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不良资产风险变化要有充分认识

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及监管层推动债转股、清除僵尸企业的政策，存量不良资产在加速暴露，近年来不良资产也在快速出清。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4+2+N”的不良资产市场竞争格局，一度还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不仅造成不良资产的价格泡沫，也让人对银行处理不良资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产生了过度乐观的估计。

不过，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之下，对中国不良资产风险的变化要宏观层面来充分估计，需要应对债务问题恶化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对未来不良资产的风险不可低估。

从银行情况看，不仅不良资产的总量在增加，不同银行间的不良资产结构也在变化，有发生局部风险的可能。银保监会三季度数据显示，在信贷资产质量方面，2019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37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320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截至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较上年末增加0.03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32%，较上年末下降0.09个百分点；城商行、农商行不良率分别为2.48%和4%，分别较上年末上升0.69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很显然，风险抵御能力强的大行，其不良率在下降，防风险能力弱的中小银行，其不良率在增加。

国有大行与中小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能力不同，形成了不良资产风险的分化。与国有大行加速出清不良相比，中小银行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更加保守。有资产管理人士亦表示，就近期与银行接触的情况来看，四大行的不良率已经降到较低水平，而不良较高的中小行则囿于多种限制更加保守。有资产管理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国有大行自身处置不良的能力已经很强，推出的不良包“基本上是剔光肉的骨头，还在水里煮了一遍，已经非常干净；我们拿到的话只能敲开骨头，看里面有没有骨髓。”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前些年快速扩张的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堪忧，受限于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压力等多方面痛点，即便“肚里有货（不良资产）”，也无法快速出清处置。

由此看来，国有大行的不良率下降，表明银行业出现系统性的不良资产风险的可能不高，但从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例子来看，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的中小银行呈现出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的案例正不断出现，不排除区域性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的情形。

除了银行业统计口径的不良资产变化，其他隐性的不良资产也需要关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存在违约及偿付风险的风险信托项目规模高达3474亿元，占整体信托资产的比重为1.54%，两项数据双双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由于很多信托项目的风险并未披露，预计以信托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中仍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另外，银行体系3.82万亿元的关注类贷款和22.04万亿元的非保本理财，也是隐性不良资产的聚集地；同时，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类企业间15.95万亿元的应收账款，会有一定比例转化为不良资产。由此看来，潜在的不良资产总量仍然巨大。

地方政府债务中也有相当部分形成潜在的不良资产。尤其是目前大量的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其规模据估计在20万亿元至40万亿元之间，给地方造成了沉重的包袱。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形成的资产很多都是效益低下、不能产生现金流的项目，有些产业园区、文旅项目等甚至已出现了大量烂尾。当前的财政约束也让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趋于断裂，如果地方政府债务的持续性出现问题，必然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的暴露。

从不良资产的潜在趋势看，虽然银行和市场在不断加强不良资产处理，但这不代表未来的不良资产风险会变小。与之相反，现在的政府债务、企业债务都处于较高水平，这都是未来不良资产的“丰厚土壤”。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债务风险逐步显性化，今后国内的不良资产还可能继续增加，监管和银行方面也需要有更充分的准备来抵御这些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政策和市场推动下，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呈现乐观态势，但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以及地方负债和企业负债迅速增加，对未来的不良资产增加埋下了伏笔。因此，对于国内的不良资产现状和趋势，要有理性的评估和准备，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