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古代人买房的心酸史，不禁感叹，还是现代人幸福

“十年房价两茫茫，不思量，北广上。中华大地，无处不谈房。”

高房价，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压力来源。前不久的统计说，中国人每个月六成以上的开支都用在了租房或者还房贷，虽然如此苦逼，但依旧架不住人们买房购房的热情。不信，每个新楼盘开张的时候，绝对是前呼后拥。

这只能说明，除了极个别的用房子理财之外，大部分还是要买房的，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根植于中国人的传统中。

“房奴”苏轼

很多年轻人，无房子的，“蜗居”在租住的狭小的房间里；即便是有了房子，每个月还需要为了还房贷而殚精竭虑，他们自嘲自个儿为“房奴”。

形象而又幽默的表达，背后是一种辛酸与无奈。

孰不知，古人也有我们类似的经历，就拿苏轼来说，任他聪明豁达，毕竟也是个人，他在科举及第，走上仕宦生涯后，绝大部分工资都用来还“房贷”了。

这一切，还要从苏轼的父亲苏洵说起。苏洵的科举道路远不如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在儿子长脸，苏洵本身的才华也不差，所以很快就与朝廷的著名文臣打成了一片。这就包括张方平与欧阳修。

靠着圈子的广阔，苏洵终于可以不用参加考试了，获得了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乌纱帽。主簿是宋朝最低级别的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当时这个职务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薪水。

苏洵的官位和薪水都非常之低，但是他很爱面子，一当上官，就在首都开封宜秋门外买了一所相当漂亮的花园住宅。

这所花园住宅的标价是8000贯，就算他不吃不喝连续工作95年，也买不起这所房子，他是怎么筹够房款的呢？很简单，借钱。苏洵的二哥苏涣是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远高于苏洵，所以苏洵买房的时候，主要是跟二哥借的钱。

有道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苏洵借二哥的钱不能不还，而光凭苏洵微薄的薪水是永远也还不了债的。在开封买房七年后，苏洵病逝，还债的重任也就落到了苏轼和苏辙头上。

你说，苏轼的爹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坑爹”！

苏轼在二十五岁那年，去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每月薪水20贯，是父亲的好几倍，此外还有400亩的职田。

所谓职田，就是朝廷为了让地方官衣食无忧，专门划拨给他们的耕地。把400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800贯左右。

把薪水和职田加起来，苏东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意味着他存上8年积蓄，就能在京城买一所花园住宅。

但是苏东坡没有买房，他的钱全部用来帮父亲还“房贷”了。

苏东坡被调到杭州任通判，月薪涨到了30贯，职田增加到700亩，年收入大约在1800贯左右，稍微攒上几年钱，买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苏东坡仍然没有买房，不是不想买，是钱不够。年收入那么高，为什么钱不够？

因为他的开销太大。他去杭州赴任的时候，不仅有自己的一大家子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奶妈以及奶妈的一大家子人。苏轼重情义，认为奶妈抚育自己，现在奶妈老了，必须让她享受清福。

慷慨好施的苏东坡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同时还在继续归还父亲在世时欠下的债款，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离任时的积蓄只有几百贯钱。

再后来，苏东坡去密州做官，薪水又涨了一次，年收入已经超过了2000贯，还是没有买房。这时候他已经还清了父亲欠的债，积蓄也相当可观了，但他似乎对房子的兴趣不大，总是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不过，苏东坡后半生的仕途是很不顺利的，经常被贬官，被流放，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就算他想买房，也已经买不起了。

他跟驸马王诜交好，经常去王诜的府邸里借宿。他还有个老乡叫范镇，是退休的京官，在开封南城买了一所房子，也是苏东坡经常借宿的好地方。后来苏东坡的儿子在开封结婚，老苏没能力给儿子买婚房，只好让他们小两口借住范镇的房子。

苏东坡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终于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

