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寻找”桃花源“——评析暗恋桃花源中的“寻找”主题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1991年，该剧主要讲述了“暗恋”与“桃花源”两个剧组，在都与剧场签订了剧场使用租约的情况下，双方时间发生冲突，且双方互相不肯忍让的情况下，二者使用同一剧场的戏剧。

暗恋一般是指恋而不得，桃花源众所周知也是那种无法得到得一直在寻求中的理想生活地点与状态。双方的共同点都在于为了理想得美好而不断寻找，追寻，但是却又都没有寻求到一个理想状态得结果。

《暗恋》是一个现代悲剧，主要讲述了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相遇，也因为战争而分离，双方四十年之后才得以相见的事情。《桃花源》则是一个古装喜剧，讲述了渔夫老陶之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且合力逼走老陶，使其出走桃花源，等他回武陵的时候，袁老板和春花也已经在一起并且有了孩子。这两个剧情交叉一起，看似完全不同，但又殊途同归，都表现了寻找的主题。

任何一部戏剧的产生，都离不开导演及其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陆移居，在台湾的生活环境中，大陆人们与台湾人们有着文化差异、习俗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等，他们处在一个思念故乡、思念家人的氛围中。寻找本来就是人生的一大母题。那些在大陆逃往台湾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两岸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土也会发现当时的故土早已经物是人非。这时它们失去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家园，而是精神家园。这份缺失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焦虑，开始对自我生存状态感到迷茫和孤独。赖声川说过，暗恋桃花源的演出盛况他是不奇怪的，这是与台湾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是符合的，当时台湾的生活实在是太乱了，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然而身在其中，人们也能保持着一种乱的秩序。这部戏剧，统合了台湾观众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它开掘的社会浅识，综合了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找寻到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平衡点。

我们来看《暗恋》和《桃花源》的主题共同之处“寻找”。在两部戏剧之间贯穿两个剧场的正是一个不断在剧场中间来回寻找“刘子骥”的女人。但是整部剧中，刘子骥并没有出现，这个女人最终也并没有寻找到她所要寻找到的人。两部剧当中的寻找除了表面信息的处理当中，细节部分也存在了一部分。表面来说，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互相相聚了之后开始分开，彼此便一直处于在寻找对方的过程之中。但是即使是四十年的寻找也未能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在《暗恋》的排练过程中，导演一直在说：不对不对，不是这种感受，导演寻找的就是过去的美好，他寻找得是对自己在如今时代下对昔日情人的怀念，追忆。在《桃花源》当中，渔夫老陶在开始开酒瓶，这酒瓶有瓶盖就是打不开。他一边说着：这叫什么家？买个药买一天了还买不回来，这还叫个家吗？最开始就是对于家的质问，这也反映了他内心的对于家的追求。这就为后期他离家出走之后，又回到家的行为作了铺垫。但是在戏中，老陶的出走导演是直接安排的，甚至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袁老板和春花的偷情？观众也只能凭自己的判断去寻找答案。在他去了桃花源以后，他遇到得陌生人是和春花和袁老板是一样的面孔。即使在这个以为桃花源的美好生活地方，但是他还是回到了那个所谓的家。这就是他对内心的一个对于家庭在乎的表现。

接着，我们来说剧中最为神秘的人物，也是全场都在被寻找的人物，那就是刘子骥。说到刘子骥，那我们最先回到他的原型，也就是来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的刘子骥。魏晋时代的刘子骥是一个不慕虚荣的文人雅士，他是当时人人崇拜的道德高尚的隐士。而桃花源记中的刘子骥，则是听闻有桃花源这个仙境，而寻觅未果之人。陶渊明生活于魏晋时代，当时战事频仍，天灾肆虐，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另外政治斗争激烈，党派林立，文人稍有不慎，便惨遭陷害，许多名儒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这样混乱的时代中，人们更希望独善其身，在原始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他一身壮志，满腹才华，却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可以有根据的来说，桃花源大概就是陶渊明理想中的美好生活的状态，刘子骥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自己吧。在《桃花源》中的戏剧中，寻找刘子骥，大概就是指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大多数人在探寻自己理想生活状态的过程，每个人可能都在寻找，寻找过去、寻找理想、寻找自我、寻找成功。但是多数人却又和剧中的女孩子一样，在戏剧的最后，是寻找刘子骥的女孩颓丧的瘫在舞台中间，知道寻不到自己所要寻找的人的失落，与无奈。

在这部戏剧当中大多数的寻找都是未果的，江滨柳和云之凡没有寻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情；老陶没有寻找到他的对于家的回归；女孩没有找到刘子骥。这也大概应和了桃花愿记中的最后一句，未果，寻病终。这也正是整个作品中的主题之一，寻找未果。把“追寻”这一主题推向了跨越时空的新维度，让人们重新认识现实的浮躁和追寻理想生存状态的冲突，重新对人性 、心灵 、社会进行思考。年轻的和年老的江滨柳和云之凡的对比、桃花源里和现实中两个春花的对比 、两位导演不同的戏剧理念的对比也都融合在一起，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这些背后，能看到的是 当时台湾的一种社会心理 ，以及其更加广阔深刻的反思意义。而对内地观众来说，“追寻”这一主题对人们在商品经济社会下产生的精神躁动也有现实意义，可以给不同的人带来人生价值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