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不是绝症、农村自杀率更高……万字长文回顾腾讯医学ME大会

作为当世乃至整个人类史中最重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在 2003 年底回到中国定居后，对于国内科学事业发展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血；

在去年 9 月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 40 周年活动上发表的讲话中，他重点提及了两个方向的不足。 其一，是科学史的工作，其二，便是科普。 他遗憾地表示：

“我没有看到过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能看懂的，通俗地介绍原子弹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有这样的书。 ”

权威科普的缺失、劣质科普的泛滥，犹如亚马逊丛林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不只是有志于前沿科学研究的青年或许走入弯路，全社会也会因此付出更多无形的成本与代价。

我们曾经报道的医学科普便是其中重灾区。

为了充实内容，打着“专业”旗号的平台会通过外包团队招揽不具备医学相关资质的“医学编辑”，以“洗稿”、“改写”的方式不加审核地四处“搬运”医疗科普问答，并以流量进行商业变现。

这类粗制滥造的“伪科普”，不仅导致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加剧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耽误治疗； 更可能因为患者错误的自我诊断使其失去生命。

但积重难返的“伪科普”并没有“单点突破”之道。 前美国医学史学会主席，科学传播史专家约翰·伯纳姆在其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曾将科普之难总结为三条原因：

其一是传播方式，媒体视效果高于一切，导致科学发现被夸大或是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被冷落； 其二是内容生产，随着学科发展与分工细化，科学家逐渐退出科普一线； 其三是接收端，基础常识的普及以及碎片化的知识，使得“伪科普”有了生存空间。

换言之，只有尽可能剥离媒体的经营属性，为医学专家搭建起一座为普通人传播前沿成果的桥梁，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的医学科普的发展。

11 月 4 日举办的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便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ME大会由腾讯携旗下腾讯医典，联合《NEJM医学前沿》（全球顶级全科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集团旗下期刊）共同打造。 希望通过聚集全球顶尖医学科学家，向大众传递肿瘤、艾滋病等前沿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提升大众对于生命健康的认知。

正如马化腾寄语，希望通过ME大会：

“引导更多人关注生命、认识自我，通过权威医学科普提升大众健康，减少病痛之苦。 ”

对于腾讯而言，在“科技向善”成为公司使命与愿景的一部分后，此前负责“仰望星空”的 WE大会还远远不够。 ME大会面对的则是另一个“星空”，不断向微观深入，探索体内世界与生命博弈。

正如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发给 ME大会贺信中写到：

“医学门类众多，都在向生命发问并寻求答案……而医学工作者不仅需要潜心研究自己领域的课题，也应该承担向大众普及准确权威的医学知识的责任，生命健康关乎人类共同命运。 ”

癌症是否有可能被攻克？ 艾滋病可以像慢性病一样可防可控？ 抑郁症的成因到底为何？ 来自全球的顶尖医学科学家围绕当下许多人身边的议题，在 ME大会开启了一次生命科学的沟通与探索。

01 肖瑞平： 慢病已成头号杀手

肖瑞平是首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华人副主编，转化医学的先行者之一，并将转化医学的概念成功引入中国，筹建了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肖瑞平教授上台，先是回顾了西方医学史的发展。 她指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杂志，它拥有超过200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医学发展史的最佳见证者。

因为传染病已经得以控制，慢病已成人类头号杀手。 数据显示，全球慢病占死亡率73%。 其中，心血管是最大的死亡原因。 但她同时表示，慢病虽然是难以克服的顽疾，仍然有机会被征服。

肖教授指出，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恰恰与西方国家逐年下降的情况相反，呈现持续飙升的趋势。

在中国，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已经超过40%，是肿瘤的2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杀手。

肖教授指出，慢病的发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三高”等严重危害心血管健康的慢性疾病，同时也将 2 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提高 5 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给医保造成了沉重的负担，40%的透析病人是糖尿病、肾病。

但很幸运的是，肖教授告诉我们，她已经找到了引发 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并发症的致命因子MG53。 肖教授与团队针对这一发现研发了单克隆抗体，以降低血液中的MG53浓度，起到治疗糖尿病的作用。 此外，肖教授表示运动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特别呼吁生命在于运动。

肖教授还提到，冠心病占了心血管疾病的半壁江山，他们发现一种特异性分子能够大大减轻心梗引起的损伤，为心梗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新手段和新药物。

