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体”引领萧山农村经济大发展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四十年前的萧山，经济处在严重困难阶段，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无从发挥，农民被捆绑在脚下的土地上，干活大呼隆，吃着大锅饭，面朝黄土背朝天，自嘲“社员都是向阳花”。

究其原因，实为受文革以及1978年“双打（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左”的影响，把一些农民从事短途劳务输出、草绳草包编织、养蜂、育牛出售、苗禽仔猪运销、贩卖鲜活农副产品街道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还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进城农民进行搜查，甚而至于在一些农村建立“市管网”，对农民家庭副业、带徒学艺、小卖小买进行限制和取谛，从而造成经济落后集市萧条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1976年上半年到1977年，当时的义蓬区集中了较大精力，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双打”活动，把那些勤劳致富、搞家庭工厂的人、把那些依靠技术四处打工的人、把那些辛苦贩卖农产品的人，统统当做资本主义坏分子当做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扣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进行批斗。当时辖区内有个姓汪的中年男人，是个远近有名的“倒爷”，经常往返于宁波上海杭州之间，倒腾两地的物品，以赚取微薄的差价。因为平时老不着家，所以几次都被逃脱了。“一批双打”因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加上这汪姓人家周边有人举报，这次便没有以往那么幸运，被关了起来，挂了一块“坏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夏天，一个卖棒冰出苦力的人为了多赚二块钱，从萧山城厢镇赶到海宁观潮地，高温下来回多骑了二百多里地，最后的结果是，人被抓去批斗，买棒冰的执照被没收。

这样的悲剧，在那个年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唱出了最真实的道理。年年外出逃荒要饭的安徽凤阳人，实在摒不住了。1978年，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决心分田单干，他们在按下手印的那一刻，就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并郑重拜托大家把他们的孩子扶养到十八岁。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昔有刘备“白帝托孤”，现有小岗村人“集体托孤”，其间所蕴含的“悲壮”如出一辙。

温州姑娘章华妹为求温饱，在自家门前摆个小摊卖些纽扣拉链，远远见了穿制服的工商管理人员走过来，赶紧收摊关门躲起来，日子过得跟老鼠似的胆战心惊。

还有芜湖那位被称做傻子的年广久，卖瓜子的，雇了12个人，就犯了大忌，说他“雇工剥削”。

萧山县义蓬区那个姓汪的中年人，被目为“投机倒把、流窜犯”。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受生存本能的驱使，只想摆脱贫困，吃饱穿暖，过上几天好日子。就是这种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挺而走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全部动机。

泥沼中求生存的小人物，期待着那一声啼破黑暗的雄鸡一唱。

时至今日，我们回望四十年前的夜空，这些轻如鸿毛的小人物就是暗夜里微弱的萤光，在重重浓雾里撕开一个小小的口子，若隐若现。

今天，我们可以大声宣告，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所系，以及改革开放的力量所在。

历史的节点悄然来到，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春潮涌动春雷轰响的时代。

1978年，在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

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时代 。

1979年，温州姑娘章华妹与武汉汉正街103位商贩一样，拿到了新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合法个体工商户，卖纽扣拉链再也不用躲躲闪闪了。

面临牢狱之灾的年广久，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个体私营经济重回中国经济舞台。

红梅报春讯，钱江涌春潮。改革的号角一样吹响了萧然大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考验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验着当时的萧山县委领导。他们在三中全会公报里寻找方向和出路。当看到人民日报三中全会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1978年12月25日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搞阶级斗争，搞经济建设！”醍醐灌顶，县领导马上行动起来。

难难难。

转变工作方法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

搞惯了阶级斗争，如何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如何搞好现代化建设？领导们反复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领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联系萧山当时实际，认识到，萧山这个农业人口占比达到89.7%以上的农业县，要搞好经济发展，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抓住“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大要素，它们就是发展的“牛鼻子”。农业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村稳定、让农业发展、让农民富裕。而三者之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务之急，领导们认为就是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

