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城投董事长的借钱困境：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涛 “今年的年关，不好过呦！”

孙双喜（化名），一名干过财政局副局长的西南某地区的城投董事长，这也符合全国大部分城投董事长的经历，有过财政局工作经历的人来干城投董事长更顺畅。

这是他刚把一家催收的金融机构送走后的一句感叹，之后孙双喜对门外沙发上坐着一排西装革履的人员说：“抱歉，麻烦稍等我一下。”

“都是来催收的”。孙双喜尴尬的笑了笑。孙双喜双眼布满血丝，眼袋发青黑色，应该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

在孙双喜的办公室外，有一堆人挤在会议室激烈的争执，原来是买过他家城投非标产品的投资人，直接找上门了，来讨个说法。其中的一位投资人给家里孩子买了房，已经交了定金，现在要交首付。如果不能到期兑付非标产品，定金就要被扣掉，而且孩子的婚期也要耽误，说到最后，投资人自己在会议室哭了起来。

而该城投负责接待小姑娘也被训哭了，只能一声不吭的陪着。

正当问他有什么办法时，孙双喜来了个电话，是当地银行的支行行长。孙双喜陪着笑，客客气气地回复着贷款审批的细节问题，所有的表现，如同那个行长就在办公室的对面。

挂完电话，孙双喜无奈地说：“现在从省外融资变得困难后，为了保兑付本息，只能去给本地的金融机构施加压力。现在双方搞的关系很僵。但也没办法，关键时刻，还是得寻求本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原来我在财政局当副局长，各个银行到了我办公室，都是恭恭敬敬的，希望能匹配点财政存款。现在呢，全反过来了。但是，我能不来城投吗？组织上安排的，我能拒绝？很多需要上级协助的事情，也只有财政背景出身的人，才方便去协调啊。”

现在的情况，是为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在为前几年的借款买单，在2014年10月份的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之后，地方政府改变了从金融机构直接融资的做法，改为由地方政府提供承诺函、担保函等情况，在2014年开始到2017年左右，非标大量的从金融机构借给融资平台。时间基本是2-3年期，还款到期日集中在2017-2020年。

一位一直从事非标业务的金融机构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是2019年底，对于不少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已经想尽办法，掏空财力，把大部分的债务还了，但是有可能要倒在黎明前了。

困难

孙双喜所在的城区，在去年GDP是四五百亿级，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是三四十亿级，考虑到土地出让收入，其综合可控财力能到达百亿以上。而那些金融机构也是觉得孙双喜所在区经济数据不错，城投又是老牌发债主体，一直正常还本付息，在资本市场上声誉不错，才愿意将钱借给他。

孙双喜也觉得，无论是GDP还是财政收入还是房地产市场和制造业基础，在西部区域看，都是很不错的。区里还有三家评级达到AA的发债企业，在过去，一直很受金融机构认可。但是其所在城投，在过去几年，大量举借非标，造成债务结构不合理，融资期限一般2-3年，短期内到期后要偿还的资金缺口太大。一旦再融资环境发生变化，后续融资接不上，困境就出现了。

这位过去意气风发的城投公司董事长，现在说话都有哭腔，意志很消沉，让一位前来催账的金融机构人士都不好说重话了。

经过四处找钱的阶段后，孙双喜决定和所有金融机构谈展期。展期就是本来2年期，展期1年，就是变成3年期，但需要非标产品的投资人同意，才能签署。

就在和金融机构展期谈判的时候，孙双喜每天的日程安排，基本上白天都在外面跑着找钱，晚上回公司通宵开会，处理各种紧急情况。“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但我只要在这个位子上一天，我就必须守好岗位。每多撑一天，我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孙双喜此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城投新增融资出现困难，原有项目的展期或者续做也有困难。他今年的所有精力，都在保兑付本息了。据他说，一整年，他所在的区基本没上新项目，在建的项目也基本都停了。马上年关了，农民工工资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上述金融机构人士告诉记者，城投公司没有兑付风险，只有流动性风险。现在孙双喜所在的城投，面对的就是流动性风险。而城投出现问题，固然有政策层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自身没有做好流动性管理，之前投资了很多收益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收益回款周期长，收益规模也不大。

