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这么大，越早来越能赶上结构变化红利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进博会不仅是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宣誓和举措，也搭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理念的交流平台，对推动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也有重要的意义。

连续两届如此高规格的进博会，中外企业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来自何处？进博会将如何释放中国的发展红利？将如何促进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今天我们的“进口”和几十年前的“进口”有什么样的区别？数字经济将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

针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大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第二届进博会，依然保持了第一届的最高规格，在规模、参展企业和人数上也比上届有所增加。参展企业对进博会持续的热情和关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曹和平：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我们的人均GDP越过一万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0%以下，用于食品和服装的消费降到了20%以下的时候，表现在国民经济体系上，中国对厂商中间品的需求就会变得非常巨大。这种现象就会衍生出一个爆发性的变化，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和生产厂商就会感受到这种结构性变化。随之会出现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新增板块，以及全球规模的需求——这就意味着，谁到这儿来销售，谁就能够赶上这一波结构变化的红利。

进博会场馆整装待发（图片来源：IC photo）

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企业家非常清楚这种结构变化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非常快地投入其中，第二届进博会的火热与此有很大的关联。对于中国的企业，其实这个红利是更大的，因为当我们从外国购买商品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配套外国进口的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崛起。

我们过去所说的服务业，还仅仅是和消费一端相关的服务业，我国和生产一端相关的服务业其实发展不快，还比较落后。所以这一次的结构变迁本质上是我们的结构变迁，举个例子：

过去我们进口葡萄酒的时候，如果一瓶一瓶地把酒运进来其实是很浪费的，因为玻璃瓶子我们能造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我们把他们一木桶一木桶的酒浆运过来，还要适当地脱水——脱水30%不影响酒的味道。桶装酒运来之后，酒瓶子从哪里来？此时国内就需要临港的加工区里配套一个酒瓶的生产厂。那灌装呢，把木桶打开灌装的时候是不是卫生设施也要提供？所以我们国内原来的管道、灌装、卫生设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学到了这一类产业的制造和运营的经验，这就是高端服务。不仅如此，那上面贴的标签呢，是在法国印还是在中国印？显然是在中国。我们进口的大多数产品，其实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进口，每一件产品的成功引进都会引起国内对应产业的成长。

在超市出售的进口葡萄酒（图片来源：IC photo）

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感觉到这次的结构变化，自觉地参与到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能满足结构变化的需求，也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将自己升级换代。可惜我觉得我们的企业目前还不能完全感受到这一点，颇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味。

观察者网：以往大家比较关注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而进博会让我们更加关注“进口”，您认为目前扩大高水平的进口对经济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曹和平：首先，扩大进口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裂变，使经济总体从中高端收入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

第二，可以促进企业适应发达经济结构下的运行方式，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配置方式；

第三，可以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向高端经济所对应的国内经济体系过渡，这就会导致经济的动力学机制转换。从出口导向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和需求拉动型经济转换。

可以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知识和智慧密集型产业过渡的最好征兆。过了这一关，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就完成了，是中国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调转船头了——我们从转型经济走向了发达经济。

郑州国际陆港联检中心，“郑欧班列”从这里驶出（图片来源： IC photo）

这种“转型”和“过渡”是全面性的，这就好比早期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犁是没有办法继续使用的，而是要换成全新的一套生产工具，比如内燃机。人力资源也不能向农业社会那样以家庭为单位，必须有高效、有绩效的人力管理，换句话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渡基本上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转变，正如一个三岁小孩的成长和一个18-25岁的青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变化同样也是全方位的。

观察者网：目前我国产品进口的侧重点和需求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今天我们所说的“进口”和几十年前我们的制造业和生产能力还比较落后时的“进口”有哪些区别？

曹和平：侧重点体现在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变化之后，以前进口主要是吃、穿、日化类的东西，而今天我们进口产品主要体现在医疗、健康、精工制作、灵巧制造、建筑的内装饰和文化、科研、设计类这种高价值的产品大大地增强了。在服务业内高价值的东西和原来低价值的东西颠倒了过来，比如说，以前我们进口的只是酒，今天我们进口的是酒的生产技术，整个酒业成套的理论原理。

“有了生产才知道消费”，几十年前，我们有了出口才知道原来我们能换回来那么多消费品；现在，我们是“有了进口才知道生产”。以往我们说，“供给创造需求”，我们现在到了“需求创造供给”的时代了。

2018年进博会，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医疗器械展区（图片来源： IC photo）

结构变化非常重要。比如说未来的教育产业，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未来的教育会变得非常“稀奇古怪”——学习在教育当中，教育在工作当中，工作在学习当中，这个社会变成学习型社会——但这样的教育会比过去更有效。其实社会的总体运行模式依然还是生产、消费、交换，但是从教育上看，教育在国民经济当中不再是年轻人专有的，而是社会的每一分子，一天活动的24小时都在教育当中，所谓的结构变化就体现在这样的“灵巧型”。

结构性的变化也会导致协调性的变化，我们把这种结构的协调性放入国民经济里就会发现，过去的生产和消费是两联的，所以我们叫出口导向，建一个工厂，建一个园区，生产东西拿到海外去卖，市场在海外，车间在国内，而我们没有定价权，因为市场在人家那里。但当我们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是消费，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消费的市场在国内，生产也在国内，你同时拥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结果就是你拥有了定价权。市场和百姓的需求是融为一体的，不是相互撕裂的，这就是结构变迁的美妙性所在。

观察者网：去年进博会召开期间同时举办了数字经济合作论坛，未来在扩大开放和推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前景？

曹和平：数字经济在中国对外贸易与“一带一路”中起到的最大作用是弥合原有的地理差距，极大地降低了贸易的成本。过去我们卖东西，运输必须要走海路，即使是新疆生产的产品也要通过欧亚大陆桥南下到钦州港或者广州港，这显然是不经济的。但是因为新疆向西是大沙漠，往那里运输是不经济的，在数字经济时代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的，那么远距离协同生产，远距离管理，远距离讨论变得不只是可行，而且是成本上可接受的可行。

新疆充足的光照使之成为了番茄现代化种植的绝佳地点（图片来源：IC photo）

过去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是天价的成本，数字经济出来以后“一带一路”可能就只是中等价格的成本。过去我们习惯说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这两者的区别也会因为数字经济的崛起而逐渐消失。

在以前，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如果没有数字经济，只有工业经济，如果说它的人均GDP可以和东部的上海一样，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阳光和你这儿一样，智慧和你这里一样，生产的原材料是数字，GDP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数字经济使得“一带一路”的成本下降了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