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相信“安刘必勃”是刘邦的政治遗嘱吗？那是有人蓄意造假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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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因病去世。据说他死前数月留下一份政治遗嘱，其中说“安刘氏者，必周勃也。”因为这份遗嘱同时记载于《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因此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其实，从刘邦立遗嘱的对象、时间和内容等各方面进行考证，这份遗嘱的纰漏和破绽层出不穷。到底这份伪造的“高帝遗嘱”出自谁人之手呢？

刘邦的政治遗嘱，首见于《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史记·高祖本纪》

对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司马迁恐怕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在《绛侯世家》中他再次提到了同样的内容：

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

——《史记·绛侯世家》

安刘必勃，司马迁言之凿凿。后来班固撰写《汉书》、司马光编着《资治通鉴》也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于是乎，这份高帝遗嘱遂成了后来人理解刘邦身后15年汉朝政治的一份权威“剧情介绍”。

但我私意以为，这份“剧情介绍”恐怕不是刘邦这个权威亲自写下的，它极有可能是一份伪作。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史记·萧相国世家》

这是保存在《史记》中的另一段记载，记载的是相国萧何病逝前，孝惠帝刘盈亲临相府，与萧何商议继任相国的事儿。对比《高祖本纪》中记载的那份高帝遗嘱，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如果刘邦当年真的留下过那份政治遗嘱的话，按照汉朝制度，交代遗嘱的当时该有史官对刘邦的口述内容进行笔录。如果形成了诏书，尚书处还会保留下诏书的副本。

换言之，这么重要的政治遗嘱绝不可能是刘邦单独对吕后一个人交代的，旁人一无所知。“刘邦有遗嘱”如果是一个当时公认的事实，那萧何一旦去世，孝惠帝理应遵照先帝遗嘱直接任命曹参继为相国，而不该去向萧何问计。

从另一方面说，孝惠帝前来问计的时候，当面接受高帝遗嘱的吕后还实际掌控着朝政。在这种情况下，素以恭谨见称的萧何更不可能绕过先帝遗嘱而径直推荐曹参为接班人。

但我们却看到，“高帝遗嘱”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萧何与孝惠帝的谈话中，曹参接任相国实际上是源于萧何的推荐而非刘邦的遗命。

这一点，《史记·曹相国世家》可以为证：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却。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史记·曹相国世家》

在萧何与孝惠帝商议相国继任人的时候，高帝遗嘱莫名其妙地“遁形”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其次，我们对比一下孝惠帝询问萧何与吕后询问刘邦的两句话：

（孝惠帝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
（吕后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

连句式都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如果这两段对话都是司马迁直录自汉朝的官方档案，那我们不得不怀疑：吕后那一问是不是后来者根据孝惠帝的问话篡改而成的呢？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不是反过来，认定孝惠帝的问话改编自吕后，是基于下面的这个理由。

刘邦遗嘱的最后提到，安定刘氏的人必是周勃。那么言下之意，将来会有人对刘氏构成威胁。从西汉历史的后续发展看，威胁刘氏者无疑就是吕后的娘家吕氏。刘邦驾崩后，称制临朝的吕后打破了刘邦与功臣订立的白马之盟，封吕产、吕禄为王。吕后驾崩，节制南、北二军的吕产、吕禄被指称兵造乱，举族夷灭。从此，吕氏遂沦为外戚专权的代名词，在西汉历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然而，这些后来的历史绝不是刘邦生前所能预言的，因为封王诸吕并非吕后的夙愿，更不是她处心积虑谋划多年的结果，而是源于一个极其偶然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孝惠帝刘盈的驾崩。

刘邦去世后，继任的孝惠帝又在皇位上坐了七年。这七年当中，吕后从来没有提出过封王诸吕的想法，直到七年后孝惠帝猝然早逝，留下了尚在幼冲的太子。此时以王陵、周勃为首的丰沛功臣集团势力还很强大。吕后担心强臣弱主，将于幼君不利，不得已才让自己的娘家侄子们来搭一把手，帮助小皇帝制衡功臣。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孝惠帝的早夭打破了西汉政治生态的平衡，吕后断不会动封王诸吕的心思。而孝惠帝刘盈继承皇位的时候才不过17岁，刘邦怎么可能预见到他会死在吕后前边儿呢？

