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文官集团和宦官势力两大政治组织！

翻开史书，汉有外戚专权和宦官乱政，唐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明朝有文官集团和宦官势力相抗衡，三朝以各自的政治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我们印象中的强汉、盛唐、刚明，为什么会出现不符合我们印象中的形象呢？其本质还在于汉、唐、明三朝的皇权在其他政治势力的威胁和挑战下，所采取的抗衡手段不同。

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有妥协、有斗争，始终讲究的是一个平衡之术，由此也就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痕迹。

如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诛杀宰相胡惟庸及其势力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将中书省的职权归于六部，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诸阁大学士作为皇权顾问，由此，六部百司的政务由皇帝直接掌管，君主专制得到加强。

但皇帝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对喜欢御驾亲征的皇帝来说，亲自掌管六部政务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基于此，明太宗朱棣时期在洪武四殿大学士的基础上，成立了自己的秘书处，即内阁，选朝中学士大儒入阁参预机务，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以此为皇权分担日常政务的繁琐、劳累。

然而，随着内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代帝王的统治，内阁的职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内阁已经由议政权开始向决策权转变。

尤其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以及景泰帝朱祁钰（景泰帝重视文官制度建设，并压制武官）的统治后，在成化、弘治时期，内阁已经完全成长为一支足以和皇权对抗的文官集团。

皇权一旦受约束或挑战，就需要扶持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抗衡文官集团，这就促使了明朝宦官势力的诞生。

在帝王眼中，宦官是自己的家奴，属内臣，在民间不会有多少号召力，容易掌控，这一点和庙堂之上的外官（文官）性质是不同的。

所以当外官势力（文官集团）影响到皇权决策，并试图对皇权发动挑战时，君王需要宦官的力量来和外官势力相抗衡。这也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朝正式出现内阁和宦官两大势力互相角逐的根本原因（正统年间的王振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宦官势力）。

从这种文官集团胆敢和皇权争锋的情况就可以说明一点，明朝走的还是宋朝那套皇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盛景，只不过相对宋而言，明朝较为专制。

那么，作为承接明制的大清王朝，为何没有出现文官集团和皇权争锋，并以此出现皇权扶持宦官势力的现象呢？

汪郎认为，这和清朝统治者制定的国策有关！

1、从顺治到乾隆百余年的皇权思想压制下，文官缺乏抱团的政治土壤，时间一久也就失去了向皇权挑战的勇气。

文官能够成为一股政治势力，是需要政治环境催生的，但清朝帝王的独断专行，把文官集团掐断在萌芽之中。

文官能够成势，一是思想同体，二是利益相关！

1）清朝文官，在思想上难以形成同体。

都说清承明制，事实上，清代帝王确实以明朝君主作为鞭策自己治国的动力！

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清朝皇帝根本无法理解明代君主对文官内阁和谏官之间，常因一件小事而引发口舌之争的纵容；也无法理解明朝皇权在文官集团的咄咄逼人下，所采取的有条件的妥协。

对于文官集团可以支配朝堂上的话语权，这是清朝帝王无法接受的，喉舌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放心。

故而，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廷下了一条严令：

“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清初几代帝王需要的是绝对的无上权威，由此，也拉开了清代长达百余年的文字狱。

文官可以思想同体，但必须是在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

2）清朝文官，在利益上被帝王拍于无形。

党争，是一群利益相关的文官结成的政治同盟，也是催生文官势力的另一因素。

但清朝的党争，著名的如：康熙时的明珠和索额图，乾隆时的张廷玉和鄂尔泰、讷亲，都没有向明朝那样形成有效的朝堂争端，只能在暗地里互相较劲。

终究原因就在于，清代帝王对结党处于高度的警惕和厌恶之中，这也是从明末的政治困局中取得的经验。

强势，是清朝四代帝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一脉相承的基因遗传。

没有了前期政治环境的铺垫，到了嘉庆、道光两朝，文官在皇权的压制下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自然也就不会生成敢于挑战皇权的政治力量。

如诗人龚自珍在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文人只要在聊天中听到“文字狱”三个字就会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著书只是为了生存，根本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文人对皇权畏惧到这种地步，想要形成一股敢于皇权斗争的政治势力自然是不可能了。

2、清朝统治者实行满汉分制，满官六部置汉官六部之上，以民族优势压制汉族官僚精英的政坛勃发。

清代统治者对文官的控制，除了思想上的严厉钳制外，在政治体系上也设计了符合自己统治的组织架构。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优先保障本民族的统治特权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才有努尔哈赤的“以满治汉”、皇太极的“以汉治汉”等制度，满官的姿态是高高在上的。