这是不是说苏辙比苏轼更早安居乐业了呢？事实并不是那样。苏辙曾作过一首《李方叔新宅》：

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

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

大意是：我七十了房子都没封顶，希望我能活到八十啊，这样的话还能在新家里住个十年。

苏轼兄弟做了大半辈子的“房奴”，虽然与他们先人后己的风度有关，但北宋的高房价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北宋还有因为一桩简单的房屋买卖而引起了政坛地震，苏轼的老师张方平差点阴沟里翻船。

普通的买卖房屋引起的诉讼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北宋是一个注重商业发展的时代，宋朝对酒类的生产与销售实行国家专卖制。

但这个弊端非常明显，因为没有竞争，自然效率低下。官营酒坊酿造出来的酒“多醨薄”，消费者都不愿意购买，政府往往“岁计获无几”。

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制，走市场化的道路，将官营酒坊的酿酒权、经营权承包出去。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在转让经营权的过程中，宋朝政府公开招标，欢迎社会人士投标竞标，这个现代化色彩比较浓的制度在那时叫“扑卖。”

朝廷不会一次性把竞标的费用收齐，可以先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待到酒坊投入生产后，有了营收，再逐步补交，这和现代的分期付款，或者说信用贷很像。

不过，这仍然需要竞标的人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合理的评估，如果酒坊经营不善怎么办？自己还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继续把转让费交齐。这也是如今的年轻人欠下巨额债务的原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还款能力。

话说宋仁宗年间，开封府的一个富户刘保衡，为拍到酒场经营权，不惜投下不切实际的高价，估计酒坊也经营不善，导致收不回成本，亏欠政府的官钱。

负责管理京师官营企业“扑买”事务的三司，当然要找刘保衡讨债。

刘保衡被政府追债，没办法，只好卖掉祖业——京城中的一处宅院来偿还欠款。北宋开封的房地产业非常发达，刘保衡到“庄宅牙人”（类似于房地产交易中介）那里一放盘，马上就有人买下他的房产了。那时候也没有按揭，都是一次性交钱，刘保衡“得钱即输官，不复入家”，还清欠数后便不再回家。

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刘保衡经营不善，卖掉祖业，清偿债务，相比较如今的老赖，刘保衡是相当“高风亮节。”

可是没过多久，开封府接到一起诉讼案：刘保衡的姑姑状告刘保衡“亡赖豪纵，坏刘氏产”。就是说，刘保衡不争气，把老刘家的财产败光了。

按理说，这个诉讼应该是刘保衡的叔叔伯伯们更有话语权，刘保衡的姑姑毕竟是嫁出去的人，人家刘保衡就算败家，也是自己家的财产，有什么不对？开封府对这件事情感到很蹊跷。

细细追问，才知道刘保衡实际上并不是刘家的儿子（也许是养子，史料没有具体说明），他没有权利卖掉刘家的祖业。

开封府马上派吏员调查，证实刘氏姑姑所言非虚。换言之，刘保衡并不是刘家物业的权利人，由他签字的田宅交易合同是无效的。于是，法官按律判处：取消刘保衡鬻卖刘家祖业的交易，刘保衡将钱款退还买方，买方将物业退还刘家。

诉讼引起的政坛连锁反应

这件普通的财产纠纷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开封府法官在审案时，得知当时跟刘保衡买下宅院的买家，正是现任三司使张方平。

三司主管盐铁、度支、户部，最高长官三司使就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发改委主任集于一身的显要职务。当上了三司使，自然离古代的总理也就是宰相只有一步之遥了。

张方平是个正直的大臣，也有崇高的追求，自然就会十分珍惜自己的羽毛。没想到在这个事情上遭黑了。

张方平攒了一笔钱，准备买房子。恰好刘保衡因为欠了三司1000多贯酒场的租金，不得不卖房还债，张方平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掏钱将刘保衡的宅第买了下来。刘保衡急于将房子出手，要价不会太高，估计也就1000多贯左右。