思想认识高度统一之后，县委在1979年2月13号，农历正月还没有过完，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研究怎样加速发展萧山农业生产问题。会后，又推出县级机关干部读书班、全县区社干部轮训班、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干部读书班等活动，对全县各级各类干部进行轮训，目的就是转变干部的思想，厘清经济工作中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错误认识，以适应今后经济工作的需要。

1979年3月，萧山撤消全县各级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建立区（镇）工商行政管理所。这一年的下半年，县委再次使出大手笔，在12月26号这一天，开启了一场为时三天的“全县农村促富大会”。“地富反坏右”，“富”，以前四类分子中排在第二名，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社会形势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的悖论，使人们“怕富”“恐富”。这次大会，主席台上方横幅上堂而皇之地挂出了“促富”字样，向与会者传达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富起来，快富起来，越富越光荣，政策支持大家富起来。谁说社会主义就应该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的。

这是萧山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大会，有1200余人参加这次会议。大会号召人们彻底打破“左”的精神枷锁，消除头脑中固有的“不能富、不敢富”思想，要广辟门路，谋富致富，在萧山建设农林牧副渔全面兴盛、农工商一体发展中创造业绩作出贡献。这次大会给全县干部群众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就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开展多种经营。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一个主体，两个翅膀”。会议准备充分，开得生动活泼。会上作典型发言的党山公社、新围公社、欢潭公社，都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会议期间，还在当时的“大操场”举办了全县各地的产品展览，有航民村轻纺印染，有红山农场的服装衣料，有万向节厂的农机具……

这次“主题明、典型强、样品多”的“促富大会”，被后人称为萧山历史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起点。

参加会议的人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市心路上人潮如流，大操场里万头攒动，高音喇叭里传来阵阵嘹亮的歌声。

同年12月，城北工商所在闻堰创办交易服务所。

1980年9月，县革委会批转县工商局“开展个体工商登记发证”的报告。

思路决定出路，“一体两翼”为今后萧山经济繁荣发展奠定基础。自1978年后，县委县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鼓励，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乡村工业以工贴牧，鼓励农户饲养禽畜。全县有畜牧专业户重点户1200户，最多养猪户养猪140头。奶牛专业户25户，乳山羊重点户11户，养兔重点户887户，水貂养殖5个场和联合体，12户专业户。蜜蜂专业户426户，昭东低田畈村共有农户191户，有108户承包了72口鱼塘，计水面158.9亩，生产鱼种。1983年，全县有31个渔场和52户农民进行网箱养鱼，计514只，面积80亩。1984年发展至1411只，面积213.3亩，推广到31个乡，110个村，343户。裘江乡姚江岸村70户村民用78只网箱，年产鲜鱼5万斤。

1982年11月，中共萧山县委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生产专业承包，人人争做专业户、重点户，鼓励建立新经济联合体，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帮助解决“两户一体”发展中出现的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的困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行业分工的不断完善，1984年，新街镇建立花卉苗木专业市场，面积2，247平方米，日均摊位1700个，以龙柏、地柏、水杉、黄杨、君子兰、五针松为主要品种。当年，全县有集体苗木场315个，面积3960亩，从业农户3万户，面积26460亩，本年度成交额900多万元。又有钱塘江南岸码头的苗禽市场，面积1200平方米，内设孵化房及客铺为贩运户服务。本年成交苗禽200万只以上，1985年4月到7月交易旺季，成交453万只，成交额116万元。

也是在1984年，政府投资建设河浜路小商品市场，日平均摊位150个，经营180种日用小商品，参加交易的群众每天多达四千人，当年成交额130余万元，1985年达到240万元。

至1984年底，全县登记发证的个体工商业户达9724户，12341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14%，其中1984年新登记发证的有5532户，7818人，含商业1280户，工业手工业733户，饮食业148户，服务业174户，修理业670户，运输业444户，贩运业2078户，修缮业2户，其他3户。

一元来归，万象更新。

1983年，各区（镇）陆续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召开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在个私协会中评出县级先进工作者100名，区级先进工作者419名，县级先进集体8个，区级先进集体19个。