在新研究方面，肖教授谈到她的团队发现催乳素受体信号传导新原理，并应用其阻断性单抗，治疗脱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 谈到脱发问题，肖教授提到用单克隆抗体治疗可以让秃顶的猴长回头发，并在使用抗体的4年后仍然毛发充足，这证明了防脱治疗未来可期。

在之后的采访环节，肖教授透露在新药方面国内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但在临床研究和药物研发这些年确实有很大的进展。 现在大概占全球的4%，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非常小。 但是如果看它逐年增长的曲线，你会充满信心，它真的是在突飞猛进。

大会最后，肖教授她表示，希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能够大大地推动人类医学的发展，期待中国和国际市场有更多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和仪器，在不远的未来人类能够征服心血管肿瘤这些重大慢病，也希望有更多地原创药物来源于中国；

同时，她更希望，医学从业者与大众能够联手推动中国的临床研究，共同建设“健康中国”，让人类征服病魔的进行曲奏响更华美的篇章，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02 朱秀轩： 肝癌靶向治疗突飞猛进

朱秀轩是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国际公认的肝癌和胆管癌专家，KEYNOTE-224 及 REACH- 2两项肝癌领域重要突破性临床研究的全球牵头专家。 他带领团队设计出一系列针对肝癌晚期的靶向治疗方案。

朱教授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肝癌从发病率角度高居第六位，死亡也排在世界的第四位，中国的肝癌的发病占据全世界一半以上。 根据最新的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同时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但即便如此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每一个病因，朱教授指出，早期诊断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非常高，射频消融、手术切除都是对早期肝癌治愈非常好的手段。

如果肝癌进入多发性阶段，可以考虑介入治疗，目前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 而一旦肿瘤出现了肝外转移，就要依赖全身治疗； 截止目前，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2个PD1抗体。

朱教授透露，通过有效的、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医生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实际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中具有抗肿瘤活性，更已成为治疗标准，也可以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和靶向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并达成了药物史、肝癌史上从未有过的缓解率。

靶向药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抗药性，但最新开发的第二代FGFR抑制剂是拥有非常高选择性的、不可逆的广谱抑制剂，可以产生更好的疗效。

最后，朱教授强调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现在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通过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能够使肝癌患者受益。

03 Tibor Kovacs： 如何培养一名癌症医生 乳腺癌可防治

Tibor Kovacs 是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荣誉讲师，欧洲肿瘤外科学会会长，也是国际乳腺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乳房肿瘤治疗、乳房重建和相关外科手术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Tibor Kovacs 首先谈到的是怎样培养一名癌症医生。

Tibor Kovacs 领导着一个癌症的培训团队，他分享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是建在有 400 多年老建筑上的一家非常现代化的医院，他想借此告诉大家： 我们必须基于传统，然后不断地前进。

Tibor Kovacs表示： “实际上在培训当中是非常的复杂，并且也需要具备完备的知识，特别是在手术和癌症治疗方面的培训，还要经过认证，这是一条非常复杂、漫长的道路。 ”

Tibor Kovacs 提到了美国肿瘤外科协会合作的“全球肿瘤外科课程”，里面也包含了许多肿瘤外科需求的培训内容，也是理论和实践内容相关的。 据介绍，除了课程时长，还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培训、有经验的培训师、TTT的课程，并且必须要做评估。

不止如此，Tibor Kovacs 还探讨了未来 20 年的医学发展，会有更多的微创和无创手术，会有更加个性化的治疗，并且手术医生的角色会得到变化，包括了数据分析，还有生物工程，且技术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

他以机器人手术为例，分享了在微创和无创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法，影像、AR、VR的运营可以给医生更好的指导，在做手术规划的时候也会给医生更好的精确性。

此外，AR、VR可以作为培训的工具，可以作为彩排手术流程，并且这也能够促进手术的标准化以及培训的标准化。

在大会后的采访环节，Tibor Kovacs 进一步分享了如今在乳腺癌防治方面的最新成果。

长期以来乳腺癌的治疗一直面对魅力与健康“二选一”的难题，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乳腺癌治疗。

