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如何生产「活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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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格群岛》第四部“灵魂与铁丝网”第三章“带‘笼口’的自由”,是其最精彩、最富有理论色彩的部分之一。它集中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作者称之为人的“生活环境中的卑污”,并通过“永恒的恐惧”“依附性”“隐秘性和互不信任”等几个关键词展开其描述与论证,对认识极权主义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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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时期,大规模逮捕(通常是秘密的)无时无处不在,“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

  抓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刑事犯,而是随意定义的所谓“异见”分子——从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到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都可被其囊括其中:“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恐惧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既可以是对逮捕、清洗的恐惧,也可以是对审查、填表、解雇、吊销户口、开除党籍、撤销工作、驱逐或流放的恐惧。经常性的填表成为苏联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登记表设计的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至于一半以上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

  有些人为了逃避迫害而隐瞒自己的历史,制作假自传。一旦造假之后,就“要努力把自己搞糊涂”——把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当成假的,以至于真假莫辨(假作真时真亦假)。

  但这样仍然不保险。有一个叫伊格尔的人,在填表时一直写自己的父亲已死,并通过这种方法进了军事学校。没想到忽然有一天被叫去,限其在三天内交出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

  索尔仁尼琴感叹:“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缘的”,“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

  曼德尔斯塔姆说得好:“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义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索尔仁尼琴

  无所不在的恐惧源于极权体制的巨大渗透力,它像毛细血管在社会肌体中渗透得如此彻底,让人逃无可逃。

  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离职;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拴在一定的地点;还有的被住房拴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2

  隐秘性和人们之间的互不信任,是无所不在的恐惧和告密的结果,它也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是人失去基本自由之后的必然结果,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

  有一个前沙皇军官通过结婚时对妻子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有些妻子对自己的父母兄妹隐瞒丈夫被捕这件事,以免被他们举报。

  一旦家中有人“出事”,所有家庭成员立刻成为“带菌的病体”,同事、朋友、亲戚等等都避之唯恐不及。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学女生的父亲被捕之后,只有一个男孩没有躲开反而公开对她表示同情。

  结果这个女学生反而吓坏了,她坚持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有罪之人,他一定向全家隐瞒了自己的罪行。这个女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怀疑这个男孩是一个告密者。

  “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的越来越深”,以至于谁大胆而公开说点什么,众人就会忙不迭躲得远远的。这样,“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相互隐瞒和不信任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变得绝对闭塞,因为除了官方的虚假消息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消息来源。“我们彼此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也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

  极权制度下的社会像沙漠。

  3

  在苏联,告密制度“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

  眼线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收集情报的需要。收买告密者的网撒得如此广的原因,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人群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这样造成弥漫性的恐怖气氛,使所有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曼德斯塔姆还道出了其中的另一个奥秘:无所不在的告密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作眼线的人,由于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的可耻行为被揭露,必定希望这个政权能够持续稳定。

  这样他的告密者身份才能永远不会被揭穿。告密的结果就是人们相互之间交往的完全中断,完全失去了团结起来抵抗极权制度的可能性。

  索尔仁尼琴对“背叛”做了广义的界定,如下现象在他看来均为背叛:“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这是背叛。“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这也是背叛。

  背叛的原因也很简单:你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一个和你在一个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的同事,突然在大会上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你无论如何惊讶、难以置信,也必须保持沉默甚至站出来批判,“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

  对那些被抓走的人的孩子、母亲、妻子,你不能给予帮助,因为他们是“敌人的”亲人,帮助“敌人”的人当然也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更是“敌人”。

  一旦一个家庭中有人被捕,“这家凶宅里的电话就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遇见时装作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会有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热热闹闹的都市里的人们实际上“生活在沙漠上”,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

  这种现象不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而且也发生在著名科学家、作家身上。阿.托尔斯泰伯爵不敢去看自己被捕的哥哥的家人,不敢借钱给他们;小说家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妻子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的家属。

  这种现象毒化了孩子们。有一个叫卡维尚的女孩回忆:她的父亲被捕后,所有人见了她及其家人就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她还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欺负她。

  “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索尔仁尼琴的感叹让人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

  

  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板棚,摄于1936-1938年。

  作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警察带着一个母亲和她的几个孩子去流放,他们是一个1937年被捕的政治犯的家属。

