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高企 前瞻性调控需做好综合平衡

财政政策需要对CPI的结构性特点采取积极措施，如增加对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生猪养殖等特定领域的补贴力度，在鼓励增加猪肉供给的同时，化解消费猪肉带来的问题。

娄飞鹏

2019年以来，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现两大特点并受到广泛关注。一个特点是CPI同比走高。CPI同比增长从1月份的1.7%上升至10月份的3.8%，创7年来的新高，中间除了2月份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下降外，其余月份均不断提高并且明显高于2018年。另一个特点是CPI的结构性特点突出。这一特点表现在：首先，CPI同比与不包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结构性特点突出。在CPI同比上涨的同时，核心CPI同比从1月份的1.9%下降至10月份的1.5%。其次，食品项和非食品项结构性特点突出。CPI食品项同比较高而非食品项同比较低，CPI食品项同比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而非食品项同比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CPI食品项同比从1月份的1.9%上升至10月份的15.5%，提高了7.2倍，同期非食品项同比从1.7%下降至0.9%，下降了47.1%。再次，城市CPI同比和农村CPI同比结构性特点突出。从4月份开始农村CPI同比高于城市地区，并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10月份农村CPI同比为4.6%，比城市CPI同比高出1.1个百分点。

CPI同比不断提高并且结构性特点突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猪周期”引发了猪肉价格快速提高。2019年10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01.3%，影响CPI上涨约2.4个百分点，对当月CPI同比涨幅的贡献率高达63.9%。2013年以来，受养殖户亏损、环保门槛升级、小型养殖户退出等因素影响，我国的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屡创新低，对猪肉供给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我国出现病例后，为控制疫情一度大量扑杀生猪，加之缺少疫苗养殖户不敢贸然扩大养殖，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大幅度下降，猪肉价格受供给不足因素影响大幅度上涨。2019年9月，生猪、能繁母猪存栏数分别为19109万头、1913万头，同比分别下降41.1%、39.9%。在猪肉供给大幅减少的同时，对猪肉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大幅降低，从而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由于猪肉在我国CPI核算中的占比较高，其价格不断走高导致CPI不断提高，同时也造成CPI和核心CPI、CPI食品项和非食品项、城市CPI和农村CPI出现结构性特点。

CPI和核心CPI、CPI食品项和非食品项受猪肉价格上涨影响出现分化好理解，因为核心CPI和非食品项都不包括猪肉。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城市CPI和农村CPI出现分化也主要是由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所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于城市，意味着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更高，并且农村居民猪肉消费总量和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相对城市居民更高，从而导致农村CPI同比涨幅高于城市CPI同比涨幅。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7.7%，农村居民家庭为30.1%；城镇居民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2.7公斤、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为72.9%，农村居民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3公斤、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为83.6%。这一格局决定了，在城市CPI和农村CPI同比高增主要是由食品项高增带动的情况下，农村CPI中畜肉类同比增幅明显高于城市，并且从4月份以来高出的幅度越来越大。

对此，从“猪周期”发展的特点看，一个完整的“猪周期”大概需要3—4年，多项研究据此预判到2020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会下降，CPI同比涨幅也会下降。也有观点认为，可以降低CPI核算中猪肉的占比，CPI同比涨幅就会因此而下降。尽管如此，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并带动物价上涨事关民生，7月份以来猪肉的替代品牛羊肉价格同比都有较大幅度上涨。因而，对于猪肉价格快速大幅上涨，进而导致CPI同比快速上涨，并且结构性特点突出这一问题仍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这是由于：一方面，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导致CPI出现结构性特点，其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就实际情况看，对中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其消费能力相对较低，以及在肉类消费中对猪肉的消费依赖度较高。另一方面，就猪肉价格在我国CPI核算中占比较高的情况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由我国居民消费尤其是肉类消费中猪肉占比较高所致，因此调低CPI核算中猪肉价格占比的做法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再者，在目前的CPI结构性特点中，非食品项同比增幅较低，这背后也有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较低的因素。PPI同比增长对非食品项的影响较大。虽然目前PPI同比为负，后续PPI受低基数等因素影响存在上涨压力，其提高后会推动CPI非食品项上涨。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猪周期”因素影响逐步弱化，CPI同比仍然存在上涨压力。

历史来看，国内猪肉的消费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猪肉价格出现波动多是由供给不足引起。这一轮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其出现同样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所致，因而具体解决还需要从供给端多做工作。由于我国的猪肉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到全球的近一半，依靠国际贸易来补充猪肉供给缺口的可行性较低，增加猪肉供给需要从国内努力。目前，国内已就稳定生猪生产出台了增加补贴并缩短补贴发放周期、不得扩大禁养区划定范围等相关政策，并且采用投放储备猪肉的方式增加猪肉市场供给，以稳定猪肉价格。然而，受春节消费需求增加，减税增加个人消费等因素影响，对猪肉的消费需求不仅不会下降反而可能增加，猪肉价格仍然存在较大的上涨压力，从而可能进一步带动CPI同比涨幅提高，需要从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做好应对。

就短期情况而言，货币政策重点需要加强结构性引导，如鼓励对生猪养殖及其相关行业加大信贷投放，推动稳定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取得更好效果。财政政策需要对CPI的结构性特点采取积极措施，如增加对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生猪养殖等特定领域的补贴力度，在鼓励增加猪肉供给的同时化解消费猪肉带来的问题。另外，也要推动提高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水平，对生猪养殖中的环保政策要求做科学评估，减少不合理的禁养区划定。就中长期的情况看，随着后续PPI同比增长转正，将大概率推动CPI非食品项同比上涨，在政策调控中也需要做好综合平衡，提高政策决策的前瞻性，妥善应对食品项和非食品项同时同比快速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