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对本民族哲学有话语权吗？反而是欧美学者占了先机

【采访/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您的机会。您的专长是希腊古典学，并且主持了像《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这样的学术界的大工程，您是否觉得这些年国内的古典学有从冷门变成显学的趋势？

王晓朝：你肯定也注意到了中国学术界最近若干年学科发展和学术范式的转移问题。我的研究方向是古希腊哲学，这才是对我研究领域的准确定位，它和现在最近几年学术界谈论的比较多的古典学是有区别的。

现在人们谈论的古典学无非是两种说法，一个是把西方所谓的古典学当作一种解释；再一个是把中国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也包括在古典学里，这是另外一回事。古希腊哲学在哲学一级学科中属于西方哲学，或者说属于西方哲学史这个二级学科，现在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外国哲学。而古希腊哲学其实是二级学科里的一个断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学科的发展比较好，而且势头一度很迅猛。

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除了几位老先生以外，中青年基本上没有。从1982年，汪子嵩先生等撰写《希腊哲学史》四卷本开始，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人才队伍上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希腊哲学史》1-4卷，总计6518页，是汪子嵩先生负责主持撰写、三代学人共同奋斗28个年头完成的

这40年间，我们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仅从翻译的角度来看，90%左右的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原典都有了中译版。而且最重要的一些哲学原典，有好几个译本。

我们人文基础学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哲学史的研究不是单纯的发掘资料，还涉及到理论诠释和创造。

中国和希腊，相互之间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可以做到文明互鉴的，而且前瞻性的工作也早已经在铺垫。

2015年我去希腊的时候，该国正遭遇经济危机。当时中国的一些大公司，包括中远集团，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在帮助希腊走出经济危机。当时比雷埃夫斯港口已经被中远集团收购了，向那里派了管理人员，并且注入了资金，给当地提供了一两万个就业岗位。比雷埃夫斯港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物流传向整个欧洲的第一站。

除了商业上的往来，还有人文方面的交流，这一点习主席在访问希腊的时候也着重提到了。

我们中国人引进和介绍古希腊哲学，也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

最早是在明朝末年，当时利玛窦带着耶稣会到中国来传教，那个时候一些中国的天主教徒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这些人，就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希腊哲学家的原典，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四篇论文。到了上个世纪初清王朝灭亡以后，我的导师严群先生最先去欧美留学，回国以后到了燕京大学当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古希腊哲学。他回国后立志要实现他的学术理想：尽译柏拉图，把柏拉图所有的原著，包括对话全都翻译出来。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

希腊哲学后来就在中国的学术界慢慢传播。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几年，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情况，这个学科的研究被搁置了下来，停滞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老学者们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虽然已经老迈，但开始慢慢培养新一代的年轻学者。

希腊人或者希腊民族以拥有一支一流的哲学家队伍而感到自豪，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苏格拉底等等，古希腊哲学是整个希腊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精神代表。希腊哲学的诞生，标志着希腊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达到了很高的阶段。

研究哲学史，放眼整个世界，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民族哲学的，算来算去基本上只有三个民族：中国、希腊和印度，产生的时间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它们用哲学精神力量维系了整个民族的传统。

观察者网：王教授，我听说有一个说法，说现在希腊一流的做本国古希腊哲学或古希腊史的学者大部分都去欧美了，流散在美国、德国等国，他们留在国内的学者好像已经不是最一流的了，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晓朝：这个说法我也听说过。

研究古希腊哲学，我们有两个层面的资料作为研究的起点。一个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原典，包括我这些年翻译的《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等等。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哲学是广义的，它的完整说法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我在古希腊哲学作界定分析的时候，在我自己写的《古腊哲学简史》中有一个副标题是“从荷马到奥古斯丁”，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研究路径，后来也被学界逐渐接受。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方式能够很好地把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哲学连贯起来，而且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都可以很好地被纳入到一个系统框架里，因为西方人从思想和文化上是把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

王晓朝教授翻译的《西塞罗全集·演说辞卷》

另一个层面的资料，是文艺复兴以后学术界对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展开。最典型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大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包括黑格尔、文德尔班等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从这时起，近现代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创立了一套科学研究希腊哲学史的方法。

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希腊学者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能够站在整个学科的前列，反而让欧美学者抢占了先机，这个是实际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给学生讲希腊哲学史，特别是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往往会要求他们关注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欧美学者的具体观点和其研究方法。

随着中国学者逐渐走上国际学术舞台，我们也已经有了和外国学者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的机会，而且希腊这个民族的发展，它有它自身独特的历史。希腊曾经亡国过，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他们的名胜古迹帕特农神庙曾经被土耳其人当成过军火库，而且有一次不慎爆炸，把庙都给炸塌了。希腊自己的近现代历史也比较曲折，对学术的重视，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希腊人自己都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把所有的24个希腊字母全部改成拉丁化的写法。就像我们的民国时代，当时一些语言学家也在那里主张要把中国文字拉丁化。

希腊字母的发音以及“拉丁化”转写方式

幸好我们那时候没走到这一步，希腊人是曾经走到了这一步的。但到了90年代，他们重新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更加久远和深层的东西，和人的思维方式都有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直接就表现在他们的语言形态上。所以希腊人又把全部原来拉丁化的写法改了回去。

当然也是因为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本身就有渊源关系。但是其中可以看出，他们国家对待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也有一个进一步深化认识的过程。