另外，下面这件事儿也可以印证吕后在孝惠帝一朝并无封王诸吕的阴谋：假设真如高帝遗嘱所预言的那样，吕氏将倾覆汉家天下，而周勃注定是那根儿诛吕匡刘的擎天柱石，那就意味着从这份遗嘱交代给吕后的那一刻起，吕后和周勃就被摆到了政治上相互敌对的位置。

刘邦去世，吕后实际掌控西汉朝政长达14年，以她的刚毅强断，能轻易放过周勃吗？

但《史记》向我们展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史实：在这14年里，吕后不但没有采取任何针对周勃的打压措施，甚至在刘邦去世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周勃居然还升任太尉，获得了统管全国军政的重权，这个悖于常理的人事任命又该作何解释呢？

这样一分析下来，高帝遗嘱事件的全部疑点便聚焦到了遗嘱的接受对象上：为什么《史记》说刘邦信任的是周勃，猜忌是吕后，却又不让周勃做顾命大臣，面受遗诏，偏要把这份遗嘱交代给吕后呢？

解释这个疑问之前，先让我们来考证一下高帝遗嘱事件可能的发生时间：

照司马迁的说法，刘邦立遗嘱是因为病重，而病重则是由于征讨淮南王黥布的时候为流矢所伤。《史记·高祖本纪》显示，刘邦御驾亲征，与淮南王黥布决战于会甄，时间在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黥布战败逃亡，刘邦遣别将追击，而自己则回鸾反斾，振旅而归。他在战场上负伤，应该就发生在十月的这次战斗当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史记》的其余传记里也可以找到佐证：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

——《史记·陈丞相世家》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刘邦在战场上可能真的负了伤，但伤情未必像《高祖本纪》描述的那样“行道病，病甚”——在返程的路上就因伤势太重而支持不住了。刘邦十月份击败黥布，十一月才回到长安，路上耽搁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之所以走了这么久，并不是因为病体沉重，被迫缓行。而是击破英布之后，刘邦就近回了一趟沛县，在家乡置酒为乐，与父老故旧同游，耗去半月的缘故：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

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史记·高祖本纪》

在沛县勾留的半个月里，刘邦纵酒、作乐、吟诗，全然看不出负伤的病态。因此，就算刘邦要立遗嘱，也不可能是在返程的路上，而应该在回到长安以后。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樊哙列传》的记载显示，回到长安后，刘邦是有那么十几天时间病得不轻，并且因病蛰居，拒绝接见外臣。直到樊哙闯宫而入，刘邦才又重新临朝莅事。这一点，《高祖本纪》可做旁证。自十一月抵京后，便不见刘邦处理政务的记载。直到十二月份，才又看到刘邦颁布新的诏旨：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史记·高祖本纪》

蛰伏谢客的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刘邦病体最为沉重的时候，照此推论，如果刘邦要立遗嘱，时间应该就在十一月抵京之后，十二月颁诏之前。这样一来我们首先可以排除这种情况：即刘邦是因为征讨黥布负伤过重，返程途中仓促对吕后立下了遗嘱，来不及通知周勃面受遗诏。

这种情况一旦被排除，刘邦立遗嘱的时间被锁定在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间，那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份遗嘱为什么要在此时颁给吕后了。因为《史记》明明记载，刘邦两个月后还召见过陈平和周勃，他并不是没有机会亲自向周勃交代后事的：

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

——《史记·高祖本纪》

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

——《史记·陈丞相世家》

刘邦在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向吕后立下遗嘱，告诉她“安刘必勃”，隐射吕家为危害刘氏的祸首；而两个月后刘邦亲自接见周勃，命他接替樊哙征讨卢绾，却对遗嘱只字不提。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所谓高帝遗嘱事件，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逻辑混乱、前后抵牾的“神话故事”。

如果我们相信刘邦立遗嘱的时间就在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那遗嘱不该授予吕后，因为遗嘱说吕后是刘氏最大的威胁；反过来，如果我们相信遗嘱的确授予了吕后，那其中的内容就绝不可能是“安刘必勃”。二者当中，究竟哪一部分造假？我的判断是后者，“安刘必勃”是后来人伪造的。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