Tibor Kovacs 提到，目前小部分切除已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案。

目前，乳腺癌的切除有几种手段，可以选择保乳治疗，也就是只把里面的肿瘤细胞给切除掉。 如果肿瘤很大乳房很小，医生可能选择传统的切除。 针对乳腺癌早期患者，目前标准的疗法仅需切除小部分肿瘤细胞，再采取辅助放疗手段。

这种方案目前的患者生存率已经与全切基本相当。 目前，这种联合疗法不仅生存率和全切基本一样，结果已经足够安全，所以如今的社会女性不用再选择全切的手段。 在英国乃至大部分西方国家 70% 的女性都可以采用保乳治疗。

并且，应对不同期的乳腺癌转移也有了不同的治疗手段。

Tibor Kovacs 表示，乳腺癌细胞转移第一个站点是肢体下的淋巴结，比如腋窝下的淋巴结。 此外，癌细胞还可以远端转移，即通过其它不同的途径转移，比如血液循环通过血管转移到其它的器官上，比如肺、骨头等其中大部分器官，可以通过传统的化疗以及新辅助疗法以及靶向治疗。

针对目前国内被质疑可能留下后遗症的麦默通手术，Tibor Kovacs 表示它更多其实是一种活检方式，不建议将其作为切除肿瘤的手段。

具体而言，麦默通手术本质上是一种诊断性的疗法，因为它的确会切除一部分的肿瘤细胞，是一种自动化的疗法，类似于医生在操作一个电脑界面，然后用机器操作的微创手术。

实际上，一旦确诊有乳腺癌肿瘤，那么必须通过采样的方式能够观测到肿瘤缘是完全切干净，切缘呈阴性了才能表示你这是一个完整的切除。 所以在切的时候，除了切掉肿瘤细胞可能还会切掉边缘一小部分健康的组织，才能保证完全切尽。

麦默通虽然能切除肿瘤当中的肿瘤细胞，但并不能保证边缘是完全切干净。 而未来 2-3 年的趋势是，欧美还有亚洲一些国家的医院会开始使用半自动化的手段做微创手术： 在乳房侧面切开一个切口，对人体不会造成副作用损伤，也不会造成癌症的扩散和转移。

Tibor Kovacs 也对关系到患者心理的术后乳房重建方案做了细致的讲解，比如假体乳房重建的医院比实现真皮皮瓣的对比，以及接受重建术的时机。

假体重建手术更简单，恢复起来也更快； 比真皮皮瓣更天然，但手术过程更长，也需要更长时间恢复。 在英国来讲，决定权在患者的手中，选择两种重建方案的大致各占一半，

他提到，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其实都适合术后立即重建，因为术后立即重建可以保留乳房上面的皮肤，只需要把皮肤下面的组织移除，然后用植入物或者自体的组织替代，所以更加美观。

但也有例外，比如有的患者在切除治疗之后，还要接受化疗、免疫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后续治疗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建议等待所有治疗都完成之后再来接受乳房重建

Tibor Kovacs 还强调了科普与早期发现和筛查的重要性。

科普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女性在早期就筛查或者是检测到有可能患乳腺癌的风险。 实际上，很多患者去医院都是因为先发现自己乳房里面有些东西，而不是通过临床检测。

45 岁到 72 岁是乳腺癌的高发阶段。 在英国，他们一般每 2-3 年会做一次乳房钼靶成像。 除了新辅助化疗外，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是英国能达到 70% 保乳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即使是国内常用的手检，也应该是能够查出患乳腺癌的遗传风险，建议有家族病史的可以去做检测，并在后续补充做钼靶的 X射线成像扫描。

04 David P. Ryan： 癌症治疗进展迅速

David P. Ryan 是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同时也是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长期致力于胃肠道癌相关研究，出版《与癌共舞》一书，长期致力于肿瘤领域的最新疗法与前沿研究成果。

David P. Ryan 上台以一个 30 年前的故事开始，当时他刚结束医学院的学习，和家人一起去度假。 突然，他的妈妈接到一个电话，她的姐姐玛莉患有乳腺癌，而且已经转移了，癌细胞从乳腺转移到了骨髓。 而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玛莉在几年后就过世了。

他指出，癌症是个体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患癌症，男性当中的 1/3，或者是女性当中的 1/3 都会患癌症，癌症就在我们身边。

David P. Ryan 解释，因为癌症是和基因相关的疾病，如果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突变，或者是在基因组当中重要的地方出现了突变，我们就会患癌症，这些细胞就开始失控的生长。