跟研究直接有关的是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果仍旧停留在民间和业余爱好阶段，上限就不会很高。而希腊正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在这个方面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些研究希腊哲学的本土学者，我之前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发现他们要弘扬自己本民族文化，重视对希腊哲学的研究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希腊本土学者研究希腊哲学有天然良好的土壤，他们本身就生活那里，理解比我们要直接的多。我们以后也仍旧会发挥我们自身的特长，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把我们中华文明作为对希腊文明发展的参照，还可以起到一面铜镜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了解了我们中国学者那么重视希腊哲学之后，我们也能够在希腊哲学的国际公共领域中间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1998年，我在学术界提出过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哲学研究理论，我把它概括为“文化互动转型论”。这个理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互动，一个是转型。1998年以后，我的相关研究得到的呼应也越来越丰富。

两种文化相互之间交流和碰撞，最后落实到什么地方？它可以促使参与交流的某一方，即我们中华文化自身完成转型与更新。这就解释了过去中西文化交流的某些成果，也可以作为有效批评“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工具。

所以，习主席访问希腊的时候，讲到了文明互鉴的问题，这也是学界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我们长期做人文学科的建设，最终还是要关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掌握理性思维方式，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很多人都说，搞自然科学的、经济、法律的，都是实打实的，你们搞哲学的是不是太玄了？通过我们这么些年来的实践和教育，我认为人文基础学科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途径，就好像是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工厂，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要别人来使用的。

拉斐尔的传世名画《雅典学院》

越来越多地听取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意见，这是我们党越来越成熟的表现，这也一定会更加激励我们这些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这些学者。

除了份内的学术研究之外，我还积极投身墨客教育。从2015年开始，直到在去年10月份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一直在清华开一门课叫“西方哲学精神探源”。这个课用了“学堂在线”，每个学年有1600个清华学理工的学生来修这门课。可以通过教育实践来使越来越多理工科的学生掌握一定的人文科学的知识，让他们具备比较高的人文素养。

观察者网：最近几年在网上有一个热点话题：“希腊伪史论”。一些人认为这些古希腊的原典或者古籍的真实性存疑，古希腊或者古罗马的历史可能是经过中世纪之后的裁剪加工，甚至是伪造出来的，对这个问题，您关注过没有？

王晓朝：作为哲学史的研究者，原著的真伪，这是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做相应的考证工作。这几十年问题比较大的是柏拉图对话。柏拉图一共流传至今的有四十几篇对话，但是近代西方学术界也有一股疑古的风尚，怀疑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中国学界开始研究柏拉图以来，对这个问题仍旧没有能够取得最终一致的意见。因为各种考证方法都在使用。我在2003年出版了《柏拉图全集》原版，后来又处理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对于《柏拉图全集》，我当时选用了两篇柏拉图的对话作为附录，而对其它十几篇对话都当做尾注，没有收录进去。后来又有《柏拉图全集·增订版》，我考虑到这些对话，哪怕不是柏拉图本人写的，依然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

所以现在《柏拉图全集·增订版》把所有现成的著作，不管是疑伪的，还是学界认为是真实的，都放进去了。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其实古希腊哲学晚期的哲学著作的真伪问题，还比较好办。首先对晚期原典的西方二手研究相对不多。但是我们在推进这方面研究的过程中，反而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古希腊哲学晚期的讨论重点转向了伦理和宗教。

那么古希腊哲学晚期的原典到底算不算纯哲学的著作？很多学者把这些著作都排除到纯哲学之外。这里当然这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想在史学界应该问题不太大。据我所知，希腊流传至今的这些历史学著作，从希罗多德再到修昔底德，这些史学家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名气小，后人伪作然后挂上这些人的名号的概率低，所以史学界的这种状况相对比较少。

这是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最后还是要由这些学者们来讨论和解决掉。

观察者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对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介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那么您是否了解希腊国内目前的汉学研究情况？

王晓朝：中国学术界说的“汉学”其实是有歧义的。张西平教授是我们国家做海外汉学方面的专家，他把海外汉学发展的情况整理得比较清楚，而且许多成果也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你讲的汉学，可能是被少数中国学者构建出来的“中国学”。如果是这个层面的意思，我可以直截了当告诉你，我接触的希腊学者是没有研究这方面的。

但是研究以往的海外汉学，以希腊和西方的传教士为主题的“海外汉学”，那么希腊仍旧没有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汉学学者。

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希腊这么一个有着悠久哲学历史的国家，为什么在现在的全球学术梯队上排的比较低，反而好像还做不过别的国家？这个不奇怪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打个比方，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国内的企业要到日本去考察怎么做豆腐，豆腐本来就是中国的，有必要跑到日本去学吗？

恐怕不学不行。因为他们已经用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做豆腐，我们还停留在手工的层面上。但又过了几十年，人们现在又到反思的阶段了，用科学的方法做豆腐好，还是应当保留原来用手工做法？又有一种声音出现，说手工作为传统有保留的价值，但是科学的方法也应该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我对希腊有限的观察，他们有些方面跟我们中国以往发展的某个阶段很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中国在在短短的40年里，在经济上已经发展为了全球第二大国，希腊人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主观上肯定是想跟我们中国搞好关系的。

中国和希腊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相互学习和发展的典范。基于促成此目标的最后实现，我们做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所起到的作用是比较独特的。我们这个行业或许没有提供直接的经济上的收益，但是可以提供旨在为双方交流的精神产品。这就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一点工作的粗浅评价。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