)主义追求人性与人格的独立,同样要批判奴隶根性。什么叫奴隶根性呢?即不知自由、尊严为何物,一切以利益为转移,“势利所在,趋之若蚁”“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痈;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也?”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可谓个体(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共同敌人,无论立人还是立国,必须除之而后快。

  

  第九节论自由,梁启超依据西方自由发达史,把自由分作四种: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即信仰自由),民族自由,生计自由(即经济自由)。不难发现,这么划分不尽合理。信仰自由一般可直接划入政治自由之列,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列举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民族与国家则未必适合作为自由的主体,我们更习惯说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就自决、自治而言,民族的第一要义乃是独立。至于经济自由,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按最通俗的定义,应指经济自由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提倡市场竞争,这与梁启超的思路显然大相径庭。说起来,梁启超的经济自由,反而有点接近罗斯福所云“免于匮乏的自由”。

  除了这“四大自由”,梁启超还把自由分成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并主张团体自由至上:“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灭。”这样的论调,在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未免大逆不道。不过我们得注意两点。第一,梁启超所谓个人自由,更多指一种近乎放任的自由,用他的话说,叫野蛮自由,对应的则是文明自由。何谓文明自由呢?“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如此说来,当个人自由被简化为野蛮自由,的确需要加以矫正。第二涉及个人与团体,即民与国之关系,梁启超所建构的新民体系,讲究双核驱动,民是国的起源,国是民的归宿,二者不分高下,相互成就,矛盾远远小于互动,冲突远远小于合力,其论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也作如是观。他强调团体自由,却不否认个人自由的意义,相反,个人依然是自由的主体,团体自由则由个人自由累积而成,并对个人自由进行保护,犹如国家保护国民一般。

  所以梁启超的论调,还得回到个人。个人欲争自由,先反奴隶,他列出了钳制自由的四大奴隶:古人,世俗,境遇,情欲。世俗与境遇,似也有些交集,未可截然而分,不过这只是小节,暂且抛开。大要而言,“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皆有所指:传统,世风,环境,心理。然而破除了这四大奴隶,个人便能实现自由吗?在此不妨断言,梁启超所主张的个人自由,侧重于个体修养,而忽略了制度建设,正如他对自由的定义,侧重于精神层面,而忽略了制度层面,他追求的是Freedom,而非Liberty。

  梁启超的思维误区,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不是他所处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依旧在困惑今人。我们谈自由,往往不加区分,抑或区分不够明晰,而将各种自由混为一谈,煮成一锅大杂烩。必须明确的是,政治上之自由,与哲学上之自由、心理上之自由,万万不可混淆。举例来说,政治自由是一种绝对主张,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心理学上,则有“逃避自由”之说(可参艾瑞克·弗洛姆《逃避自由》)。倘把后者混同于前者,罗斯福所云四大自由随时随地可能沦陷,而且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来败坏自由。

  (今夏以来,谈南国事宜过多,导致知识星球被限制分享与新人加入,无奈之下,只好注册一个新星球,继续欢迎旧雨新知。同道之士必将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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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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