他总结，其实癌症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遗传过来的基因突变，病因非常明确。

第二类，与环境相关，你有HPV了或者HPV病毒的感染，或者你有大量的吸烟，你有不良环境的暴露，它会增加我们细胞当中的突变率，也会增加我们的患癌风险。

接下来，他介绍如今癌症的变革也在不断地进行之中。 比如，治疗手段方面有了靶向治疗、免疫疗法，诊断手段也开始有了基于血液的诊断学。

比如结肠癌、肺癌、乳腺癌当中，由于它们有某些特定的靶向的靶点，可以进行攻击和治疗，称之为靶向疗法，但是只针对 20% 的癌症，因为会产生耐药性。

另一种免疫疗法，可以对被肿瘤关闭的免疫系统采取措施，O药、K药这些，他们都能够进行免疫靶点的释放，但他们也只对20% 的癌症能实现良好的缓解。

针对已有方案的可能的免疫激活的毒性、耐药性，目前一种新的疗法是 CAR-T 疗法，它目前对于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效果很好，对于实体瘤的效果暂时不是很好。

David P. Ryan 专门提到了第三个变革——基于血液的诊断学。 这项技术能通过观察蛋白标志物、循环血液肿瘤细胞、游离DNA，还有一些胚系DNA，检测从妈妈或者爸爸这里遗传过来的DNA当中是否有特定的突变。

最后，David P. Ryan 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方法，癌症患者他们每一年都得到检测，检测之后就可以得到治愈，这就是癌症的未来。

05 费立鹏： 自杀是个复杂问题 需要全方位干预

费立鹏是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 自 1995 年起就开始专门研究中国人的自杀问题，凭着对中国自杀研究与干预工作的成果，他已经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

首先，费立鹏带领大家简单回顾了国内外的自杀率统计情况。 他指出，国家间的自杀率有很大差异，差异最大甚至可达100倍。

相对于国外的自杀情况究竟有哪些差异呢？ 费立鹏总结出中国的自杀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村是城市的3倍；

2.农村年轻女性有很高的自杀率；

3.69%的自杀者50岁以上；

4.自杀死亡的人里有1/3并没有精神障碍；

5.使用农药自杀占了很大的比例。

值得欣慰的是，从1990年至2016年，中国、印度、美国的年龄标准化的自杀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很大。

费立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穷人数量下降是一个因素； 城市化也是一个因素，农村人口减少了2到3亿，2到3亿人在家里拿不到农药，也会导致自杀率下降。

费立鹏紧接着介绍了当下国内外自杀预防的现状： 国外常用传统自杀预防干预的模型来进行干预，国内在这一块却基本是空白。 费立鹏认为，医疗系统应该重视预防自杀的措施，建立地方和全国综合医院自杀未遂登记系统。

他告诉大家，在其他国家自杀未遂经过抢救之后，会由心理医生进行评估，并给一些心理辅导，但是国内不管哪个级别的医院，抢救之后都没有进一步心理辅导，这是很大的遗憾。 自杀的预防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应该只有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在做，必须动用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力量。

06 李太生： 艾滋病并非绝症，联合用药可防可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双聘教授李太生透露，“让艾滋病如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只要坚持好好治疗，则完全可以实现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 ” 是他对于对艾滋病治疗的期许。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最早报道出一种严重的、新的传染性疾病。 因为，病人在诊断之后出现严重的发热或者是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而且半年之内病人死亡。

1984年，专家发现艾滋病毒病毒主要受体叫 CD4，证明了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

尽管 1987 年时，第一个治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已经开始发明，但即使到 1993 年李太生去法国公派留学，二联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开始在临床做实验，但仍然没有效果，病人吃二联治疗之后比原来没有吃药多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可以说，艾滋病自从被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被视为急性病。

直到 1996 年，今天称之为联合抗病毒治疗或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艾滋病的治疗才迎来转机。

联合抗病毒治疗的本质，是三种药物合到一起，使艾滋病病人能够活下来。 1997 年，李太生和法国导师在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病人中，就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 也就是说，艾滋病晚期或者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已经在理论上实现。

李太生透露，从 1996 年到现在 20 多年来来，鸡尾酒疗法已经证明能够使艾滋病病人显著延长寿命。 以前，大众认知中艾滋病感染后 8-10 年一定死亡，现在可以活到接近正常人的寿命。

