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承压背后：“母工厂”不动、生产基地外迁、产业链没有断

经济观察报 记者 于惠如 根据深圳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8689.1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6.6%。其中，第二产业增长5.5%，第三产业增长7.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3%。

作为比较，深圳去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8.1%，其中第二产业增速为8.5%，第三产业增速为7.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

也就是说，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的GDP增速相较于去年同期下滑了1.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更是暴降了3个百分点。

作为人人皆知的“优等生”，深圳怎么了？

制造业的压力

以结构手板模型制作为专长项目的拓维模型公司，其生产的产品包括汽车配件手板模型、医疗器械手板模型等，客户中不乏比亚迪、北汽这样的大型汽车厂家。

上个月，位于宝安福永凤凰一工业区的拓维模型公司发布了前三季营业数据，整体营业额下降了30%。虽然公司对此早有预期，但这个数据也实在不如人意。“汽车行业整体市场环境不好对我们的影响蛮大的。”拓维模型公司颜小姐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好在公司的客户基数比较大，单独的客户如果取消订单，对公司整体营业额影响有限。

早在去年第四季度，这家公司就已经预料到今年的日子不好过，并做了风险预算。“营业额的下降在我们风险控制之内，年初我们就在‘节流’上做了一些规划，所以日子不是很难过，咬紧牙关还是能挺得过去的。”

2019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统计数据中，深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3%。其中，汽车制造业下降了2.0%，而2018年前三季度，汽车制造业的增速是17.8%——汽车制造业成为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中同比增长显著放缓的行业。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认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影响到了整个汽车制造业上下游企业的业绩。

咬紧牙关的不止汽车制造业下游企业，更不止拓维模型公司一家。

深圳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还有一个受关注的点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注册登记类型看，前三季度，深圳国有经济投资增长48.8%、民间投资增长3.0%、外资投资增长87.8%。与去年同期相比，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了8.7个百分点。

正在为公司第二轮融资奔波的麦俊波从未像眼下这样需要钱，也从未想象过即使手中持有过硬的技术也无法改变投资人观望的态度。

2014年，从美国东北俄亥俄医科大学读完博士后的麦俊波回到深圳，并于同年2月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公司——深圳麦迪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退行性疾病新药的研发。两年后，麦俊波的第二家公司——深圳常元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致力于癌症新药、新治疗方案和新型治疗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麦俊波说，常元生物的新药项目将很快进入动物实验阶段，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因而必须引入风投公司。从去年开始，麦俊波就频繁出现在大型生物医药投融资峰会现场，与投资大咖们交流后，麦俊波得知整个领域已进入资本寒冬。虽然生物医药是朝阳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受资本青睐度更高，但投资人在作出决策之前还是比以往更谨慎。

三个月前，几家投资公司开始与常元生物接触，但是三个月过去了，投资公司还在做尽调，这让从事生物医药行业30余年的麦俊波有点沉不住气了。“对于初创企业，能否顺利融到资，以及融资进程能否按时进行，对于产品开发的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我先看看国内资本，如果实在不行，就考虑看看美国的投资公司。”麦俊波说。

迁到周边去？

20世纪80年代，深圳利用毗邻香港、土地和人工成本低等优势，进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加工制造快车道。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来一补”成为深圳主要产业结构。

而深圳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对外贸易一栏里，两个数字非常扎眼——今年前三季度，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总额同比下滑46.5%，进口总额同比下滑38.3%。

对于这两个数字，做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钱世海、师杰、冷建军感受更深。

去年8月，因城市更新项目及厂租成本太高等原因，钱世海所在的手机后壳加工厂将生产车间从龙华大浪下横朗一个工业园区搬到了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师杰所在的生产手机电池的公司也是在去年从龙岗搬到了深汕合作区。“这两年大环境不好，生意不好做。我们边上的公司都迁到深圳周边了。”师杰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公司今后考虑发展新能源汽车拆解和电池再利用业务，深汕合作区管委会可以提供免费的厂地，这对公司今后发展来说是很有力度的扶持政策。

作为一家日资来料加工贸易企业，冷建军所在的公司可以享受贷款零利率的优惠。但这并不能消除厂租日渐上涨给他带来的烦恼。今年年底，这家在宝安有两个工厂的企业将要搬去江门，与所有外迁企业相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价便宜。

虽然撤走了生产线，但钱世海、冷建军所在的公司并未想过要放弃深圳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两家公司均在深圳租了办公室做市场等业务。“其实深圳到江门车程也就1个小时，一点都不远啊。”冷建军说。

近年深圳出现企业迁出潮现象，根据《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迁，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此外，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

今年4月底，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公开演讲中表示，深圳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走向制造、走向创新制造，最后要走向科学创新，从科学发现带动创新，未来深圳周边会集中大量的制造业。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则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低端制造业外迁这种“挤出效应”属于正常现象。而且从目前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深圳工业在GDP中仍有39.3%的占比。“这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大概是17%、上海30%左右。再从几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来看，日本、德国都是20%左右，新加坡是26%左右。所以深圳无论是跟国内其他一线城市比，还是跟国际上其他制造业强国来比，都是有优势的。”郭万达说，未来十年，可能有更多的低端制造业迁出深圳，工业占比降到30%也是比较合理的。

“产业链没有断”

作为走在中国经济前沿的城市，深圳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引发了经济学家们浓厚的兴趣，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们试图深剖这个“改革试验场”，寻找一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样本。

作为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和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经常密集走访深圳各企业园区、制造业企业，为深圳经济发展“把脉问诊”。他们各自主持过的重大课题包括：“开放条件下泛珠三角地区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竞争力研究”、“加快推进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等。

深圳2019年前三季经济运行数据发布后，袁易明浏览了不少有关该话题的热贴。对于GDP增速同比下滑，他认为要理性客观看待。“首先深圳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与国际市场环境紧密相连，毫无疑问，深圳经济增速会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

与袁易明的看法类似，郭万达也表示：“除受大环境影响，深圳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周期的重叠期，这也是影响GDP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深圳正在发生什么？两位经济学家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这一切可以从处于一线的企业中寻找到真相。

一个月前，袁易明刚结束了一次针对宝安多个制造业园区的调研，主要目的是就园区及内驻企业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园区未来发展定位，以及产业选择的方向。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园区公共服务跟不上，企业相关配套设施不够是大部分园区都存在的问题。”袁易明说，宝安的大部分制造业园区需要转型升级，而与香港的成功经验密切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在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袁易明明确给出了调研小组的意见：从园区和企业两个层面出发与香港结合。“从企业层面来讲，我们的园区可以引进一些香港的专业化优质服务，比如产品检测服务。另外，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平台，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建立合作渠道。从园区层面来讲，宝安可以发挥制造业占比大的优势，与香港共建一些新型园区，引进香港优势服务。当然这种机制需要政府牵头，行业协会介入，来共同努力。”

在一次针对制造业转移的课题调研中，郭万达发现，从深圳往外迁移的企业已不限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还包括不少IT信息技术企业，如手机制造业、互联网相关企业。

但这个发现并没有令郭万达很吃惊。“与其说搬迁，不如说新建。但从我们调研来看，这属于深圳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正常现象。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有外溢，没有外溢它是发展不起来的，特别现在讲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发展，企业搬到大湾区内任何一个城市，距离深圳车程均不超过一小时，产业链没有断。”

郭万达将上述情形描述为大都市中的“一小时产业圈”现象，而这也将带来双赢的局面，形成“深圳孵化，东莞、惠州等地转化”模式。“留在深圳的部分称为‘母工厂’，做研发、设计、市场，而外迁的部分则称为生产基地，产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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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惠如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深圳采访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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