1983年12月21日，县委县政府首次召开全县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有515位参加了会议。大会表彰奖励了50名专业户重点户标兵和20个先进单位。

1983年，杭州万向节厂“钱潮牌”万向节荣获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这是萧山乡镇企业的“开门炮仗”，消息传来，全县群众欢欣鼓舞。

1984年4月，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在全县开展学习杭州万向节厂厂长鲁冠球“勇于改革办好企业”的活动。

截至1984年底，全县的专业户、重点户、新经济联合体纷纷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当年，全县有承包和自营的专业户、重点户一万三千多户，占总农户的6%左右。在此基础上，全县各地涌现出一批脱离社队三级经济、跨区域界限发展的新的经济联合体，为发展商品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实现了多种经营引领农村经济的新飞跃。

这一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5.9亿元，比上年增加46%，比1980年增加137%，实现了第一个翻番。

以农业为主体，实现农业产值连年提高，而以乡镇企业与多种经营并重的两个翅膀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义蓬区变集体企业为千家万户的个私企业，化纤业、建筑业、蔬菜加工业在全区蓬勃兴起，全区企业数量及发展速度走在全县前列。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萧然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当引领我们前进的路线方针正确，群众的工作热情与生产积极性就会得到极大的发挥，工作与生产效率就会得到极大提高，反之，就会得不偿失，严重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造成恶性循环，走进黑暗的死胡同。

（附记：为得到第一手材料，我去寻找那个时期的见证人。马老先生今年正好八十，他完整地经历了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过程。下面是他的自述：

——大约1982年，我们乡里办了一家蔬菜加工厂，他们想让我去推销产品。那个时候，比起一般人来，我算是走的地方比较多的。我以前是卖棒冰的，跑过海宁诸暨。我卖棒冰时被当做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过，这次蔬菜厂的厂长亲自来叫，我觉得比较有面子，就答应了。但往省外去还是头一遭，心里也没有底。我先去找了一位住在新湾的供销员，听说他一直在南方广州海南那里推销。在他的引见下，我跟海南徐闻县的蔬菜公司挂上了钩。去海南啊，万难呢。我先坐汽车到萧山县城，再坐29个小时的火车到广州，再坐轮渡过琼州海峡，再坐车到蔬菜公司。从乡里出发到徐闻，要三天三夜还不止。我是沙地人，平时也游水，但在轮渡上晕得要死要活。每晕一次，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下次打死我都不来了。说说罢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厂子的萝卜干在海南大受欢迎，几乎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啊。毛病出在当时的运输上，车皮紧张啊，乡镇企业的东西多得运不完，我们订的车皮，有时都排在十几天之后。那边着急，亲自派了个副经理来我这里，一看，萝卜干一坛坛堆叠得小山一样，就是运不出去。我跟厂长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去火车站托人走走门路看。东打听西打听，找到一个调度室的人，有一点乌花亲眷，总算搭上了车。

马老先生颇为健谈，回忆四十年前的事，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2018年十月的一天，我听到了杨炳芳先生的故事。老杨四十年前为“凌山玻璃安瓶厂”当推销员，为搞到原材料，可谓是“曲线救国”。得知原材料供应科长要一张躺椅四张竹椅子，老杨连夜告诉厂里，两天后，老杨挑着这五大件，从南星桥出发，沿秋涛路，一直走到浙二医院南面的茅廊巷。正是炎夏烈日，这十几里路挑下来，老杨整个人都成了水里捞上来的。被感动的供应科长，答应每月供应凌山玻璃安瓶厂2吨2CC玻璃管。

讲尽千言万语，走尽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没有这样一种“四千”精神，萧山想要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为全省的排头兵，全国的先行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980年，全县社队企业产值1。6亿元，农民人均收入265元。1984年底，全县社队企业产值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698元，居浙江省各县前三。2017年，萧山区本级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61.48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34588元，连续多年居全省各县市区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