实际上，2011 年时，美国教授的一项医学研究表明，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早期治疗可以减少 97% 传染性。 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 尽管艾滋病已经使 3000 多万人死亡，但全世界存活的 3000 万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有 70% 正在接受有效的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

所以，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及时发现感染者并早期治疗，可以大大减少病的传染性。

而更关键的在于，艾滋病并不是绝症。

截止目前有两个病人完全治愈。 一个是 10 年前的柏林病人，另一个是今年刚被报道的伦敦病人。 两个病例非常特殊，他们既得了艾滋病，又得了血液病，所以说需要给予他们艾滋病治疗基础上的干细胞疗法。

同时，干细胞同时又要给予他们对特殊的、对艾滋病病毒有抵抗的 CCR5 32 缺失的东西，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被治愈。这给我们人类攻克 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实际上，我国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且有不少原创性研究。

数据显示，从1985年发现第一个病人到 1995 年第一部国家标准出现，尤其是 2003 年国家免费治疗政策的实施，相关措施对于遏制我国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尽管过去出现过 2003、2004 年药物的毒副作用问题，2008 年之后长期治疗的疗效问题，以及2010 年之后的并发症问题，但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们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防治方案。

通过扩大检测，我国的检测人群近 5 年增加了 100%，由 1 亿增长到 2 个亿的人数，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能够被早期发现。 以及我们从国外拿过来用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身体情况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症。

在李太生看来，依靠药物艾滋病患者已经能长期存活，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谈艾滋病色变，目前急需艾滋病知识的科普。

艾滋病只有通过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三种途径传播。 哪怕他曾和团队在艾滋病病人泪液中发现了 RNA，也并不意味着泪液接触可以传染艾滋病。

截止 2018 年，中国感染者约 125 万，新报告的有 8 万左右，总体感染率为万分之九，属于低流行区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性途径感染，包括男男同性恋，以及异性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 97%。

此外，艾滋病近 10 年来国际上已经发现，它的死亡原因不光是艾滋病本身引起所谓的机会性感染，更多的是由于艾滋病引起或者是艾滋病长期治疗之后，慢性炎症状态造成了心脏、脑子以及肝脏的并发症。

中国团队在这些方面，不光是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流行病学特点，也做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 不仅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以及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 并且，把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

目前，中国临床医生做的艾滋病的研究和中国防治队伍做的艾滋病研究，得到了国际国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好的抗艾成绩。

10 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 86%，2003 年 100 个艾滋病病人一年死 22.8 个，到 2014 年下降到 3.1%，2017 年的数字更低。

目前，中国防治队伍做的艾滋病研究已经处于前沿，有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有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

比如，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 炎症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新研究热点，10 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李太生的团队也开始在 10 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开始做尝试。 最近 4 年多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07 邱晨： 医疗科普任重而道远

邱晨是知名辩手，米果文化创始人之一。 从大学开始一直致力于辩论，曾获得过多个世界级辩论赛大奖。

一上台，邱晨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她曾患过甲状腺恶性肿瘤，接受现代医学治疗后，才重新回归日常生活工作当中。 这一经历，使她真正意识到医疗科普的意义。

邱晨之处，如果科普工作做得好，社会医疗资源的消耗就会小很多。 她表示： “我从一个患者、旁观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今天医疗科普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当中开展非常困难。 “

他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难题： 人都是懒惰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药到用时不了解。 想让大众积累医疗常识，难度不在于我们要超越过往的科普知识，而在于要超越那些不断抢占大家注意力的娱乐新闻、娱乐消息。

不见棺材不流泪。 没有常识或者有常识也不愿意去做的年轻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娱乐、工作所挤占，甚至还有996，却依然还那么匮乏健康方面的常识，但这几乎就是没有办法的。

第二个难题： 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经历过病急乱投医的现象。 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去寻找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而那样的方法往往都是错的，甚至不自觉地陷入骗局或陷阱。

第三个难题： 缺失患者关怀

她观察到，当患者的疾病逐渐痊愈的时候，他们虽然感谢医生，但他们更感谢的却可能是售卖健康产品、保健产品的销售人员。 这是因为，在医疗工作者、医疗科普工作者不能提供心灵上的安顿的时候，患者往往寻找那些“不那么光彩”的人。