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卢绾列传》又一次提到了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刘邦的那次病创。卢绾明确说道：病中的刘邦“属任吕后”——把大事都托付给吕后来操办。而《樊哙列传》中又记载，刘邦生病期间特别关照宫门禁卫，不得放大臣入宫面圣，因此周勃、灌婴等人连刘邦的面都见不着。要不是十几天后樊哙仗恃自己是刘邦的连襟，咋着胆子硬闯宫禁，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专倚吕后，拒见周勃，刘邦厚此薄彼的态度是这样的鲜明，他又怎么可能在遗嘱中对吕后说出“安刘必勃”的话来呢？在刘邦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对刘氏威胁最大、最让刘邦担心的人是谁？恰是以王陵、周勃为首的丰沛功臣集团！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击败黥布之后，刘邦置酒沛宫，与家乡父老欢宴十数日。这期间，有个细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刘邦出生在沛县丰邑中阳里。称帝之后他下旨免除了沛县百姓的赋税徭役以示优遇，并指示唯独丰邑不得享受这个优待。

此番衣锦还乡，沛县父老恳请刘邦解除禁令，让丰邑百姓享受与沛县其他地方同样的优惠政策，而刘邦的回答是：

“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史记·高祖本纪》

早年，刘邦刚刚当上沛公，举起反秦义旗的时候，丰沛功臣中的雍齿就是在丰邑反水投敌，让刘邦遭遇了起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

——《史记·高祖本纪》

虽然丰沛功臣集团在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帮起义元老的反叛就像魔咒一样始终困扰着刘邦，哪怕在他称帝之后，也没能解除：

（公元前201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

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史记·高祖本纪》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称帝之初，张良就警告过刘邦，丰沛功臣集团有可能因为争夺功劳和封赏不均生叛生乱，当时刘邦迫于压力，不得不紧急封赏了那个有叛乱前科的雍齿，以安抚人心。

六年过去，到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也就是刘邦生命的最后一年，战场负伤的刘邦在沛县又对家乡父老提起了雍齿反叛的往事，并且言语之间犹有恨意，显示出刘邦对丰沛功臣集团的戒备至死都没有丝毫松懈。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刘邦回到长安之后病势加重，却严禁功臣入宫面圣——此举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对丰沛功臣集团封锁皇帝病重的消息，避免引动某些人的谋逆之心。而当樊哙仗恃皇亲身份，带头硬闯宫禁，来到刘邦跟前的时候，刘邦又不得不“笑而起”，强打起精神在功臣面前演戏，向他们宣示“朕的身体其实没什么大碍”。

正因为刘邦对丰沛功臣集团的戒心如此之强，疑虑如此之深，只要有一丁点儿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得他大开杀戒：

其后卢绾反，高帝使（樊）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对上述记载，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吕后的妹夫。但在政治立场上，樊哙并非吕后的一党，而是丰沛功臣集团的一员。刘邦长逝，吕后曾经谋划诛戮功臣以根除叛乱隐患，她要针对的功臣中是包括樊哙的：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史记·高祖本纪》

连樊哙这样最亲近的丰沛功臣都遭到了刘邦最严重的猜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病中的刘邦要“属任吕后”了。

因为吕后对功臣的猜疑防范比刘邦更甚，只有吕后才有能力制衡丰沛功臣集团，并且她的这种能力在先前诛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藩王的过程中已经被证明过了。

刘邦那么嬖爱戚夫人，几次三番想让其子如意取代刘盈成为太子，为什么就是下不了决心？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在吕后身上：如意虽然“深肖朕躬”，毕竟是个孩子。而刘盈纵然仁懦，他的母亲吕后却是个刚毅严猛的主子。如意和吕后，谁能确保刘邦死后刘姓江山不改名易姓，答案一目了然。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用了极大的篇幅来阐述刘邦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对西汉高层权力结构的观察以及对身后事的安排。得出他专倚吕氏、防嫌功臣的结论之后，再转回头去看那份高帝遗嘱，我们就不难拆穿其中的谎言了：

“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史记·高祖本纪》

王陵继曹参之后升任宰相，不可能是刘邦的遗愿。因为在丰沛功臣中王陵与刘邦关系疏远，而跟那个刘邦深恨不已的雍齿却走得很近：

（王）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史记·陈丞相世家》

至于说“安刘必勃”这句话出自谁的杜撰，按照最大的受益人即最大的嫌疑人的逻辑去推论，周勃恐怕脱不了干系。这句话应该是他发动政变、诛灭诸吕之后篡改官方档案的结果。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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