孙双喜也盘算了下为什么会出现困难？他说：首先很多非标的资金来源，是异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现在监管规定，资金不能出省。这部分资金，就必须得兑付。其次，很多做非标的金融机构，踩过雷，现在自己处理窟窿还应接不暇，想续做也是有心无力。第三，就是少数同意续做的，又要求追加市级城投公司的担保，市里也困难。也有的机构要求我们先还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展期。

“我知道，第三个条件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确实是连先还的一部分都没有。就算签了展期协议，也履行不了。”孙双喜表示。

借钱的过程中，孙双喜甚至觉得因为他在西部，就被金融机构歧视了，他说：东部沿海某些地区的很多经济指标不如我们这里县，但是一直受金融机构偏爱，对我们存在地域偏见。而且我们这里城镇率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每年出让的土地面积和金额，远远大于某些沿海区域的区县，还有我们这里资源也丰富，劳动力成本也低，发展潜力还很大。

“投资，不就是投预期吗？我们城投的非标融资产品，给到投资人的收益普遍都在8%以上，投资人是在和我们一起成长，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这么高又稳定收益的产品，一直拿着不好吗？”孙双喜自己觉得。

还有出路吗？

孙双喜以及他所代表的的城投还能找到新的出路吗？

其实，从2014年，43号文开始要求隔开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关系，但是对于融资平台的出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一位东部城投研究人士告诉过记者，他认为43号文之后，平台的数量应该减少才对，可是每次他出去讲课的时候，发现平台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增多的趋势。

现在的融资平台面临的问题不是寻找未来的出路，而是在如何渡过眼下的难关。

为了还钱，2019年的专项债发行和2020年的项目申报，孙双喜都进行过努力，但是他所在省的专项债额度本来就少，于是他的努力白费了，报的项目都被打回来了。“商业银行参与债务置换的确在进行，但那都是明年的事情。我对明年是有信心的，关键是今年年底，我怕现在撑不过去呀。”

上述金融机构人士告诉记者，即使分到专项债额度，也只能撑一时，专项债额度才多少，前几年的非标有多少。

孙双喜也知道还有几条道路可以选择，他告诉记者，金融机构和投资人是不看好我们区城投的。但是如果以区政府的名义出面，金融机构和投资人都是接受的。我也向区书记还有区长汇报过。但是，财政部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为城投公司提供担保。所以区里领导们，就算有心，也不敢有所动作。

“我们哪里是要区政府给担保，我们只是希望区政府能出面说句话，给金融机构还有投资人信心。但是，哪个领导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赌。”孙双喜感叹。

其实从43号文开始之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一直是严加管理，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违规出具承诺函和担保函还是之后PPP出现的违规融资，乃至在之前几年，财政部以及相关部委还处理了一批违规举债的地方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人员。

于是现在为了保兑付，孙双喜开始大量的使用调头资金，日息高达2分到3分。刚开始用几天，后来用几周，再后来都几个月的在用。现在，调头资金都不愿意借给孙双喜了，怕他还不上。

调头资金就是高利贷。过桥用的，用于暂时的资金周转。特别贵，按天算。

现在，已经有金融机构准备起诉孙双喜所在的城投，他告诉记者，金融机构这么做，我都理解。但是、假如，我也成了被执行人，连飞机、高铁都坐不了，我还怎么出去跑资金呢？怎么还钱？

虽然面临很多问题，甚至会被投资人起诉，但是孙双喜对他所在城投的未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其实到了明年，我就很有信心了。我们的存量债务里，60%以上是报到财政部隐性债务系统里的，只要商业银行的债务置换逐渐到位，这部分债务压力就化解了。另外的部分，我每年还有新增授信，化解20%还是没问题。我们区的条件比较好，人口也多，房地产市场比较繁荣。之前有1000多亩地，已经卖给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了。但是房地产开发商一直不缴纳出让金。我们也知道房地产开发商难，一下子能接受1000多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也不多，所以我们也没有紧逼。如果明年房地产复苏，这部分土地的出让金一到账，债务问题也就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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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涛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财税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政策领域。主要关注财税、金融、审计、环保、PPP、大工业等相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