她最后表示，如果在医疗科普这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上，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商业力量、媒体的力量，甚至包括个人的力量能够参与的话，相信前景非常光明。

08 张猛： 医学新科普点亮健康灯塔

张猛是腾讯医疗副总裁，主要负责腾讯数字化医疗创新项目的孵化，包括医学科普产品腾讯医典、医生服务平台和医疗企业端数字化平台打造。

他在会上发表了《医学新科普点亮健康灯塔》主题演讲，他表示我们处在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发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方法的演进、疫苗的升级、新药物的研发，都在突飞猛进。 但大众认知还是跟不上医学的发展，很多误解依然存在。

在过去几年，腾讯WE大会中有很多医学科学家，分享了前沿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医学突破。 所以腾讯相信，利用科技解决医疗健康问题，是最大的善。 今年，腾讯才正式发起腾讯ME大会，邀请全球最顶尖的医学专家，共同探索生命的奥秘。

张猛提到，普通人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是被动的，只有面临重大威胁才会予以重视起来。 他举了欧洲爆发“黑死病”和流感的例子：

十四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三年内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后来，通过灭鼠、除跳蚤的措施，切断了鼠疫传播路径，人们才从大灾难中走出来； 1918年，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爆发，夺走了超过 5 千万人的生命。 70年代后，猪流感、禽流感也不断出现。 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流感跟普通感冒很不一样，开始逐步接种流感疫苗。

随着今天科技的进步，人们如果主动了解疾病，我们就能获得更健康的生活，拥有更长的寿命。

这表现为，即使我们身处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 发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方法的演进、疫苗的升级、新药物的研发，都在突飞猛进。 但大众认知还是跟不上医学的发展，很多误解依然存在。

比如大家通常以为老年痴呆症没法治、红斑狼疮是绝症、白血病等于死刑、抑郁症不是病。 但对于现代医学来说是不一定的： 提前检测可以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进展； 红斑狼疮正在变为慢性可控； T细胞免疫疗法，让部分白血病可以完全治愈； 抑郁症当然是病，需要采取积极治疗。

大众已经展现出的对于对医学知识的好奇与渴望却面临一条鸿沟，亟待医学科普加以填平。

数据显示，39%的人生病了都会先上网查一查。 但过去，大量的互联网医学内容泥沙俱下，常常是非专业人士将不明来源的资料简单堆砌生成。

一方面，这样的洗稿式科普给大众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有人因为低烧不退，就靠网络知识，自己诊断得了绝症导致自杀。 也有人因为虚假信息，耽误治病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劣币驱逐良币，很多专业医生洁身自好，不愿意通过互联网释放自己的专业价值。

张猛指出，科普是填平前沿医学与大众认知鸿沟最好的方式之一。 所以，在腾讯看来，坚持“专业、体系、易用、开放”是互联网医学新科普的四个关键点。

他在会后的采访中详细解释道，首先科学性和准确性是腾讯医典的第一个追求，在越来越多专家看到医典的影响力之后，主动与腾讯医典合作希望自己医学理念上的东西能够被用户所了解。 目前合作的医生有 3000 多位，合作的两院院士、学科带头人超过百人。

其次坚持能够多样化发展，将通过多媒体化包括短视频、小视频、动画，用各种方式让老百姓或者用户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表示一些艰涩难懂的医学问题；

审核方面用机器学习的方式看了大量医学的专业词汇，让这些专业的词汇不再在大众科普的这些文章当中出现，以及在些文章出现时用让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

腾讯还宣布将与《NEJM医学前沿》联合推出“新疗法·好消息”科普专栏， 希望以专家们讲故事的科普方式，把最新的、硬核的临床诊疗理念和进展，送到用户手边； 联合启动“青年医生短视频科普大赛”，通过丰富的短视频传播，助力青年医生开启医学科普之门。

“多问腾讯医典，健康放心一点”张猛如此说道。

09 最后

前物理学家、现科学作家万维钢曾提出一个观点，当前的“科普”其实有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是科学知识，它们更应该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供大众查阅。

第二境界是科学思想，第三境界是科学本身，它们是在第一境界的基础上，能进一步影响大众的思考方式与认知，并形成独判断的能力，这已经成为欧美科普的主流。

不难看出，从腾讯医典到今天的 ME大会，腾讯已经开始向着第二和第三境界迈进。