北宋东京汴梁的房价参照宋真宗年间，宰相向敏中“以钱五百万”（即5000贯）买下薛安上的宅第，薛安上的庶母随后击登闻鼓，控告向敏中“贱贸”薛家故第，向敏中因此被罢去宰相之职。也就是说，东京一套豪宅的市场价当在5000贯以上，5000贯的成交价被认为是“贱贸”。

而现在是宋仁宗年间，开封的房价只可能涨，不可能跌。

张方平的出发点就是双方自愿的买卖，他不过是想捡个便宜。

可是，这个事情引起了包拯的关注，他很快上书劾奏张方平：“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

包拯的弹劾是有道理的，因为刘保衡的债权人是三司，而张方平是三司的行政长官，现在刘保衡卖房还债，恰好又是你张方平将房子买下来，那谁知道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没有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或者有单方面恃势压价的不公正行为。

这下，张方平很委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包拯才不管你这么多，他最多给个建议，黄河太远，汴河就在眼前，可以考虑下。

包拯除了在皇帝面前弹劾张方平，下班后一路小跑到宰相富弼的办公室，直言张方平这样的人身居高位，富弼身为宰相，没有早点发现张方平的违规举动，是失察，出现了这样欺负百姓的事件，没有建议皇帝罢免，是失职。

富弼只能忍着回家吃饭的想法，听包拯说完。

估计皇帝和富弼领教了包拯的吹风机以后，有了心理阴影，他们明知道张方平没那么不堪，也只能罢免了张方平的三司使之职，外放到陈州（今河南淮阳）。

“贱买民宅”一事，成了张方平一生的污点，以致八年后，即治平四年（1067），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权御史中丞司马光还要抨击他“贪猥”、“不协众望”，原因就是仁宗朝时发生了刘保衡公案，“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

张方平走了，但是他留下的工作岗位还是要做的，宋仁宗召回了宋祁，但这一人事任命很快又遭到包拯的强烈反对。包拯的理由是，宋祁在益州时，“多游宴”，贪图享乐，不宜升迁；而且，宋祁的兄长宋庠是执政官，宋祁应该避嫌，“不可任三司”。仁宗不听，包拯就“累论之不已”。

宋仁宗是个老好人，既然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那干脆让包拯来当这个三司使，也省得包拯一直来烦他。

翰林学士欧阳修首先就不干了，上疏反对包拯的任职，他认为包拯做御史，职责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匡正朝纲的，换而言之，包拯在御史的岗位上，就是无事生非，屁大的事情说出天大的感悟来都没什么不对，这恰好是包拯尽职尽责的表现。

但假如包拯当了三司使，人们就会认为包拯之前弹劾张方平等人，是想取而代之。欧阳修还“鼓励”宋仁宗，一定要为包拯的名声着想。

包拯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主动拒绝，但是宋仁宗很坚定，包拯只好在这个风头过后许久，才正式出任三司使。

包拯铁面无私，宋仁宗虚怀纳谏，我们自然感叹大宋宽松的政治环境。

不过更要看到，苏轼做“房奴”，张方平因为买卖房屋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看来“太阳底下无新事”，房子问题自古以来就有。

房子在当代甚至对固有的价值观形成了冲击，对年轻人的事业观、爱情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既不能像某些人一样，把买不起房的人视作蝼蚁，“活该受穷”，又不能以偏概全的认为这是资本游戏。

我们承认现实，高房价正在慢慢透支着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生活品质，不论是租房，还是买房。

我们透支着精力拼命工作，却不敢吃贵一点的外卖；我们给客户买礼物时毫不心痛，却舍不得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曾经对于生活还会憧憬诗和远方，现在的生活只有买房。

有了房子，可能在这个城市中的存在感就会多一点点了吧！可是这个存在感越来越贵了。

不过，生活里面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不敢说比买房重要，至少和买房一样重要。

与其活在买不起房子的焦虑和惶恐中，倒不如活出不被束缚的样子，会来得更有意义。

不管在什么时代，心安即是身安处。与其学张方平贪小便宜吃大亏，不如像苏轼那样豁达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