直到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廷设置《品级考》后，满官才有明确的升迁选拔制度，但“满高于汉”的现象依然长期存在。

如：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御史杭世骏就对清廷当时的用人之道提出了建议：

“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号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意见轸域？”---《时务策》

但乾隆帝认为自己对满汉官员一视同仁，杭世骏的建言是挑衅大清国策，为此震怒不已。

若不是刑部尚书徐本的极力磕头，杭世骏恐怕就没有革职那么简单了，因为当时刑部对他的定罪是：怀私妄奏，议处死刑。

正因为“满人本位”的基调下，清朝入关后百余年间，六部职官均设满汉官员，但在同等职位下，满官在朝堂中的地位高于汉官，也就成为当时的一大政治特色。

这种情况到了嘉庆时期才有所改变。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因为八旗贵族的腐化导致兵不堪战，无法有效快速地川楚白莲教起义，统治者不得不依重汉官参与这场平叛。

也就是此刻起，汉臣的地位逐渐抬升，继而成为清王朝的统治基石，同时也间接刺激了汉族团练、乡勇的诞生。

“初制内外群僚，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逮文宗兼用汉人，勋业遂著。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於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於汉人。”---《清史稿》

正因为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帝王的高压下完善了“以满为尊、以汉为辅”的政治架构体系，其后即使嘉庆放松了对汉臣的钳制，但汉官已无法成为一股呼风唤雨的政治势力，只能在清帝的统治下萧规曹随。

比如，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潘世恩，以他的资历是有机会成为汉臣政治领袖的，结果一辈子只是唯唯诺诺，做一个官场的老好人。

3、汪郎说。

那么清初时，有没有汉臣挑战过清帝的权威呢？有的！

尤其是明亡后转投清朝的汉官，他们尝试过对清朝皇权的挑战，但结局不是很好。

如：陈名夏，李呈祥等人。

两人都是顺治时的明朝降官，但在清初时想借此恢复汉臣在朝堂之上的话语权，结果被皇权一撸到底，陈名夏被绞刑，李呈祥被流放。

除了汉臣挑战清代皇权外，还有民间士人组织也试图利用舆论挑战皇权的事迹，影响最大的当属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的“哭庙案”。

事情起因很简单，因为清廷实行迁海令（为了打击郑成功），导致沿海地区灾民四起，内陆赋税激增，江浙作为鱼米之乡，赋税额度自然繁重。

如果只是缴纳税赋还好，但江苏布政使司辖下苏州府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却在这个催缴的过程中，实施暴力，不但鞭打百姓，还中饱私囊，这就引起了苏州士人的不满。

故而，大文学家金圣叹纠集了百余苏州士子借悼念驾崩的顺治帝为名，跑到苏州孔庙前哭诉，借机控告任维初，矛头直指巡抚朱国治。

这一手段大家是否很熟悉？正是明朝江南姑苏一带的士人常用伎俩！

明朝万历年间，皇权向江南摊派征收赋税，当时的地方士人、社会贤达正是用此招数让万历帝背负上了“与民争利”的昏君罪名。

在明朝尝到甜头的苏州士人，再次利用了这种民间监察力量，想要阻止官府催缴粮饷，而金圣叹则勇敢地站出来想要成为民望的领袖，只是他失算了！

大清统治者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被打上“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罪名列为首犯，而参与此次哭庙事件的倪用宾、薛尔张、周江等连同金圣叹共计十八人，被压往南京斩首示众。

可怜一代文豪金圣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突然醒悟，最后只能留下“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的临终遗言！

正是因为金圣叹主导这场“哭庙案”的舆论操作失败，才让江南汉族士大夫精英们意识到，大明朝时期的秀才骂官，当街拦官轿，操纵舆论挟持国事等“光辉事迹”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民间的士人，或者说读书人，往往可以折射官场上的风向。

如今，试探性的出手就被清朝统治者拍打于无形，那么对于江南汉族士大夫而言，他们能做的，要做的，就只能是老老实实地配合着大清王朝完成政治、思想、经济上的转变。

所以，清朝统治者站在历史的末端，总结出了明朝及以前历代王朝治国的弊端，设置了符合自己的统治方式，自然也就避规了汉族文官集团的出现。

没有了汉官集团，也就不需要宦官势力进行政治上的平衡了。

而汉族地主精英的再次崛起，是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才完成了历史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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