  结果火车站候车室的时候,这家人中的一个男孩偷偷躲进一个支撑斯大林塑像的巨大支架后面而得以逃脱。

  但当他去找自己的邻居和熟人,找爸爸妈妈的朋友时,“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于是他只好去投奔孤儿院。

  因为背叛是活着的条件,所以也就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背叛无所不在,而且经常是相互的、轮流的。

  今天揭发丈夫的妻子可能明天被子女揭发,今天举报同事的人明天可能被另一个同事举报,当然,今天被举报的人也可能是明天的举报者。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护。”

  还有一种情况:被迫“背叛”。为了活着而被迫声明与“反革命”父亲脱离关系,也有反革命的父亲/丈夫/妻子强烈要求子女/妻子/丈夫与其断绝关系。这是一种何等不可思议的爱。

  1937年,有这样一对夫妻,妻子来自波兰(因而是危险分子)。他们商定:不等妻子被动被捕,而让丈夫主动告发妻子。这样妻子被抓而丈夫在人民委员部的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幸存。也是1937年,政治犯阿道夫.多波罗沃里斯基临去监狱前嘱咐自己唯一的女儿不要给自己写信,以表明其与父亲脱离了关系。

  这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选择”。没有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对这些背叛行为常常不能理解,不能原谅,因为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一生。
撇清干系之后,还有一样东西也需要清理,这就是关于被死者记忆。在那个时代,保存与死者相关的记忆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橱柜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保存着被判刑的人物的档案!”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

  

  斯大林时代,古拉格劳工修建白海运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斯大林时代所有人都败坏、堕落了,但是少数拒绝堕落的人其下场可想而知。

  索尔仁尼琴沉痛地写道:“凡是较纯洁的、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灵魂的死亡是很多人甘于堕落、通过出卖而寻求苟活的深层次原因。作者称告密者揭发者为“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是出于恐惧,有人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有人是出于“思想意识的驱使”“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

  大量以怨报德的事实触目惊心,学生窃取老师的科研成果,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遇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接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4

  灵魂的堕落还不等于理智的丧失。相反,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在极度恐惧、到处是告密者的环境中,人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

  ”他们知道事实真相,也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为了活下来又不能不说谎。他们没有沉默的权利。“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这就是犬儒:说假话者的犬儒和听假话者的犬儒(对当局而言,说假话的人是否真心相信假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按照要求说了)。

  
立陶宛流放犯在劳动,1950年代。

  当“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当“谎言是生活得以稳定的基础。”

  说假话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不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 这个“共同的谎言”就是在官方媒体上鼓噪的那套意识形态话语。 一个假面社会就这样出现了:人们必须时刻学会表演、伪装、假正经。只要扔掉了尊严和诚实,学会了犬儒,说假话倒也并不难,因为“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

  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治的、批评的或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的横祸。”

  真正可怕的假话风行是对孩子的毒害。

  “如果他们已经长得足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里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存),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捅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得,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真是每一个家长不得不面对的教育子女的环境:你已经无法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对孩子负责人的。面临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这样的选择,“你可能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5

  在斯大林的集权制度下,良知和同情心的丧失早已司空见惯,因为正如作者说的,这种体制下,已经没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

  不但施害者是如此,受害者也如此。你甚至会惊讶于人为什么能够残忍到这个程度 。

  “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 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 ”

  这样的残忍行为因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变得理直气壮,这套意识形态一直子在鼓吹“对阶级敌人的残忍”才是对人民的仁慈,而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这样,“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拴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时代,人们还会对被侵害者施以同情,叫犯人为“苦命人”,而在接受了阶级仇恨教育的斯大林时代,犯人只配叫做“臭肉”“狗屎”“害虫”,将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才是革命觉悟高的标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谢苗诺夫一家的遭遇:谢被捕后,他的妻子立刻把谢的母亲、婆婆玛丽亚赶出了家门:

  “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

  六年后,谢苗诺夫释放回家,妻子和女儿娜佳合伙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父亲赶到大街上。谢母玛丽亚只得去投靠自己的女儿女婿,但受到女儿女婿的非人虐待(女婿甚至把生殖器往她的脸上杵)。

  娜佳还写过一首诗:“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道德?全是胡说八道/我才不听那一套!/在生活中迈步向前/我只需要冷静的盘算。”

  包裹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却原来是自私精明的盘算。

  这又是一种极权制度之下的犬儒。

  说明: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作者陶东风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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